新浪尚文

　　十三钗们带着本片真正的价值诉求，走向自身命运的深渊，同时走向人性的光明。这不仅仅是西方意义上的人道主义美德，或传统中国仗义助人的情理，更主要的是从她们的舍身取义中表现出一种被“承认”的渴望。

金陵十三钗

　　2011年12月13日，南京入冬以来清冷的一天，侵华日军南京大屠杀遇难同胞纪念馆前，民众自发地举行七十四周年哀悼活动，凄厉的防空警报响彻城市的上空；与此同时，南京大屠杀最年轻的幸存者，出生17天即遭遇浩劫的赵斌先生，因脑组织受损生命垂危。在亲历者几不可寻，彼时敌对国双方就战争性质至今尚未达成一致认识，“世界”已然不同，而在“历史”尚未走远的当下语境，《金陵十三钗》的上映，注定面对诸多复杂、棘手、敏感的问题。

　　设身处地地为导演着想，政治立场一定要站得住，不能伤害民族感情，这些自不必谈；然而，也不能一味激进成民粹主义的吹鼓手，更没法走“文革”样板戏“三突出”的老路子。当然，如果故事太好莱坞，太拿历史当猎奇的材料，还会有人说这是当代文艺界的卖国求荣。如何处理南京大屠杀题材，如同火中取栗，其惨痛、屈辱，以鲜血换来的悲壮和警示，在抗战题材的影视作品并不罕见，然而如何再现与把握，将作品与历史真正有效勾连，而不是被时潮所裹挟，事实上鲜有创新——这其中涉及到诸多力量的博弈，稍不留神便可能惹来满身骂名。

　　建国以来绝大多数此类影视作品，选择以单线条解读为主，在人物的价值判断或行为动因各因素中，选择某一项加以突现。以电影版《小兵张嘎》、《地道战》和翻拍同名电视剧为例，基本都是在突出敌人凶残的同时表现其愚蠢，即便他们装备精良，在游击队战士的神勇和军民一家的众志成城威力下，终究会陷入人民战争的汪洋大海。在这种讲法里，正面抗战的国军、作为援助的西方力量等很少或几乎不可见。近年来出现的一些作品虽然注意到了想象历史的复杂性，或直面史实，或注重普通人战争中的日常生活，或诉诸人性，然而究其根本，或被当下流行文化所改造(且略举几例：职场斗争——电视剧《潜伏》堪为典型；草莽谋略——电视剧《亮剑》、《雪豹》等；长盛不衰的革命浪漫主义——《激情燃烧的岁月》等)，或踏上西方普世价值观(探讨永恒的人性)的老路子。

　　面对并不遥远却也无法真正触及的历史及其遗憾和经验，如何在有效打通历史与当下问题并为后者提供参照，以上两种方法显然都不够完善。

　　在这个脉络上，细看《金陵十三钗》，如果忽略其商业片的票房野心和导演的“国师”身份，从内容、格调上评价，它显然是一部标准意义上的“主旋律”电影，正面表现抗日战争中上至国军下至妓女各色人等的凛然大义和人性之美，使观众接受一次“鲜血淋漓”的爱国主义教育。但导演张艺谋以及编剧刘恒、严歌苓，把故事的展开放在了一座战争纷飞中暂可躲避却并不太平的美国教堂(女学生们都在其中接受过西方教育)，且和小说原作相比多出一位形迹可疑的约翰神父，这就为影片的历史想象加入了另一重价值空间。

　　同样引入交战方之外的第三方观点，影片《拉贝日记》通过德国人拉贝的视角，以他在战火中设立安全区、极力庇护难民的一系列行动，将南京大屠杀依然诉诸一种关乎正义和人道主义的批判。类似地，《金陵十三钗》中约翰起先并不是一位真正意义上的神职人员，然而在一系列惨痛、残忍的事实面前，他人性中高贵的一面被唤醒，放弃安全逃生的机会，从一个只知道找钱的入殓师，转变成为弱者提供帮助的人道主义英雄。

　　在这里，约翰代表的是一种西方价值体系，它不仅在精神上是有宗教关怀和人类契约精神的(约翰穿神父礼服，挥舞红十字会标志)，其次在物质上是现代的、先进的(约翰会修理和驾驶汽车)。依此标准，南京大屠杀中的侵略方日本和被侵略方中国，就在非正义、正义之外，还被蒙上一层先进与落后的评判。与约翰的义举相比，日本兵种种灭绝人寰的兽行是野蛮的。与约翰对机械(科技)力量的应用相比，中国士兵用身体做掩护炸坦克是落后的。因而，在道义上更占优势的中国，想要战胜在装备上更先进的日本，只有依靠彼时两方面都走得更远的西方力量，并寄希望于未来。而未来，在影片中被赋予一群柔弱但坚韧的女学生。她们都接受过优秀的西方教育，但她们毕竟尚未成年，类似中国近代发育不全且饱经磨难的现代化，因而需要保家卫国的军人、充满正义的西方友人，甚至本国富裕的亲属和低贱的底层一起奋力保护。

　　从单纯的人道主义出发，每个生命都应该被平等地尊重和爱护，有西方宗教信仰的人更不能轻易结束自己的生命——然而面对女学生们集体自杀的选择和妓女们打算挺身而出替她们赴死的决议——此时的约翰犹豫了，一边是烟花女子，一边是纯洁女孩，究竟应该如何选择？在教会长大的孤儿陈乔治，选择保护女孩们，他说除此之外我们还能怎么做？而约翰最终也接受了妓女们的提议——无论彼时中国未成年且接受西方教育的男性，还是西方的成年男子，虽然充满无奈和痛苦，他们还是将希望留给了更具有现代知识的教会少女们。

　　此刻，如果要在一场类似群像戏里找出主角，十三钗们带着本片真正的价值诉求，走向自身命运的深渊，同时走向人性的光明。这不仅仅是西方意义上的人道主义美德，或传统中国仗义助人的情理，更主要的是从她们的舍身取义中表现出一种被“承认”的渴望。

　　这些秦淮河的香艳女子，本身便是彼时中国社会弱者的典型。一方面，她们被古老的男权政治压迫，侮辱调戏，丧失尊严；另一方面，又被当作商品，在经济逻辑中购买、消费，贬值。她们既会弹琵琶唱江南小调，又身穿彼时最时髦的吊带丝袜、束身内衣，玩麻将也玩扑克，是传统与现代两种文化共同的产物，但同时在两种文化内均未得到认可。豆蔻年华的妓女豆蔻，为了给长得像自己弟弟的伤兵王浦生弹一首曲子而去找琴弦终被日寇虐杀，十三钗们除了悲痛多少觉得不值，甚至为她的天真幼稚和类似憨劲儿的执著而因惋惜生愤懑——怎么就为此断送性命？她因命运坎坷和地位低贱，长久以来被人们当成玩物，进而她的情感和情操也被忽视，以至与她同命运的姐妹们在悲剧发生之初亦未联想到豆蔻行为背后的道义价值。所谓“商女不知亡国恨”，所谓“婊子无情”，她们的情感及其作为推动的行为表达，在传统的中国社会被长久扭曲乃至刻意漠视。

　　顽强抵抗的李教官，战死沙场尽显军人风范；“二流子”约翰在穿上神父礼服之后，身份随即转换；陈乔治始终坚守英格曼神父遗训，作为守护者愿意为女孩子的安全付出一切。他们都恪职尽责，在各自价值体系中得到认可，而十三钗们最终想要通过一桩“惊天动地、轰轰烈烈”的大事所获得的，正是这一被承认的存在感。

　　军人需要被承认为军人，父亲需要被承认为父亲，青楼女子也需要被承认为非无情之人。正是由于《金陵十三钗》中人物对被承认的渴望和追求，影片突破单线条模式，在国仇家恨和人道主义以及国民性反思之外，开辟了另一个历史想象空间。从这个意义上说，这也正是当今中国面对世界的文化情境，在历史的漫长暴力中去污名化，不仅把“南京大屠杀”讲述为普遍性的人类灾难，更是把中国的创痛与经验讲述为普遍性的中国道路。以血为弦，这是怎样沧桑的深情，说与诸公听？

　　(作者系华东师范大学传播学院博士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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