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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拜患自闭症的儿子所赐，这个夏天，曾经的文学少年、文学青年蔡春猪出了人生第一本书《爸爸爱喜禾》。

　　蔡春猪本是中产阶级，孩子喜禾查出患有自闭症后，他才意识到，所谓“城市中产”的生活其实不堪一击，社会新闻里任何一条掉在头上，就会让人跌入谷底。蔡春猪把自己看到的喜禾，和对喜禾的揣测写成了“笑泪录”：《爸爸爱喜禾》。 

　　拜患自闭症的儿子所赐，这个夏天，曾经的文学少年、文学青年蔡春猪出了人生第一本书《爸爸爱喜禾》。

　　书分上下两篇，上篇“爸爸篇”，下篇“喜禾篇”。“爸爸篇”的每一段都以“@爸爸爱喜禾”开头，那是蔡春猪在新浪微博的用户名，他把自己在不同时间、不同心境下，以得自闭症的儿子喜禾为话题写的微博连缀在一起，俨然一部老爹“笑泪录”。“喜禾篇”以喜禾视角，打量周遭世界。那是父亲对儿子的揣测，也是一个星球对另一个星球的揣测。

　　父亲把残酷 / 柔软、悲伤/ 幽默、小奸小滑/大智大勇勾兑在短短140字内。与父亲的饶舌相比，“喜禾篇”里的喜禾更像一个我行我素的沉默智者。

　　几位以幽默见长的名人，崔永元、蔡明、刘仪伟高调为蔡春猪薄薄的小书作序。崔永元以一个“抑郁症叔叔”的身份跟他“交的惟一一位得自闭症的朋友”喜禾惺惺相惜。蔡明则赞美蔡春猪：“命运露出獠牙，小蔡却把它当作一个微笑。”

　　所谓城市中产其实不堪一击

　　命运是春天即将到来的时候露出獠牙的。2011年2月2日，穿着量身羽绒服，从凌晨两点开始在北大留园挂号排队，蔡春猪和妻子等来的是一纸“判决书”：2岁的喜禾患有自闭症，病因不详，医治无方。

　　回家路上，70后蔡春猪从80后郭敬明的文字里找到最大共鸣：悲伤逆流成河。车厢太小，他哭的时候，妻子不哭，他的哭声一停，妻子的哭声立刻续上。岳母的怀里紧紧抱着喜禾，除了一句“给政府添麻烦了”，这位三八红旗手、优秀共产党员出身的老人便一言不发。老人这么淡定，可能因为她对病痛早就习以为常。喜禾的太姥姥是躺在床上六七年的植物人，因为医疗关系在东北老家，在北京照顾外孙的喜禾姥姥经常要像扛着植物一样扛着老娘在东北和北京之间往返。

　　“我做错了什么，老天为什么这么对我”之类的天问，把蔡春猪折磨了两天一宿。在此之前，蔡春猪一直觉得老天对他不薄：职高没毕业的他一样可以在文化行业找到工作，杂志社编辑、电视台撰稿人、影视剧编剧都干过，在北京买了房买了车。老天爷突然翻脸，发懵之余，蔡春猪在一团漆黑中看出一个道理：所谓“城市中产”的生活其实不堪一击，社会新闻里任何一条掉在头上，就会让人死死跌入谷底。

　　无力、恐惧、愤怒，一个一个找上门来。医院变成了人民法院，只有诊断，没有病因，没有治疗方案；专家变成了指路神仙，什么药方也开不出，只能罗列几家康复机构。公开渠道能够检索到的自闭症信息那么少，几家有名的康复机构大多由自闭症患儿家长自己开办。

　　在一团漆黑中憋了两天，蔡春猪觉得自己要爆炸了。半夜，他爬上微博，把自己之前所写的一条条删光，把用户名从“中戏女生有毒”改成“爸爸爱喜禾”。对蔡春猪来说，改名和删帖无异于“剃发明志”：生活就此断裂，自己的命运从此跟儿子紧紧绑缚在一起。

　　儿子患上自闭症的微博陆续发出来。粉丝里的熟人不敢相信；粉丝里的陌生人纷纷抗议：我们又没关注这个自闭症爸爸，怎么老让我们看他的微博？愤怒的粉丝不知道，这个面带苦相的“自闭症爸爸”就是原来爱发荤段子，爱抖麻辣包袱，爱嘲笑别人生活的“中戏女生有毒”。

　　第一条微博忧伤；第二条微博叫屈；第三条微博，蔡春猪已经站稳脚跟，开始绝地反击：

　　为什么会这样？我做错了什么？我一直在问，不停地问。没谁肯放慢脚步跟我说句话。一个抱小孩的妇女看到我痛苦如此，走到了我身边，轻轻地问了句：“先生，要发票吗？”

　　蔡春猪慢慢找到了自己学做“王小波门下走狗”的百无禁忌，他调笑自己，调笑儿子，调笑老婆。一个季节还没完，他已经嚣张地期待下一季：夏天快点到来吧，我就可以带儿子去游泳池小便了。

　　不愿收听自闭症家属苦情道白的微博控们，慢慢被蔡春猪吸引住目光。粉丝的数量每天都小批量地稳步增加，“最初六千个粉丝，真是一点点攒起来的。”蔡春猪回忆。那些惹人发笑、凝聚人气的微博很多是在烟头的红光和电脑屏幕冷光的辉映下，从忧伤的蒙古长调或木卡姆中蹦出来的。“怎么可能不忧伤呢？我只是把忧伤换一种方式说而已”，把“冒犯”当作一种人生态度的蔡春猪说。

　　肯定有一个人比自己更绝望

　　自闭症患者家属有一个神秘的圈子，要在里面混很长时间，才能打听到一些有用的信息：哪里有聚会，哪里有讲座，何日何方专家到京……在一家康复机构，蔡春猪第一次看到那么多自闭症患儿，其触动正如他第一次去川西木里看到满天繁星。

　　他看到有一个父亲忍不住对孩子大打出手；一个女人被一个五岁的孩子牵着，在各个房间“找妈妈”——其实那个女人就是孩子的妈妈；他在一个角落发现一地烟头，他猜一定有一个人在那里蹲了很久，而这个人一定比自己更绝望。

　　好友刘仪伟帮蔡春猪约了一个饭局，饭局的参与者有自闭症题材电影《海洋天堂》的导演薛晓路，《海洋天堂》的原型、26岁的自闭症患者和他的母亲。饭桌上，健康的成年人聊了一个与性有关的话题。这位患者不会说整句话，只能偶尔说一两个字的，他突然不断地重复：“性……性……性……”

　　“他可能懂一点点，但又不会表达。”蔡春猪注意到，当时所有人都无比尴尬，滑稽而心酸，眼睁睁看着生命被禁锢在看不见的枷锁里，想笑又不敢笑。他不禁问自己：喜禾的未来在哪里？他才刚过两岁，就已经每天都在蹦极：吃带皮的香蕉；跟小狗一起在垃圾箱里捡鸡骨头；吃烟头；吃狗毛；把玻璃器皿砸碎，把书撕烂，一条条塞进嘴巴里。

　　数据显示，一旦孩子被确诊，大多数自闭症患儿的家长有一方不得不离职；有20%到30%的父亲抛下患儿和妻子逃跑。蔡春猪也有一走了之的念头，他曾在微博上幻想：(喜禾)喜欢独自一人玩，不让我管，我远远落在后面，偶尔瞄一眼看是不是有人起歹意……如果有人拐走他，回家我就跟老婆击掌：“噢耶！”他嘴这么说，脚却被牢牢地钉在原地。

　　蔡春猪不想窝窝囊囊地原地待命，他在微博中说：“我这么高调地公开自己的儿子是自闭症，确实很矛盾。很多人都不愿意把自己的儿子推到前台。我想试试，看结果会如何。不好，就再往前推他一把，推到坑里去。”——翻译成大白话，这三句的意思是：与其藏着掖着，不如大大方方地把喜禾带到人群里。

　　“忍”有几种写法

　　喜禾去过很多地方。他坐地铁，去动物园，参加音乐会，去游泳池游泳，跟妈妈一起去机场接爸爸……每天下午跟爸爸下楼取报纸，是他的例行安排。爸爸在前，喜禾在后，喜禾身后跟着一条小狗，别的孩子聚在一起玩闹的时候，父子一行像遗世独立的人从楼群中走过。喜禾爱抠地上的小广告，爸爸蹲在一边陪着，路人用奇怪的眼神询问，爸爸上来护驾：“我的电话号码给写在上头了。”

　　如果喜禾是健康的孩子。蔡春猪有很多远大的目标：儿子绝不上重点小学，不报兴趣班，但他要学会幽默，会做匠活——说不准哪天去女友家这门手艺用得着，修个桌子腿，在老丈人那里得分会不少；他应该热爱小动物，这样他不必等自己长大变老就能体会生老病死的奥秘；七八岁的时候，他应该可以独自出门远行，北京、湖南爷爷家，东北姥姥家没他不敢去的地方……可确诊为自闭症后，喜禾原本可以很大的世界变得很小很小，许多扇门都在他面前砰地关闭，其中就包括幼儿园。

　　公立幼儿园面试这关就过不了，铁面无私，没留半点缝隙。父母为喜禾找了一家很小的私立幼儿园。上了两天学，老师小心翼翼地建议：最好带孩子去医院检查一下。第二天，喜禾没上学，父母也像逃学的孩子。第三天，父母老实向老师承认：喜禾有自闭症，完全没有想到老师会说：“既然喜禾是个特殊的孩子，以后我们要给他更多关爱。”那是喜禾被确诊后，蔡春猪夫妇从社会里领受到的第一丝暖意。

　　尽管在幼儿园、在家，喜禾都是独行侠，他喜欢长时间凝视空气中的微尘，但他也经常以自己的方式给人惊喜。他能准确说出电话键盘上的每一个数字；去动物园玩的时候，他出其不意地主动喊出了“开心”。

　　爸爸在喜禾的小手腕上写了一个大大的“忍”字。蔡春猪不想告诉喜禾关于坚忍的沉重道理，他只想跟儿子开一个县城古惑仔的玩笑。蔡春猪自诩为“县城青年”，留长指甲、在胳膊上写“忍”字，是他十几岁时县城青年的时髦。在那个年纪，蔡春猪获得最初的文学启蒙，渠道有两个：几本五四新文化运动时期的小说——那几乎是县城图书馆里文学藏书的全部；除第一期外，1987年全年的《人民文学》——书是附近电视大学搬家的时候，蔡春猪去捡垃圾捡来的，他看过很多遍，至今记得刘震云的第一篇小说就在其中发表。

　　蔡春猪也曾幻想过，如果喜禾不是生在北京，而是在家乡，那确诊的路将会更加曲折：孩子两岁，做妈妈的发现有些不妙；到了三岁，更不对劲，去县城医院，胡乱开了点药，根本不管用，爷爷奶奶开始找仙姑；结果更严重，耽搁半年去省城，省城没有把握是不是自闭症，把家长支到北京，在北京东转西转，最后找到最权威的北大六院……六岁之前的黄金治疗期已经被耽误得所剩无几。

　　但即使现在身在北京，病也没得可治，只不过能更早领到判决书。

　　喜禾的妈妈已经辞职了，蔡春猪现在是五口之家惟一的经济支柱，现在他自己能挣钱，出书也是为了赚点小钱，给喜禾换点治疗费，给家庭换点生活费。他暂时还不需要向政府伸手——他有自己的自尊，如果能自救，绝不会向别人伸手——“但政府该做的事情实在是没有做。”比如：凭什么公立学校不收自闭症孩子？