新浪尚文

　　和严歌苓的很多小说一样，《赴宴者》甫一出炉，也被电影导演看中，买下版权准备改编成电影。但是，直到版权过期，这部讽刺荒诞现实的片子也没拍出来。如今，另一家影视制作公司版权又看中了它。但结局怎样，严歌苓并不乐观。

曾梵志作品《2001，最后的晚餐》

　　“现在，每个人每天应该问问他自己做了几件真事，说了几句真话，不要再问他说了几句假话。已经到这个程度了，我觉得很可怕。”

　　中国周刊记者  邓艳玲 北京报道

　　和严歌苓的很多小说一样，《赴宴者》甫一出炉，也被电影导演看中，买下版权准备改编成电影。但是，直到版权过期，这部讽刺荒诞现实的片子也没拍出来。如今，另一家影视制作公司版权又看中了它。但结局怎样，严歌苓并不乐观。

　　“事实上，我写的那个宴会虫是装得最浅层次的，甚至可以说他是最无辜的。其他人的装比他恶劣，也比他危害大多了。”

　　尽管距《赴宴者》的写作已经过去了五年，和《中国周刊》记者提起自己在2006年写的这第一部英文小说，严歌苓依然谙熟小说中的每个细节。《赴宴者》英文版2007年在美国、英国等国出版，中文版2009年出版。

　　《赴宴者》的故事发生在当代的中国，主人公是一名下岗工人。他去一家五星级的酒店应聘当保安，却被误认为是记者，糊里糊涂地被拉着去参加了一场新闻发布会的宴会。

　　在宴会上，他不仅品尝到了生平从未吃过、从没听过的山珍海味，而且还得到了一小笔车马费。于是，吃宴会成了他的正经营生。他以冒牌“记者”、“自由撰稿记者”的身份整天周旋于各大新闻发布会的宴席上，领取车马费，成为了一个名副其实的“宴会虫”。

　　他戴着假面，一边在宴会中闷头暴食各种美味，一边歪打正着地与社会各界人士，如官二代、艺术家、厂长、地产商、农民、妓女等人相识，并得以看到这些人在饭桌上以及饭桌后的各种表现：房地产商建房卖房坑蒙拐骗；农村恶霸贪赃枉法，陷害农民无法无天；艺术大师被权钱包围迷失自我；按摩女郎因为生活的艰难走向堕落……

　　最终，隐藏在美食背后的社会真相触动了这个农村出生的“宴会虫”，他真的开始写文章揭开他看到的重重黑幕。但他的自我救赎最终导致的是牢狱之灾。他在一次“女体宴”——让全身赤裸的美女作为盛放食物的容器——上被抓。

　　真实荒诞的故事

　　《中国周刊》：《赴宴者》是你第一部英文小说。为什么选择“宴会虫”的题材？

　　严歌苓：这个题材是我的好朋友陈冲1999年告诉我的。她说在国内看到一个电视访谈节目采访了一个“宴会虫”，很好玩。

　　这么荒诞有趣的故事确是真实发生的，这引起了我的兴趣。2001年我回国的时候，就让我的经纪人找到了这个节目的录像带，拿来一看，看得我哈哈大笑。

　　《中国周刊》：为什么会哈哈大笑？

　　严歌苓：这个人很幽默。他说他每天吃宴会都可以看到三四十个他这样的“虫子”，他的眼睛比警察还厉害，一眼就可以看出谁是真的记者，谁是宴会虫子。

　　在接受采访时，谈起他的宴会虫子的生涯，他没有什么不安和愧疚，讲得很兴奋很忘情。他完全入戏了，分辨不出自己是真的还是假的了。

　　《中国周刊》：1999年、2001年就知道这些事和这个人，为什么直到2006年才开始动笔写？

　　严歌苓：我希望能通过一定时间的沉淀、收集资料和调研，认为自己写得像的时候，才动笔。有的东西，也需要一定的时间，看自己是不是还很爱这个题材。

　　有很多题材，搜集了一些资料可能就逐渐失去了热情，没有写作的冲动。但这个题材，却能够让身处国外的我，不断地“回”到国内。从那之后，我就特别关注到，从国内寄来的报纸，这样以假乱真的事情，假冒伪劣的商品、假的身份、假的情感……比比皆是；和国内的朋友聊天，也经常会讲些。

　　这些事情让我惊讶，国内已经变成这个样子了？我在小说中提到的各种造假、各种社会问题——头发造酱油、房地产商造假、人体宴假冒高雅艺术……其实都不是我杜撰的，都是在报刊上看到的实在发生的事情。

　　《中国周刊》：但你过去用中文写作，年代题材较多，现实题材其实较少涉猎。第一次写英文小说，就写现实中的“假”和“骗”，不担心么？

　　严歌苓：我更担心的是，我们这个民族还有几件是真的？剩不下什么是真的东西了。中华民族确实是在强大起来，但是在强大的同时，到处听说中国人的造假，假药、假奶……很多很多事情，中国人没有任何底线的造假。说假话，成为全世界的丑闻。

　　现在，每个人，每天应该问问他自己做了几件真事，说了几句真话，不要再问他说了几句假话。已经到这个程度了，我觉得很可怕。

　　《赴宴者》中董丹用假的身份发现了更多假的东西。实际上，他只是大量虚假中小小的部分。比较起来，他是最无辜的，只是拿了几个红包，骗了几顿吃而已。

　　小说虽然是早几年前写的，但现在看来，一点都不过时，这些年，现实非但没有转好，还越来越糟糕。大量的假依旧横行，危害社会，危害道德，危害生命。更加糟糕的是，似乎大家对这些糟糕的情况，已经习以为常了！

　　有利益无不装

　　《中国周刊》：听说你为了写好《赴宴者》，还亲自去当了几回“宴会虫”？

　　严歌苓：是啊。2005年我回国的时候，通过朋友找到一个组织大型宴会的人聊。后来，我专门印了一张名片，上面就写着“自由撰稿人”和我的名字，就拿着这名片去参加宴会了。我一点都不怕，一点都不觉得会有人跑来抓我。也没有人来问我是谁，我很轻松就亲历了整个宴会的流程：登记、拿纪念品红包、坐下来吃……

　　《中国周刊》：和你以自己真实身份去参加的宴会相比，饭桌上大家的表现有什么不同？

　　严歌苓：这种宴会似乎很简单，大家相互很少交流，就是闷头吃。我自己本身是不太喜欢参加宴会的。尤其非常不喜欢和领导们吃饭。不断地干杯，还没有坐稳就又要站起来开始干杯，别人走到你身边干杯，你走到别人身边干杯，不碰不干……有领导在，也不能造次，不能随意说话，敬酒还有专门的手势，种种繁文缛节，让人难受。

　　有领导在的时候，大家都很拘束，表现得最假，也最让我感觉不舒服。有选择的话，我就不去。

　　《中国周刊》：还有什么饭局上的装腔作势让你感觉难受？

　　严歌苓：简单说，只要涉及到利益关系，在任何场合，每个人都极有可能会装。目的是获得自己想要的利益。这种装不仅仅是在饭桌上了。在其他场合、领域也比比皆是。可能只有和自己熟悉的老朋友在一起的时候，因为没有利益勾连，人们才有可能不装，可以胡说八道，可以率性而为。

　　《中国周刊》：为什么涉及到利益，就一定要装呢？你在国外生活那么多年，碰到这种情况多吗？

　　严歌苓：美国当然也有假面具。为了自己的利益，大家也愿意把自己拿得出手的一面对他人、对社会展示出来。不过，在美国人们生活相对独立，个人私密空间非常大，不需要进入别人的生活。没有一个人会问你的房子有多大，你穿的这条裤子花了多少钱，你挣多少钱——这些都属于个人隐私。因为个人空间大，在这个空间里人也是绝对真实的，所以短暂的与人交流，展示自己最好的一面也是自然的，即使装一会儿撑着也问题不大。因为时间短，人与人的交流相对也简单，没有那么多利益纠葛，人们并不太需要装。

　　但中国不行，中国人与人之间相互的往来非常多，相互之间的利益也呈渗透状态，假面维持的时间就相当长，不得不靠说假话、做假事来维持。这些年，总有朋友热心地建议我在这儿或那儿买房子，说我不买就亏了什么的……我就用一个理由拒绝：买不起。省得我还要编出各种其他理由拒绝。

　　装是民族性格中的一部分

　　《中国周刊》：装的危害是什么？

　　严歌苓：每个人一定程度或多或少都会装，但要分清楚到底什么是装。一个人在公众场合，在社会的眼睛下，希望自己以一种好的状态出现，你进入了这种状态，这并不叫装。人嘛，总要给自己提点神，提点气，有个好的外在形象和表现。如果不妨碍他人利益，无可厚非。

　　但如果是为了不良的目的，说假话、做假事，让自己处于假的状态中的，那才叫装。装到一定程度，就是欺骗。别人信了他，就可能信任被骗，资产被骗，善心被骗……

　　《中国周刊》：如果一个人选择不装呢？

　　严歌苓：在我们现在的环境下，也要付出很多代价。首先，你怎么说都是个比较严重的问题。在中国现在，政治就在生活当中。什么话什么时候可以讲什么时候不可以讲，可以对什么人讲，对什么人又绝对不能讲，都需要小心对待。即使是无害的，也不能随便讲，比如有段时间，我们可能连某种花都不能提。要不装，在我们这个民族真的很难——千百年来，这已经成为我们民族性格的一部分。

　　《中国周刊》：《赴宴者》里，董丹被抓后，电视台记者来采访他，私下里两人聊得很真实自然。但直播的时候，记者交代他不要说官二代的事儿，他就很自然地回答：你让我说什么，我就说什么。

　　严歌苓：是的，我们很虚弱，整个民族都很虚弱，已经习惯了假，承受不了太多真的东西。就连家人得了癌症，我们是绝对不敢和他说真话。

　　在国外提倡的是要和病人说真话，这样他们有权利选择自己该怎么活。他们从小就被培养要接受真实，直面现实，即使现实很残酷，也能坚强面对。

　　我们是孔孟的子孙，孔孟提倡的是克己复礼。要求人无论在什么情况下都要隐忍。隐忍，其实也是一种装。

　　《中国周刊》：你在早期反映第一代美国华工生活百态的小说《扶桑》里，专门写到了中国华工那让人绝望的“隐忍”。

　　严歌苓：过去提到中国人的国民性，会觉得隐忍是一种美德，是值得称颂的。但这其实是双刃剑。隐忍，实际是违反人性的。而中国人总是过分隐忍。把所有的屈辱都压下去了，压到了极限。但压下去之后就什么都没有了吗？当然不是，总是要暴发的——很多暴力的仇恨其实就在忍的同时聚集的。

　　如果我们这个社会不是提倡孔孟的忍，不是总讲“小不忍则乱大谋”，不需要各种为了掩盖什么的装，很多声音就应该被听到——哪怕是最底层最粗糙的声音也应该被听见，他们的利益诉求应该被重视。这些生活在底层的人就不需要用很多惨烈的方式让人关注他们的痛楚。

　　装不下去的时候最可怕。

　　《中国周刊》：装的后果，其实也差不多。最终导致的是整个社会的价值观混乱，社会混乱。

　　严歌苓：是的。底层的人装忍，上层的人装蒜——我认识太多所谓上层的中国人，压根就是装蒜，装有社会责任感，装关心他人，但事实上，教养极差，完全不懂得尊重他人，不把底层人当人看。

　　就拿我认识的一个朋友举例。她很有钱，整天在外做慈善，但她家里三个保姆一周七天是没有任何休息日地服侍她，而且，她对这些保姆从来没有任何好脸色，总是恶声恶气。在外装大慈善家，回家就原形毕露，这种人绝对是个装大孙子的人。这样做的慈善有什么意义？连身边的人都不能稍微慈善，还能指望她对陌生人慈善？

　　装来装去，等大家都装不下去的时候，就是这个社会这个时代最可怕的时候。

　　《中国周刊》：从装到不装，我们到底还要走多远？

　　严歌苓：我们不要忘了，这个国家有过一段历史是鼓励人讲假话的。在那个时候，人人都戴着假面生活。这个时期离我们现在并不遥远，现在很多人都是从那个时代过来的。这个时代留给我们的是什么？直到现在，这个历史阶段的流毒都没有被认真对待。

　　比如，我们经常看到电视上一些孩子摇头晃脑的，就认为是天真烂漫，其实，这都是大人教出来的假天真，可大家都认为那就是天真，小孩还竞相模仿。

　　关于课本中的假，写作文时的假，说话的假……在我们从小的学校教育依然是司空见惯的事情。“装”算是我们民族性格的一部分，很难从根本上剔除。

　　但是，至少，我们每个人还可以告诉自己，从自己做起，从一些力所能及的最小的事情做起，去求真。尊重自己，也尊重他人包括最卑微的人，尊重每一个生命。  

　　(实习生李韵对本文亦有贡献)