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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长恨歌》的创作和出版，让王安忆逆着那个“金钱时代”的潮流而上，获得了文学评论家与普通读者的双重关注与赞赏。在一个文学退潮的时代，王安忆三十年来一直在自己的文学海域里“ 兴风作浪”。

　　1 9 9 3 年王安忆在北京开始了她长篇小说《长恨歌》的创作，这部小说写了两年，1995年出版的时候，同代的大部分作家都已经在市场经济的高速轮转下被甩了出去，脱离了时代关注的焦点。而《长恨歌》的创作和出版，让王安忆逆着那个“金钱时代”的潮流而上，获得了文学评论家与普通读者的双重关注与赞赏。

　　《长恨歌》完成后，王安忆大病了一场。这部26万字的小说，是一场极大的体力和脑力的战役，最终的完成，是《长恨歌》胜利了。而这部作品也更清晰的让王安忆变成了上海的另一个符号，变成了海派评论者眼里张爱玲最有力的继承者。然而与上海的关系，王安忆却明辨， “ 我不是上海人， 我一岁的时候才来上海，我生在南京，祖籍福建。从这点讲，上海滩不是我的故乡，而且我自己也并不喜欢上海，我只是没办法才留下来。对上海的感情，我对这个城市很主观，但也会隔岸观火观察它。对我来讲，我和这个城市之间有种紧张感。”

　　这种紧张感是1岁时刚去上海的那个小女孩王安忆就存在的，“我的生活——可能跟性格有关系，我的性格是比较孤僻的，或者说就是蛮胆怯的，它使我损失了最早的进入集体的机会——就是进幼儿园。”在回忆这段经历时，王安忆说，每天早上去幼儿园都非常悲惨，后来都变得很阴郁，已经有点儿心理上的问题了，一到那里就哭，非常非常不合群。

　　这种阴郁的性格伴着她走过了少年，青春期，也度过了“文革”和上山下乡的苦闷岁月。直到1981年，27岁的王安忆结了婚，她开始了三十年的写作生涯，“生活已经定局，生活和事业都已经找到了归宿。”

　　回忆起来，王安忆说，在此之前很折腾，人在彷徨和苦闷的时候，往往到情感里边找出路去，情感是没有出路的，这点我很清楚，不会得到真正的满足。我在想，如果我没有写小说，仅仅是结了婚的话，我的婚姻生活也不会幸福的。但是如果光写小说没有婚姻生活也不行，因为写小说太寂寞了，没有婚姻是不行的，这点上我觉得我还是好命，很好命，就是在差不多的时候都完成了，就开始好好地写东西，好好地生活。

　　现在读者谈王安忆必要谈《长恨歌》，这已经使王安忆“百口莫辩”了，她也只能听着，内心里知道其实自己不大有上海本土色彩，这反而也让她对那种所谓的本土色彩敏感，然而王安忆已无真正的故乡，在时代的颠簸下和外界的标签里，王安忆已经属于并代表了上海。

　　在《长恨歌》之后的15年里，王安忆仍然笔耕不断，女性的韧性，耐力与她自幼性格里的想象力组成了这奇迹的一部分。王安忆说，“小说其实是描写生活的，女性作家比男性作家对于日常生活有兴趣。男性作家总是写大历史、大史诗，对日常生活的关心，我个人很怀疑。我个人喜欢看女性作家写的小说。”

　　在王安忆写作的第三十个年头里她写出了《天香》，海派文学里最著名的评论家王德威高度分析并赞赏了这篇小说，他写道：“《天香》意图提供海派精神的原初历史造像，以及上海物质文明二律背反的道理。这两个层面最终必须纳入作者个人的价值体系，成为她纪实与虚构的环节。在她写作出版跨过三十年门槛的时刻，王安忆向三百年前天香园那些一针一线，埋首绣工的女性们致意。她明白写作就像刺绣，就是一门手艺，但最精致的手艺是可以巧夺天工的。从唯物写唯心，从纪实写虚构，王安忆一字一句参详创作的真谛。在这样的劳作中，《天香》在王安忆的小说谱系有了独特意义。”

　　对话王安忆

　　问=贝布托 谭旭峰 答=王安忆

　　问：《天香》讲述的是几百年前的故事，为什么设置这样一个时间障碍？

　　答：我倒不觉得是障碍。总是不断写新的东西，这是很自然的。《长恨歌》已经过去了十多年，它经过了时间，慢慢和读者接近。现在《天香》刚出来，恐怕读者们还没有反应过来。而且《天香》对于我来讲，不算是历史小说，因为它写的不是历史事件，也不是历史人物。它只是个发生在晚明时候的故事。

　　问：《天香》既不白话也不文言，怎么定了这样的语言基调？

　　答：首先，它肯定是白话，但是它确实用了一种没有色彩的语言。它没有地域色彩，不算方言；第二，它也没有现代流行语。我希望把语言推到最本质的面目，因为明代我们都没有经历过，很难想象那个时代的人怎么说话。我只能做减法，不让新的因素干扰它。方言和流行语都要经过时间、生活、历史的修正，然后才能创造出一种语言。

　　问： 整本小说语言风格很统一。

　　答： 对我来说， 写任何一本书，一开始就必须找到最合适的叙述方式，毫不犹豫。

　　之后，就能进入某种语境。语境对我来讲很重要，是整个故事发生的环境，如果环境没搭好，故事就很难进行下去。所以，语言的方式、风格、腔调，都是一开始就必须找到。小说开头很重要，开头开好，语言定下调子，接下来就很顺利了。

　　问：据说收集资料的时候，你喜欢去图书馆看老报纸，为什么？

　　答：我就是不太喜欢在网上查资料，而且我也不上网。如果要查，就请朋友帮忙。在网上查资料，得一个人对着电脑。这会损失很多经验。

　　问：什么经验？

　　答： 比如在图书馆查资料，你会在一定的空间碰到一些人，发生一些事情。我特别不喜欢把我的人生经验、人生经历都简略得太干净。而且我不太信赖网上的搜索。比如在《天香》里，某个主人公生在日全食的日子。我请别人查，这个时间一直都没查出来。

　　理论上来说，在晚明时发生过一次日全食，但当时在任何史书上都没找到，网上也查不到。后来我认识了一个朋友，他是位古籍专家，他建议我去查万历年的《本纪》。果然在里面查到了日全食的日子。这使我产生了新的认识——对历史来讲，日全食不是记载在《传》里边，而是记载在皇帝《本纪》里，可见这件事情对皇帝很重要。所以你在查资料的时候如果碰到钉子又找到了解决的路径，这个过程就是你的经验。

　　我的朋友，都是我们这一代人，他们用互联网用得很勤奋。但我是一个对机器特别低能的人。

　　问：写《天香》主要依靠查资料吗？之前你写了很多小说都涉及到上海的各个阶层，这些素材从哪儿搜集？

　　答：应该说《天香》也不是靠查资料，还是靠故事、靠想象力设计人物关系，推理人物行为。收集素材当然是大问题，因为我的生活比较简单，对于我来说故事总是比较匮乏，紧缺。大部分时候，我处在故事紧缺的状态。

　　问：怎么碰上写顾绣的故事？

　　答：顾绣是历史上有的东西，但是写它的难度比较大。我迟迟不敢动笔，觉得很容易写坏。写完后我觉得很满意，甚至超出了我的期望。我自己觉得完成了任务，至于别人怎么说我不知道。

　　女性作家比男性作家更靠近小说这门艺术

　　问：《天香》中蕙兰和她的婆婆，你把她们写成一对闺蜜。

　　答：我不喜欢写太普通的人物性格，我希望能够精彩一点，不一样一些。

　　另外，情节的需要。蕙兰不仅得用她的女红活养活孤儿寡母，还要传播手艺。在这样的情况下，她就不能改嫁。但我个人倾向认为，蕙兰并不是出于对封建礼教的遵从不改嫁。因为如果是对礼教的遵从，就把蕙兰放低了。

　　怎样才能让她不改嫁？而且让她承担起对这个家庭的照顾。我想她和她的婆婆应该是一种非常要好的关系，而且彼此间有精神交流。当我写她婆婆的时候，我很注意写她的性格。每一个人我都要给他性格，性格要为以后的情节承担责任。假如我把她的婆婆写得非常软弱，我也会很过瘾，但恰恰相反，婆婆在关键时候都支持蕙兰。

　　问：但和谐的婆媳关系不常见。

　　答：我们首先知道，在那个时代里的婆媳关系不像今天。今天的媳妇为什么和婆婆搞不好关系，因为今天的媳妇都有经济独立能力，也要自己的生活。以前的婆媳关系不是这样，以前的媳妇对婆婆很尊崇。但是我又不想写得那么拘泥，我完全不想写一对旧式婆媳关系。我要写这对人物在一起的生活，我要把她们写得有乐趣。当然还有感情上的倾向，至少要让我写的时候有乐趣。我觉得这一对婆媳都是很有趣的人，她们在一起很开心，她们能够沟通，能够交流。这才使蕙兰不改嫁，在家坚持下去。她完全不要做烈女，对她来讲现实就是这样子。她有小孩，要把他拉拨大，还有一个婆婆，她不能丢下婆婆不管，这是做人最最基本的道理。

　　蕙兰进这个婆家也不容易。她出嫁时，她娘家不能给她备嫁妆就拖延下来了，是婆家不断催，把她催来的。所以，婆婆对媳妇有恩。今天的婆媳关系和那个时代完全不同，那时伦理还很坚固，而伦理背后有背景。

　　问：《天香》里的这些女性都是几百年前的人物，你怎么和她们交流？

　　答：你说的问题也是写作当中碰到的一个困难。一开始无从下手，可是后来再一想，人的性格和命运，哪个时代都差不多，只是我们表现的方式、处理方式可能会有些不同，但基本上差不多。想到这一点，心就踏实了。

　　问：你是否考虑过，作为一名女性作家，会不会有一些男性作家可能没有的感受？

　　答：总的来说，我觉得女性作家比男性作家更靠近小说这门艺术。小说其实是描写生活的，女性作家比男性作家对于日常生活有兴趣。男性作家总是写大历史、大史诗，对日常生活的关心，我个人很怀疑。我个人喜欢看女性作家写的小说。

　　问：比如？

　　答：比如最近我就很关心一个印度的，现在生活在美国的女作家，茱帕·拉希里。她最近出的一本书叫《不适之地》，写的是一个疾病解说者。这个女作家写得很好。首先，她写的东西很生活。其次，她在日常生活中有洞见。她写的是感情、伦理，可其中有见地、有形势，表现得也好。但是很可惜，我不能看原文，我看的是中译本。她出了不少作品，能看的我都看了。

　　我和上海之间有种紧张感。

　　问：你的很多书排列在一起时，人家会说是在给上海这个城市写历史。

　　答：这是批评家们从我的作品里分析出来的。有时候，诠释也会过度。如果你说我在写历史的话，我可不敢当。至多，我写的历史是个人史，很主观，而这种主观脱离不了自己的经验。如果搞上海史的专家来看，他们会挑出太多的毛病。但小说不同，小说是绝对主观的，它一定是虚构的。我们这些人，做研究缺乏全局观，缺乏归纳能力。所以在小说里，千万不能说

　　我是在表现历史，这是过度诠释。

　　问：帕慕克的《伊斯坦布尔的回忆》里有一种忧愁。你一直在写上海，你对上海是什么感情？几十年翻天覆地的变化，你对这座城市的情感变过吗？

　　答：我和上海的关系，恐怕没有像帕慕克和他的故乡那么简单。我不是上海人，我一岁的时候才来上海，我生在南京，祖籍福建。从这点讲，上海滩不是我的故乡，而且我自己也并不喜欢上海，我只是没办法才留下来。对上海的感情，说来说去都没有像帕慕克那么一往情深。我对这个城市很主观，但也会隔岸观火观察它。对我来讲，我和这个城市之间有种紧张感。

　　问：有人把《天香》跟《红楼梦》作对比，《天香》是在大喜大悲后，回到平平常常的生活。为什么你没写一个悲剧，而是选择了回到庸常。

　　答：把我的作品和《红楼梦》作对比，我觉得这太高抬我了，就像当时说我像张爱玲一样。但你提到结局的一点恰恰非常有说服力，区别了《天香》和《红楼梦》。

　　顾绣从民间到贵族阶层后，它又回到民间去，然后遍地开花，整个过程吸引我去写。它并不是大家族败落的故事。大家现在喜欢用“文化”，但是我很不喜欢用“文化” 这个词。我想说的就是个物件，它从民间来，到贵族阶层，经过一番修饰、提高、升华后，它又回到民间。

　　我重视的是过程，而恰恰这是个过程，决定了我和《红楼梦》绝不是一回事！

　　问： 《天香》是一个圆形结构，从起点回到终点。

　　答：这不能说是“回到”，如果说“回到”有点贬低它了。在我看起来，民间是个气场特别大的空间。

　　问：《天香》问世，正值你的写作生涯30年。有特别意义吗？

　　答：我就是很自然地在写。不仅是《长恨歌》，《长恨歌》之前我也写过很重要的小说，比如《叔叔的故事》。我认为，一个不断写作的小说家，他的每一个作品都有意义。

　　在《长恨歌》和《天香》之间我写过很多长篇小说，每一个长篇出来后，别人的问题也差不多，都会问我是不是有什么变化。比如《长恨歌》之后的第一个长篇《富萍》，批评家对它的评价比较高，甚至觉得它突破了《长恨歌》。所以很难说，一部作品将要在你的写作生涯里占据什么位置，你自己完全不能预测，写到哪儿算哪儿。

　　最主要的是自己的感觉，《天香》写完后，我心里还是很踏实的。

　　王安忆年谱

　　>1954年3月生于南京，原籍福建省同安县，母亲作家茹志鹃，父亲剧作家王啸平，自幼受母亲影响很深。

　　>1955年随母移居上海。

　　>1970年赴安徽淮北农村插队。

　　>1972年考入徐州地区文工团，在乐队拉大提琴，并参加一些创作活动。

　　>1976年于《江苏文艺》发表处女作散文《向前进》。

　　>1978年回上海，任《儿童时代》编辑。

　　>1978年发表第一部短篇小说《平原上》。

　　>1980年入中国作协文学讲习所学习。

　　>1981年初结婚，丈夫李章，结婚时为徐州某乐团指挥，后调入上海音乐出版社任编辑，曾编辑出版文学传记《孤独与超越———钢琴怪杰古尔德传》。

　　>1981年，因旺盛的创作欲以及无法忍受坐班时间的禁锢，旷职离开《儿童时代》到徐州写作，完成《本次列车终点》获全国优秀短篇小说奖。

　　>1985-1986年《小鲍庄》获全国优秀中篇小说奖。

　　>1986年应邀访美。

　　>1987年调上海作家协会创作室从事专业创作。

　　>1998年获得首届当代中国女性创作奖。

　　>2000年《长恨歌》获选90年代最有影响力的中国作品、第五届茅盾文学奖。

　　>2001年获马来西亚《星洲日报》“最杰出的华文作家”。

　　>2004年《发廊情话》获第三届鲁迅文学优秀短篇小说奖。

　　>现为上海市作家协会主席，复旦大学教授。