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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谭恩美的故事和她的脸一样，一个华裔后代在美国，用英语书写东方文化。她的成名作《喜福会》曾经连续八个月登上《纽约时报》畅销书榜，至今已卖出超过500万册。

谭恩美的脸让人过目不忘。上挑的眉眼加上一抹红唇，

　　谭恩美的脸让人过目不忘。上挑的眉眼加上一抹红唇，那是西方人眼中花木兰式的容貌，装点上美国式的热烈和张扬。

　　谭恩美的故事和她的脸一样，一个华裔后代在美国，用英语书写东方文化。她的成名作《喜福会》曾经连续八个月登上《纽约时报》畅销书榜，至今已卖出超过500万册。

　　谭恩美的《喜福会》以四对华裔母女的故事为主线，讲述了她们背后几个家族在近百年的岁月中从大陆到美国的变迁，在书的扉页，她写道：给我的母亲/且谨以此纪念她的母亲/有一次您问过我/我将留下怎样的记忆/喏，就是这本书，还有这以外的很多很多……她曾经和母亲关系紧张，被母亲用刀架在脖子上，被迫屈服。但最终，她理解了母亲的一生，那些旧时代的痛苦，还有永世摆脱不了的文化冲突与自卑。

　　在谭恩美的书中，母女关系是永恒的主题。在《喜福会》的开头，一个女人带着天鹅背井离乡，过江越海，直奔美国。但最终，走出移民局后只剩下一根羽毛。没有人能看出来这是什么动物身上的，但是女人保留着它，因为她希望自己的女儿，能够在美国变成漂亮的天鹅。对于每个第二代移民来说，这都是无法摆脱的期待与命运。

　　谭恩美曾经被这样的寄望折磨，而现在，这些已成为她得以高飞的羽毛。

　　童年与死亡

　　如果你有一个我那样的妈妈，有一个我那样的童年，你也一定会写作。

　　我的妈妈习惯性地把死亡挂在嘴边，以此来威胁所有与她意愿相违背的事情。别的妈妈让孩子过马路注意安全，会说小心车，甜心；我妈说的是如果你不看车，你的脸就会被车轧成比目鱼。我6岁的时候，她曾经带我参加邻居家一个叫蕾切尔的女孩的葬礼，她指着棺材里那个直挺挺的孩子警告我：如果你吃水果不洗手，就会变得和她一样。

　　我是非常叛逆的。我的妈妈常常教育我，你怎么能这么想呢？我还没教你呢。我曾经吸毒，还进过监狱。父母曾经希望我能成为一名医生，但是我从小就喜欢读书，这是我觉得最自由的事情，可以选择想读的书、读书的时间和地点。我的爸爸去世后，我觉得没有必要为了取悦他而继续学医了，所以遵循自己的愿望开始写作。

　　在我16岁那年，我的爸爸和哥哥相继因为脑瘤去世。妈妈认为我的家庭受到了诅咒，就希望带我搬到其它国家消除这个诅咒。我们去了瑞士，她发现我和一个德国男人谈恋爱。她气坏了，摔上门，拴好，并用钥匙锁上。她把我推到墙边，举着切肉刀，就在那时，我看见了刀光一闪，刀锋距离我的喉咙只有一英寸。她的双眼像野兽一样放光，凝视着死亡，我甚至能感到她呼出的粗气。这场对峙持续了20分钟，最终我崩溃了，我大哭着同意和男友分手，央求她把刀收回。

　　对于妈妈来说，她有的时候会采取一种高压的方式，认为这样才能够使我远离危险。她说千万不要先亲一个男孩，不然男孩把你抛弃了，你就会自杀了。这就是中国人的个性。即使在美国的环境当中，我妈妈就是这么想的。

　　我也是慢慢才理解她的，这个过程并不容易。父亲死了，她没了依靠，接着哥哥又死了，在这样的打击下，谁能不崩溃？而且离开美国，到了瑞士，身处陌生的国家，不能享受当地的福利制度，不会说当地的语言，孩子们不听你的话，一切看起来好像受到了诅咒。所以我离家出走，变成吸毒者，跟一个疯狂的男人怀孕，她才会拿刀子逼我。

　　妈妈病逝前，从加拿大打电话给我说：“我知道我伤害了你……我做了可怕的事情。但现在我记不得做过什么了……我只想告诉你……我希望你能忘记，就像我已经忘记了一样。”我听到她的那些话，心里真是很高兴，多年伴随的阴影散去，心灵上伤口一下就医好了。我们已经终于能够彼此了解，并深入理解对方。

　　成长过程中，我知道很多事情不是我所能控制的，比如我爸爸和哥哥的死亡，我朋友被杀害……我妈妈一辈子都生活在悔恨中，她不能原谅自己，她把所有的不幸都归结于自身，但实际上，爸爸和哥哥的病是不能怪她的，我现在的病可能会导致我无法行走，但这和妈妈毫无关系。

　　人生总不能只在悔恨和痛苦中度过吧？我在第二本小说《灶君娘娘》里说过，如果我们不能改变生活，就可以改变态度。我曾经觉得自己实在太倒霉了，但再想深一层：有多少人可以像我这样交上这么多坏运却平安无事？这么一想，就觉得自己简直幸运得难以置信。但我妈妈不同，她试图改变两者，所以她活得很辛苦。

　　我的拯救者

　　我觉得书籍和写作是我的拯救者，把我从悲剧中救了出来。我8岁时开始写作，我当时给朋友写信，因为我给他们总有很多东西要写，比如我到了一个新的学校，见到很多不同的人物，比如红头发等等，有时候写出来是让朋友们感觉到非常有意思。我想这是我最早的一种创造性的写作。我们从来没有过度假，我只是到夏令营去上学，写作对我来说就是一种逃避现实的做法。

　　后来写作让我得以更加了解我的妈妈和她过去的生活。我每天花很多时间写小说，很累，我在发现一些事情的时候，有时会高兴有时会哭泣。我并不是有那些虚幻飘渺的幻想，实际上我是在描述母亲那一代人的生活，比如我妈妈原来是妾，这是社会所造成的，我需要从另外一个角度看她。

　　我一生中大部分时间，都在一点一滴地发掘有关妈妈和家人的事情。当我发现妈妈结过婚，不光我和我的兄弟们是她的儿女时……这些事实对你们算不了什么，不过，对我来说，我对她的看法彻底改变了。

　　我妈妈是我小说的第一个读者。当我开始写小说的时候，妈妈读了第一部分，她说感到非常骄傲，她甚至从没对我说过这句话，“你怎么写得出这些”。当我写一个女性的故事时，妈妈说就像写她的母亲，妈妈告诉我，她的母亲死了丈夫，非常伤心，然后她说要再次嫁人了，嫁给一个富有的男人，她说一切都会好的，然后她就死了。我改写了这个故事，因为从小说的角度看，这并不是一个好故事，并不有趣，我于是把这个故事改写了。妈妈读了我的东西后说，“你怎么知道事情是怎么继续下去的？”我妈妈的人生有太多的坎坷，她读我的东西时会哭，她说每个读这本小说的人都会知道她受了多少苦难，然后她说：“好吧，讲出这个故事吧”。

　　我讲故事的风格与我妈妈有关。在我小的时候，我会问她，我的家人到底发生了些什么，她会这样告诉我“哦，1941年我儿子死了”，但是也许有一天，她会把你抱在怀里，把故事的很多细节告诉你：名字，我父亲所在的位置，她所在的地方……她记得每一个细节，让你觉得你就在现场，那就是我从我妈妈那里学到的。如果你运用你的想象写下来，那些画面，那些痛苦，便会更加充满色彩感，更有细节感。

　　中国之行

　　我第一次来到中国是在1987年，当时我35岁。

　　那次是为了完成一个梦想。在那之前，我妈妈生了一场重病，我以为她将要死了。以前，我和妈妈的关系并不好，每次，当她讲起中国经历时，我总不想听。为了保佑妈妈，我向上帝发誓，会多了解她，只要她活着。上帝保佑，妈妈活下来了，所以为了还愿，我陪妈妈来到中国。那是一次很好的了解我自己和妈妈的机会。我和妈妈一起待了三周，而在过去的20多年里，我们在一起的时间，不超过几小时。那次中国之行，最重要的是，我终于明白自己是美国人，也是中国人，发现自己属于那段历史，这是我在美国历史中感受不到的。我喜欢历史，历史和发生的一切都相关，你可以从中看到变化，那就是历史，是对行为、目的和后果的见证。

　　在我的想象中，上海应该是我的小说中描写的那样，处在20世纪三四十年代，那个年代对妈妈影响很大，也影响了我。但是事实与想象完全不同，1987年的上海对于我妈妈来说同样非常陌生，因为我妈妈离开上海的时候，她的家族是非常富有的，她的家族在“文化大革命”中受到了迫害，后来我叔叔平反，他是一个非常具有理想主义精神的人。

　　我见到了我同母异父的姐姐，我们的脾气都差不多。我的一个姐姐说，她年轻时，想当作家、演员，但在那个年代，她们没有选择。她说如果还有机会的话，她会写作，就像我现在这样。我的姐姐们更熟悉中国习俗，比如付账，在中国，大家抢着买单，但在美国，一般只请一次，以后就各付各的。

　　我看到中国人都穿得非常保守，我的姐姐穿得灰灰的，我当时穿了一条紫色的裙子，上面还有很多珠宝，长头发。很多人都盯着我的丈夫，实际上他们是想盯着我，因为我外表是中国人，但穿得不像。我当时来中国的时候，很多人觉得我是中国人不想放我出去，这是我非常担心的。我妈妈跟我说，你在那边别到处走，因为所有人都知道你不是中国人。我想有的时候你找不到北，你需要在你的文化当中找到自己的定位。

　　经过一段时间之后，你会意识到不可能说你一半是中国人，一半是美国人，因为每个人都是流动、变化的，而且放在不同背景下会有不同结果。所以我来到中国之后，我和我的姐妹会聊你是长胖了还是瘦了，这是非常中国化的。但是在美国我们就不这样，在美国每天日常的生活中你都会意识到你是一个纯正的美国人。

　　我是一个美国作家

　　我喜欢过去的事情，过去的事情从上一代传到下一代，即使你认为你已经把他们摆脱了，但其实你身处他们的影响之中。中国主题究竟还能写多久，我也不知道。我不在意自己的身份，我只是试图理解我的亲人们动荡的经历和生活。

　　美国人过去谈到我，总是使用“美籍华裔”这个字眼儿。我曾是《美国最佳短篇小说》的编者，每年出版社都会把该年度的小说集中起来，最后由一个作家来选出最好的20个短篇小说。我发现，我那次只选择了一个华裔作家哈金的小说。

　　我虽然是华裔，但我是一个美国作家。如果你是一个美国作家，即使你是中国人、印度人、意大利人或阿拉伯人，你依然是一个美国作家。文学就是文学，人们把我称为美籍华裔作家并没有伤害到我，事实上我因此受到了更大的关注。如何定义美国人、中国人以及美籍华裔这些概念，每个人的定义都不同，甚至有点困惑。但我自己认为，我就是一个作家。

　　我从小就认为自己不是中国人，妈妈常对我说：“你对中国一点都不了解，不会中文，根本不懂中国人。”所以当我写关于中国的书时，我想没有人会认为我是中国通。当我写《喜福会》时，也不期望中国读者会读到它，当知道我的书在中国出版时，我感到很荣幸，但同时也很担心，中国读者会不会说“她不是中国人，她不了解中国人的生活”？当我说自己是中国人时，尴尬的是，我的中文说得很差。

　　我并不想代言美国文化或者中国文化，这不是我写作的本意。对于任何作家来说，最大的挑战就是要专注于自己的作品，不受任何干扰。

　　小时候我喜欢画画，一直想当画家。还想当雕塑家，用双手创作作品。其实写作也一样，孤独地工作，用文字塑造思想。我不是一个好的水彩画家，因为我在开始写作的时候，就知道自己要什么，我是一个塑造故事的雕塑家。

　　一部小说价值的大小往往取决于其中蕴含的问题。比如说什么是爱？什么是遗失？什么是希望？回答这3个问题可能要耗尽一生。我的故事是一种答案，你的故事是另一种答案。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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