中国期货业20年沉浮录(3)

　　作为国内最早研究期货市场的理论著作，《期货市场》探索建立中国期货市场以规避商品价格风险的建议终为政府高层所采纳。

　　其后，期货市场研究工作小组分别于1988年4月16日和6月27日在北京召开了两次座谈会，并分别对我国建立和发展期货市场的必要性和紧迫性，以及期货市场具体的试点方案、期货交易组织和运作模式进行了讨论，并形成了《关于期货制度研究报告》。

　　对此，李鹏总理作出了“同意试点，但要结合中国的实际情况来制订方案”的批示。

　　四大争论

　　随着讨论的深入，各方对于国内如何发展期货市场的争论甚嚣尘上，按当时全程参与讨论的期货市场研究工作小组秘书长常清回忆，争论主要涉及四大方面。

　　首先是争议试点品种。为了确定最初的试点品种，期货市场研究工作小组先后邀请了中国人民银行、国家物资总局(后改为物资部)、中国有色金属工业总公司和商业部进行座谈。但令人沮丧的是，彼时，央行以金融是国民经济的命脉，因此以不可能搞自由的期货市场为由，拒绝了田源等人的建议。

　　而国家物资总局和中国有色金属工业总公司也否决了期货市场研究工作小组的提议。其理由与人民银行大同小异：物资关系到国计民生，加入物资流通出现问题，那么中国经济就会出现大混乱。

　　商业部之所以支持期货试点，原因在于其所管的内贸是农产品，而农产品经常是今天买粮难，明天卖粮难，很多问题难以解决，价格亦是暴涨暴跌。因此只能转而求助期货市场。

　　确定粮食期货率先试点后，期货市场研究工作小组要解决的第二个问题是，寻找试点城市。

　　随后，常清等人马不停蹄初步框定了四省区，即分别主张粮食期货的河南、生猪期货的四川、稻谷期货的湖北，及玉米期货的吉林。

　　与此相应，这些省市纷纷根据期货市场研究工作小组的模式，成立了地方的“期货市场研究工作小组”，例如河南省小组的组长是彼时省政府副秘书长杨昌基。杨后来升任国家经贸委副主任。

　　此即为第一项争论。

　　第二个争论之处则是，中国有没有条件搞期货市场。

　　当时，在很多国人眼中，期货市场是市场的高级形式，是发达市场经济的产物。不少部委研究者和学者，包括国家计委都认为，中国不适合搞，因为中国不是发达的市场经济。

　　对此，常清撰文认为，“我觉得这不是条件，其实我觉得不成熟，主要在体制上，不是在物质条件上。期货就是市场经济中形成价格的一种方式而已。”

　　第三个争论焦点则是，许多人对投机的认识存在分歧。

　　国家工商总局当时认为，投机倒把是一种罪名。假如参与者要投机的话，那么工商总局随时可以抓人，如此一来，显然谁做期货，都可以被抓起来，因此搞期货市场就存在相当大的问题。最后，期货市场研究工作小组力主从政策上划定，把投机的作用、实质及国内为什么要利用投机，做了一些理论说明。最终的协调结果是，在国家规定的交易所内交易，国家工商总局不抓人。