中国期货业20年沉浮录(7)

　　亲历这一过程的党剑透露，由证监会期货部主导的“14并3”的过程“非常复杂，其中的利益关系纠葛难清”。

　　党透露，后来解决的一个路径是，以证券牌照作为补偿，即交易所关闭后，证监会同时给一个证券公司的营业牌照，“由于当时大家看到证券公司挺赚钱，而搞期货却无望的情况下，因此就接受了这一方案。”

　　正是借助这一做法，当时成都联合期货交易所变成了天风证券，天津联合期货交易所则摇身一变成了一德证券，而北京商品交易所也成了首创证券。

　　对于此段直接影响中国期货业发展的历史钩沉，党剑认为，从利弊得失的权衡来看，监管层的做法基本正确。

　　“从后来的发展，包括群众基础、当地政府的支持、上市品种的归属等，三家交易所都各取所需，各有所长，如郑州的粮棉糖、大连的油脂类及和进出口相关的品种，上海则是工业品，及今后的金融期货。”党剑称，“另外，按中国国情来观察，保留三家交易所在当时也应该比较合适。”

　　但当时的重典整治存在两个问题：其一是作为政策主导型市场，或者政策调控力度比较大的市场，政府一定要有市场发展的长远规划，而不是在整顿和发展之间顾此失彼；其二，当时对市场规律性的认识有一些偏差，比如认为期货市场对商品价格的上涨有一个推波助澜的作用，但是从现在来看，其实不然，彼时期货其实成为了现货价格上涨的替罪羊。

　　整顿的第二个方面是继续缩减交易品种，由35个减至12个，保留了上海铜、铝、天然橡胶、胶合板和籼米5个品种，郑州绿豆、小麦、红小豆、花生仁4个品种，大连大豆、豆粕和啤酒大麦3个品种。

　　最后是对期货公司进行清理整顿，将其注册资本最低标准提高至3000万元，促进公司之间合并重组，并严控境外期货。

　　随后1999年，国务院先后颁行了《期货交易管理暂行条例》、《期货交易所管理办法》、《期货经纪公司管理办法》、《期货经纪公司高级管理人员任职资格管理办法》和《期货业从业人员管理办法》四个配套办法，由此确立了我国期货市场试点的基本法规体系，也标志着中国期货市场试点结束了盲目发展期，而进入了法制阶段。

　　此轮整顿过后，虽然期货行业风气一片肃然，但由于信心遭遇极大打击，市场发展一时难以复苏，犹如遭遇重疾后的病人，中国的期货市场显得积重难返，面临的是连续数年的惨淡亏损经营。

　　此即常清眼中的“失去的十年”。

　　筹备股指期货

　　2000年12月29日，作为期货行业自律组织的中国期货业协会在北京正式成立，一个由他律和自律相结合的完整的期货市场监管体系终于基本成型。

　　其中，中国国际期货董事长田源当选第一届会长，常清、武小强、彭刚当选为副会长，彭刚则被聘为协会的秘书长。