可口可乐重返内地被批卖国 万里亲批可以内销(4)

　　无奈之下，可口可乐公司只好请合作方中粮公司帮忙。

　　孙绍金说，当时负责协调此事的同事，以“人民来信”的形式直接向中央领导反映，为了分担风险，中粮主管副总经理朱晋昌也在信上签了名。

　　信中说，北京生产的可口可乐有96%是国产原材料，可口可乐公司供应的浓缩液只占成本的4%。北京内销的可口可乐不仅没有花国家一分外汇，而且通过旅游饭店，还为国家赚回大量外汇。将剩余部分投放市场，一方面丰富市场供应，同时工厂可获得可观利润。

　　这封信辗转几人，送到了副总理万里的手上，在听了北京可口可乐生产销售情况后，万里当即同意批准内销。

　　孙绍金说，万里的意见被批在信上转回给了中粮。

　　随后，外经贸部责成中粮糖酒杂品处代拟报告向国务院请示，并最终获得了中央领导的批示：同意。

　　靠着这份被批复的报告，可口可乐恢复了内销。

　　这个“含有中药味”的饮料，自此开始逐渐为大陆民众所接受。

　　本报记者贾鹏实习生朱柳笛北京报道

　　-新观察

　　从费城到华盛顿，可口可乐的扩张顺理成章；从华盛顿到北京，可口可乐在中国的成功，却是因为赶上了中国改革开放的重大变革时代；三十年在历史的长河里也许只是短暂的一瞬，但三十年对一个企业乃至一个国家的崛起而言，其关键性的阶段历程，也许永远都无法替代。

　　从最初20箱赠送饮料试探性地打开中国市场大门，到当今家喻户晓的中国第一饮料洋品牌，可口可乐在中国的曲折与辉煌历程，创造了一个公司在一个新兴市场飞速成长的神话，这一历程也恰如三十年中国所历经的曲折沧桑及其最终的辉煌经历。

　　了解中国三十年改革开放历史的人们，对可口可乐最初在中国扩张所经历的曲折一定不会感到惊讶———养三只猪是社会主义，养五只猪就是资本主义。在连养几只猪都需要分辨出“姓资”还是“姓社”而进行严格管制的时代，也就不难理解一瓶可乐由“向境外人士销售”转为“内销”，需要由国家最高领导人集体签字才得以成为现实。

　　“帝国主义夹着尾巴逃走了，但夹着皮包又回来了”，这一幽默中包含着讽刺也流露着无耐的俏皮话，正是改革开放初期社会情绪的生动写照。但知难而进，迎难而上，可口可乐最终走进中国，创造了辉煌；同样的，中国自身以理智、勇气、坚韧与毅力拥抱外部世界，也最终从孤立与隔绝中走出来，成就了自己。

　　除经济上的“相互成就”之外，可口可乐带给中国的还有西方休闲饮食快餐文化以及现代化的技术与管理手段，催生、构建与重塑了中国的饮食行业及大众饮食消费方式，在中西文化融合与中国当代商业文明生态建构方面，起到了巨大的推动作用。

　　同时，可口可乐通过积极参与中国的公益活动而成为守法的、受人尊敬的中国企业公民，成为外资企业的一个典范。所以，商业成就了企业自己。

　　商业也改变了中国，而且这种改变是全方位的。仅就社会认识而言，由眼界狭隘到胸襟敞开，这一转变过程本身即是中国开放进程的写照。虽然，我们可以不同意伴随可口可乐进入中国的快餐式饮食消费文化就一定意味着进步，但其商业活动在中国开放与进步历史过程中带来的经济、文化与社会的“激荡”，所起到的具大的、不可替代的进步作用，应该是不可抹杀的。