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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哈金 　美籍华人。作家，诗人。著有诗集《沉默的间歇》和《面对阴影》，短篇小说集《词海》，长篇小说《池塘》《疯狂》等。曾获福克纳奖、美国国家图书奖等多种奖项。

　　□书评人 阎连科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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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无论哈金身在哪儿，我都是把他视为一个很有素养的中国人——一个深懂“人”与“爱”的中国作家。因为在他几乎全部的创作中，无论用何种的语言书写，那文学脉管中流淌漫浸的都是中国经验、中国文化殷红烫热的血浆。

　　用两天时间读完他的最新作品《南京安魂曲》，合上书页之后，中午我没有吃饭，因为他那巨大的创作还原能力，让我无法摆脱小说中的人物、事件和战时南京女子金陵学院中悲怆、凌乱的场景和画面。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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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那些大街小巷中走来走去、随时随意强奸中国女人的日本军人的脚步所带起的尘灰和中国的老人、孩子、妇女，为了活着的哭求与苍冷黄瘦的面容，在哈金的笔下，被还原、转化为上世纪中国最黑暗时期的一幽温暖的光明和光天化日之下人性最为暗黑的深不见底的魔洞。

　　“挂在树上的人头”、“横在路边的死尸”、和“走在城郊路上被踢出来的砍断的人腿和手臂”，这样森森的事件和情节，哈金都没有以其控诉之笔去书写和渲染，而是在他平静、朴实和充满着文学暖意的叙述中，力求做到还原至“本来”，不让自己激荡的内心在他的叙述中走进走出，言说论议。

　　“还原”成为《南京安魂曲》中的文学要旨与艺术高求，乃至于当时南京街道上的树、小店中的菜和人物穿戴的衣物与鞋子，都带着文化历史的印迹在这部小说中从容地布排和展开。

　　“一个日本鬼子把我的铜顶针一把扯走了。他一定以为那是个戒指什么的。那个笨蛋，差点儿把我的手指头弄断了！”

　　在无数可怕、恐怖的场景中，又处处自然遍布着这样的穿插和描写，宛若寒冬中一棵巨大苍冷的枯树上，无处不有的在风中挂摆的秩序而零碎的枯枝。

　　南京大屠杀如此宏大的题材，在《南京安魂曲》中变得舒缓、细碎而有节奏，那对“本来”的还原，也因此如同连凡·高也使用的“点画”技巧一样，一点一滴的集结起来，恢复了那段历史的尘封之卷。

　　同时，这幅长卷也成为了如同西班牙大画家戈雅的不朽之作《黑色绘画》的文学卷宗。从而使那段人类最黑暗的历史，在哈金的笔下，得到了文学最为恰切的叙述。

　　这也就再一次证明了当“还原”成为艺术的境界时，“还原”就有着无可比拟的力量和真实。再一次证明，从某种角度去说，文学的一切都是“还原”时，哈金罕见的笔力、功力和文学造诣力。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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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南京安魂曲》如果仅仅停留在“还原”上，那么，这部作品就不会有今天博大的魂灵和文学精神的深邃内核。也许是哈金的命运和身份注定了他的写作一以贯之的对人和人性不断的苛求与探索，从而透过凡常而人性的视镜去传递暖意和博爱的神圣与伟大。

　　在《南京安魂曲》中，小说的故事显得浅淡平实，就是有跌宕起伏之处(如叙述者安玲和丈夫耀平及成为日军医务人员的儿子浩文一家人的生死纠葛)，也被作家有意简化为一种战时的必然与日常，摆脱了长篇小说对故事戏剧化的惯常依赖，从而使作家可以专注于人物和博爱思想的写作与传递——这是《南京安魂曲》和哈金写作中的超常和不凡。

　　而且，这种作家对人和人物的爱、对人物那种因宗教而必然的对人和人类的博爱，在小说中成为最为寒冷的人世的一炉火光，最为黑暗世界中的一点光明。

　　明妮·魏特林，这位金陵女子学院的负责人、“我”、贝拉和书中大大小小、有名无名的中国人，外籍人，他们都遵循着人之所以为人的一个原则，那就是人在寒冷中彼此有暖，在黑暗中彼此有光。

　　这样一种深刻、简朴的关于人性与爱的信条，成为了小说故事背后、深处的一条巨大的河流，平缓地流淌。

　　而且，关于世人和人世暖意、人世悲悯的博爱思想，作家又是那样地放下自己一个传递者的姿态，永远地记住自己只是“写作者”，而非“传播者”。

　　正是这样对自己写作地位的明确，作家也才可以把握和写出筹建金陵女子学院的美国人贝拉在金陵女子学院住满了妇女、儿童和少数男性中国败退的军人时，她才可以说出：“我最担心的是，安全区里假如有一个中国人，为了自己的妻子或女儿遭到强奸，而杀了一个日本兵，整个中立区就会遭到血洗。那样，我们的救济工作就全部泡汤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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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一方面，是博爱的巨大，另一方面，是爱的局限；一方面是宗教的光明与神圣，另一方面是凡人尘世在世俗中的黑暗与人性的弱点。这样局限中的矛盾、光明中的黑暗和寒冷中人性炉火的映照，成为《南京安魂曲》悲悯、博爱思想靠岸的码头，从而让小说中“感谢上帝，这里还没有一个中国人敢杀日本兵”这样令人揪心、悲痛的描述。

　　也正是这样的描述，才使得《南京安魂曲》摆脱了故事传奇的束缚，而成为了一部有着巨大的悲情、博爱和超越着故事、历史、事件、人物的文学意义。

　　《南京安魂曲》是写给那些懂得爱和渴求爱的人，而不是写给那些渴求故事传奇的读者们。

　　这是证明着作家的灵魂有多么温暖的作品，同时，也在证明着，在递向伟大的写作中，技巧、技术和语言的花哨，并不一定比一颗质朴的心灵更重要。

　　也正是如此，在读者和文坛都慎言“伟大”之时，我也才敢于并冒险地把“伟大”一词，敬献给哈金的《南京安魂曲》。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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