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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比莉-哈乐黛演唱的《奇异果》不是历史上第一首抗议歌曲，但却是第一首以流行音乐的方式传递重要信息的歌曲。在它之前，抗议歌曲只是作为宣传工具而存在，从它开始，抗议歌曲也可以是艺术了。

一些人选择以一种特殊的方式抗争——歌唱

　　毫无疑问，我们生活的这个世界并不完美，不论哪朝哪代哪个国家，不公与非正义的事都不曾绝迹。有不平则鸣之人选择拿起武器，有人选择拿起笔，还有一些人选择以一种特殊的方式抗争——歌唱。尤其在风云诡谲的20世纪，当抗议歌曲以流行音乐的形式诞生后，成为了最广为传播也最能为普罗大众所接受的非暴力抗争方式。英国著名乐评人多利安-林斯基(Dorian Lynskey)在他上月出版的新书《每分钟33转革命》(33 Revolutions Per Minute)中梳理了整个20世纪抗议歌曲的演变历史，挖掘出深埋在歌声里的故事。

　　多利安-林斯基曾在《卫报》以及多家摇滚杂志上发表文章，《每分钟33转革命》是他迄今为止最重要的著作，全书厚达800页，剖析了流行音乐史上在政治上产生影响力的若干抗议歌曲。在林斯基看来，第一首重要的抗议歌曲是1939年比莉-哈乐黛(Billie Holiday)演唱的《奇异果》(Strange Fruit)，他花了不少篇幅讲述了这首哈乐黛的代表作背后的故事。30年代的美国，种族隔离还是社会常态，虽然黑人的爵士乐让白人听得津津有味，但由黑人担任乐手的爵士夜总会却不允许黑人顾客进入，比如著名的棉花俱乐部(Cotton Club)即是如此。做皮鞋生意发家的巴尼-约瑟夫森(Barney Josephson)偏偏不信邪，他的Cafe Society夜总会不但对黑人敞开大门，而且还把最好的位子都留给他们，而夜总会的名字正是为了嘲笑以作家克莱尔-布斯-卢斯(Clare Boothe Luce)为首的所谓白人精英人士。23岁的黑人女子比莉-哈乐黛是Cafe Society最出名的驻场歌手，她身材曼妙，喜欢在梳得纹丝不乱的黑发里别一朵栀子花。她的嗓音既不圆润也不甜美，动人心魄的悲切感成了她的标签。

　　1939年的一天，担任高中老师的犹太共产党人阿贝尔-米若珀尔(Abel Meeropol)为约瑟夫森演奏了一首歌曲，并询问是否有可能让哈乐黛演唱。之前，米若珀尔曾以Lewis Allan的笔名发表过这首名为《苦果》(Bitter Fruit)的歌曲，写的是南方白人动用私刑处决黑人的惨事，后来改名为《奇异果》。在林斯基看来，“从‘苦’到‘奇异’无疑是一个天才的选择。因为‘苦’表现出一种太过武断的判定，而‘奇异’给人一种莫名、混乱的深刻感觉。让听众有种身临其境的感觉，就像是一个好奇的旁观者，看着远处吊着的人形，然后慢慢靠近，靠近那令人作呕的现实。”约瑟夫森很懂演出效果，也很清楚这绝对不是一首普通的好歌，于是他为《奇异果》定下几条规定：首先，哈乐黛每周三个夜场演出都以此为结束曲；其次，这首歌开始之前，所有服务员停止一切服务；再有，全场灯光熄灭，只剩下一束聚光灯打在哈乐黛的脸上；第四，哈乐黛唱完这首歌后绝对不可“安可”，而是要让这首歌有足够的时间在人们的心灵深处发酵……

　　“南方的树上长着一种奇怪的水果/叶子上有血，树根下也有血……黑色的尸体在南方的微风中摇摆……”当它响彻整个夜总会时，人们停止了交头接耳，放下了杯子，掐灭了手里的香烟。这绝对是一首爱的人爱死，恨的人恨死的歌。喜欢的人，拍手拍到手都红肿，不喜欢的人，听了一半就愤愤不平地离开。当时哈乐黛习惯和Columbia合作发行唱片，但他们不愿意录这首歌，于是她转而找了小型的左翼唱片公司Commodore Records。1939年4月20日，哈乐黛和Frankie Newton的 Cafe Society Band花了4小时将《奇异果》录制成唱片。Commodore的老板Milt Gabler担心歌太短，于是让钢琴师Sonny White加了段前奏。于是在录音版本中，歌曲开始70秒钟后哈乐黛才开始演唱。三个月后单曲发行，不仅成为热门歌曲，也成为爆炸性的轰动新闻，哈乐黛还因此登上了《时代》周刊的封面。《纽约邮报》的Samuel Grafton称之为“一件完美的艺术品，将通常所见的黑人艺人和她白人观众之间的关系颠倒了过来：她就像是在说，‘一直以来都是我在给你们带来欢乐，现在请你们好好听我的。’如果说南方的受剥削者的愤怒之情高涨的话，这就是他们的《马赛曲》。”

抗议歌曲的影响力非同一般

　　《奇异果》当然不是历史上第一首抗议歌曲，但却是第一首以流行音乐的方式传递重要信息的歌曲。在它之前，抗议歌曲只是作为宣传工具而存在，从它开始，抗议歌曲也可以是艺术了。到了60年代，抗议歌曲呈井喷之势，鲍勃-迪伦(Bob Dylan)受民谣歌手伍迪-格思里(Woody Guthrie)影响，尝试用歌曲改变世界。此外，黑人民权运动和嬉皮士的反越战运动在60年代并行不悖，詹姆斯·布朗(James Brown)和约翰-列侬(John Lennon)的歌曲大受欢迎。70年代是灵乐的黄金时期，盲人歌手史蒂夫-旺达(Stevie Wonder)的《Living for the City》唱出了贫民区中人们生活的困窘；马文-盖伊(Marvin Gaye)、柯蒂斯-梅菲尔德(Curtis Mayfield)、斯雷-斯通(Sly Stone)等人用歌声控诉黑人作为弱势群体受到的歧视。雷鬼乐和朋克乐的兴起更是成为无政府主义者专属的音乐。不过，林斯基在书中特别指出，抗议歌曲不仅诞生于摇滚这类原本就有着革命基因的音乐类型中，即便在一些最流行的音乐类型中也蕴藏着愤怒的星星之火，比如迪斯科。Chic乐队的《Le Freak》写的是54夜总会臭名昭著的门卫，《Good Times》则是讽刺美国社会的衰退。80年代的世界笼罩在冷战的阴影下，比利-布拉格(Billy Bragg)这类专事抨击资本主义制度的歌手也应运而生。英国乐队“Frankie Goes To Hollywood”描写“核偏执狂”的歌曲《Two Tribes》曾盘踞排行榜头名9周之久。到了90年代，抗议歌曲的创作呈式微之势，人们回过头去60年代取经，迪伦的《答案在风中飘》(blowing in the wind)被重新唱响，8年前美国对伊拉克发动战争时，这首歌曲反复回荡在反战游行的队伍里。

　　虽然抗议歌曲的影响力非同一般，但许多艺术家并不喜欢为自己的作品贴上这个标签，觉得这会限制他们的创作。曾在1965年演唱那首著名的《Eve of Destruction》的巴里-麦奎尔(Barry McGuire)就提出：“准确地说那并非是一首抗议歌曲，那只是一首关于当前各种事件的歌曲。”对于这个标签的怀疑态度并非毫无理由，批评者会觉得那些都是无聊、粗糙的说教，狂热的歌迷则只顾所谓的歌曲内涵，忘记了音乐品质上的普遍标准。喜欢音乐的人其实都知道，好的动机也可能做出糟糕的唱片来，反之亦然。林斯基认为，评判抗议歌曲如何，首先还是应该从流行音乐角度来看，许多抗议歌曲在艺术层面上同样是杰出非凡的，因为矛盾对立和张力本身就是歌曲流行的良好土壤。因此，最好的抗议歌曲不会局限于某一个特定的时间地点，而应该适用于各种困局，昨天的、今天的抑或未来的。