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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阿特伍德是聪慧的，但不是天才；她勤勉、够用功，却也未到常人难以望其项背的程度；但是天赋和际遇，造就了她绝不寻常的灵魂。这是注定的，玛格丽特·阿特伍德生来就该成为一名小说家。

　　童年·荒野生活

　　玛格丽特·埃莉诺·阿特伍德(Margaret Eleanor Atwood)于1939年11月18日出生在加拿大渥太华，在家里三个孩子中行二。作为家中的第一个女孩，阿特伍德被以母亲的名字命名，为了便于区分，从小到大阿特伍德的家人和朋友总是叫她“Peggy”，她总是声称自己从不喜欢这个平淡无奇的称呼。

　　P e g g y的父亲，卡尔·埃德蒙·阿特伍德(C a r lEdmund Atwood)，一位昆虫学家，长年受政府雇佣运营一个森林昆虫研究站。为了这项工作，阿特伍德全家每年有大半的时间不得不待在加拿大安大略和魁北克北部的荒野中，以至于年幼的Peggy在很长一段时间内，居然没条件接受正式的全日制教育。

　　就这样，加拿大北部荒凉的原野永久进驻了Peggy的心灵，并在日后对加拿大文学产生了远远超出人们料想的影响。也是在这片荒野之中，像所有早慧的孩子一样，5岁的玛格丽特·阿特伍德开始了自己的写作生涯。

　　按照北美的教育制度，八年级时，Peggy返回多伦多就学。学校课业自然难不倒她，她从父母那里遗传到聪明的科学头脑，但是学校却没能给她留下什么好印象。

　　先是放纵的丛林生活，继之以一年到头的课业，从矛盾的童年时代到困惑的少年岁月，对Peggy来说，从未改变过的，是她对文字和阅读的渴望，她吞噬一切能搞到手的带字的东西：格林童话、福尔摩斯、史蒂文森、爱·伦坡、福克纳、梅尔维尔、各种漫画书，直到遇到简·奥斯汀——这是她第一次接触到一位对自己深具影响的女性作家。

　　1955年，Peggy16岁了。她已经习惯了学校和高中生活。某一天， 她像往常一样， 一边在脑海里秘密的构思着诗句， 一边步行回家。在穿过足球场时，玛格丽特·阿特伍德意识到，自己一生中唯一想做的事就是写作。

　　她立刻向众人宣布， 自己想成为一名作家。大家都以为她疯了，尤其她是身为科学家的父母。在那时的加拿大，正常人是不会做出这种选择的。当时， 最广为人知的加拿大作家是斯蒂芬·李科克(Stephen Leacock，著名幽默作家)。

　　在高中纪念年鉴中，有朋友这样写着：“Peggy不那么隐秘的野心是写出真正的加拿大小说。”多年以后，阿特伍德回忆道：“这是一个不寻常的事情，我只是决定要做，至今我仍然不知道自己为什么会这样。”

　　青年·诗人梦想

　　20世纪60年代的加拿大，作家是不能算作职业的。为了养活自己的写作梦，阿特伍德做好了包括长期打零工在内种种迫不得已的打算。

　　在多伦多大学就读时，阿特伍德开始在一些公开场合朗诵自己写的诗。在老师诺思罗普·弗(Northrop Frye)的鼓励和启发之下，她更加确定了将写作和当作家作为自己一生的职业选择和理想追求的想法。

　　21岁时，阿特伍德自行“出版”了自己的第一本诗歌集，当时一共印制了200本，阿特伍德以每本50美分的价格出售这本小册子。现在，在北美的各种书展上，这本诗集的售价以大约1800美元起跳。

　　然而，年轻的阿特伍德最终还是得面对那个问题——做一名诗人是没法养活自己的，坚持写作梦有可能会使她饿死在自己居住的小阁楼里。好在诺思罗普·弗伸出了援手，她得到了去哈佛深造的机会。虽然，离开加拿大和去到哈佛带给阿特伍德的影响不那么符合人们通常会有的想象，但是她却从未忘怀自己收到录取通知书时的激动心情。

　　整个20世纪60年代，阿特伍德都在不知疲倦地写着，她的诗歌是成功的。1961年，阿特伍德当时的男友帮她编辑并正式出版了诗集《双面珀尔塞福涅》(DoublePersephone)，1966年她的诗集《圆圈游戏》(TheCircle Game)出版，并一举获得当年的加拿大总督奖——这是加拿大本土颁发的最高的文学奖项。

　　得知获奖消息时，阿特伍德人在哈佛，她的衣柜里连件适合应付颁奖的衣服都没有，于是和她同住的姑娘们只好这个帮她弄头发，那个帮她借裙子，最后她们还逼着她买了一双新鞋，当时正值双十年华的阿特伍德，居然只有一双休闲鞋——后来好心的姑娘们趁她不在帮她烧了。

　　1967年，CBC电视台制作了一档介绍加拿大新诗人的节目，作为节目介绍的六名代表加拿大新一代诗人中唯一的女性，28岁的阿特伍德别别扭扭的在多伦多国会街图书馆为现场观众朗诵了自己的诗《绿人》(The greenman)和《看报纸是危险的》(It Is Dangerous to Read Newspapers)。她头顶黑布帽，戴着一副镜腿上缠着透明塑料胶带的黑框眼镜，这般尴尬的衣着就此和她的诗歌一起以影音的方式留存下来。

　　彼时的阿特伍德尚未满三十，在诗歌方面获得了不小的成绩，是加拿大诗歌界举足轻重的领军人物。换成别人，这些可能已经是很大的成功了；对阿特伍德来说，这只是一个不坏的开头。

　　而立·小说之路

　　阿特伍德是聪慧的，但不是天才；她勤勉、够用功，却也未到常人难以望其项背的程度；但是天赋和际遇，造就了她绝不寻常的灵魂。这是注定的，玛格丽特·阿特伍德生来就该成为一名小说家。

　　1967年，她和在哈佛遇到的美国作家吉姆·波尔克(Jim Polk)结婚。婚后，也许是为了更好的投入创作，阿特伍德放弃了哈佛的博士学位，回到加拿大，回到多伦多，轮换着在多所高校中执教，同时寻找机会出版小说。

　　1969年，阿特伍德出版了第一部小说《可以吃的女人》(The Edible Woman)。这部作品借食欲为契，讲述了在由男性完全主导的社会里，一名年轻女性的异化过程。

　　《可以吃的女人》的女主人公玛丽安是个受过大学教育的年轻女性，表面上她工作、爱情、生活样样一帆风顺，在内心深处玛丽安却始终感到迷茫——无论是在职业生涯还是婚姻生活中，她都无法把握自己的命运。小说的结尾，阿特伍德借助食物表达了女主人公无形的精神压力——受够了压迫的玛丽安在婚礼之前烤了一个女人形状的蛋糕，并将这个“可以吃的女人”作为自己的替身献给自己的未婚夫。从此，她要和过去一刀两断。

　　《可以吃的女人》轻易的获得了市场的认可。1 9 7 2 年， 阿特伍德接着出版了第二本小说《浮现》(Surfacing)。这部书里充满了阿特伍德的童年记忆和对大自然的留恋。

　　《浮现》的女主人公是一位匿名的年轻女画家，她和情人及两位朋友回到童年生活过的魁北克，试图调查父亲的神秘失踪。几天下来，乡村生活勾起了女画家童年的记忆——独自面对旷野和大自然进行全无敌意的对决。然而，时代在转变，乡村在转变，这种转变影响着她的生活，征服了野性四伏的荒野。最终，女画家决定服从大自然的感召，对摆在自己面前的未来做出选择。

　　《浮现》出版了近30年之后，跟阿特伍德同是加拿大籍的作家阿尔维托·曼谷埃尔(Alberto Manguel)在他的《阅读日记》中写到：“《浮现》是我在完全意识到它是一部加拿大作品的情况下所读的第一部加拿大小说。”

　　二十世纪60年代，当阿特伍德开始写作的时候，加拿大处在一种令人绝望的文化落后中。在哈佛求学期间，阿特伍德对“文化忽视”有了更深的感受。在她接触的美国人里，除了带来坏天气之外，加拿大是不存在的。由于某种自卑心理的作祟，加拿大原本独特的民族传统和民族个性被根深蒂固的殖民地身份和心态侵吞殆尽。

　　所以，19 72年《生存：加拿大文学主题指南》(Survival: A Thematic Guide to Canadian L i t e r a t u r e ) 继《浮现》之后问世。这本书促使已经成了欧美文学史“笑点”的加拿大建立了属于自己文学体系。在书中，阿特伍德写道：“你现在所处的位置，很可能是你走过的。如果你不清楚自己的位置，或者对自己的位置不满意，在心理学和文学领域共有的一个趋势是——回头看看你是如何走过来的。”

　　《生存》迅速成为当时的畅销书。它引发了人们对一系列关于加拿大文学及文学评论的关注，书中的观点掀起了大幅的公共讨论，有些学校甚至要求学生必须阅读此书。其实，这本文学评论专著引发的声浪远远超出它本身的价值，但它的确给加拿大文学带来一丝生机。在阿特伍德的助推下加拿大定义了属于自己的不同于英美的本土文学。

　　《可以吃的女人》、《浮现》和《生存》相继出版后，阿特伍德的作品受到了高度关注和赞扬。她的作品不仅流行，而且为作者赢得了尊重。与此同时， 阿特伍德也不得不应付随之而来的敌意和嫉妒，最麻烦的是一些被她作品中隐含的女权主义触犯到的人。对此，阿特伍德这样答复：“不是我创造了女权主义，也不是女权主义创造了我。”她宣称，即使《可以吃的女人》实际上是“原女权主义”的，但她所有的小说从未刻意描写政治或宣扬女权。虽然她承认，对于女权主义她“抱有同情”。

　　32岁的阿特伍德迎来了真正的成功——直至今日这份成功仍在继续。她实现了自己当初的想法，成了一名不折不扣的全职作家。在现实的日常生活中，她不得不将大量精力投入到丈夫主事的一个激进的小出版社上。阿特伍德和吉姆·波尔克间的关系越来越远，渐渐和同是小说家的格雷姆·吉布森(Graeme Gibson，1993年《绅士死亡》Gentleman Death)，1971年《交流》(Communion)和1969年《五只脚》(Five Legs)走到了一起。

　　1976年，第三本小说《神谕女士》(Lady Oracle)发表之后，阿特伍德已然成了加拿大最出位、最有影响力的作家。同年，阿特伍德生下了女儿(Eleanor Atwood Gibson)。

　　正如她之前和之后的小说一样，《神谕女士》以迷失的女性作为主人公，书中的男性人物无一例外的软弱、外设，形象扁平。在奇幻迷离上这部小说和阿特伍德的其他小说别无二致，以阅读感受来说这确是试图开始阅读玛格丽特·阿特伍德的最佳选择。

　　《神谕女士》讲述一个女孩从小到大不断试图逃离现有的生活，按照自己理想中的样子过活。为此，她不惜从肥胖到纤瘦、从红发变棕发，从多伦多逃到伦敦、再回到多伦多；她和有贵族身份、性格怪异的年长情人同居，Thematic Guide to Canadian L i t e r a t u r e ) 继《浮现》之后问世。这本书促使已经成了欧美文学史“笑点”的加拿大建立了属于自己文学体系。在书中，阿特伍德写道：“你现在所处的位置，很可能是你走过的。如果你不清楚自己的位置，或者对自己的位置不满意，在心理学和文学领域共有的一个趋势是——回头看看你是如何走过来的。”

　　《生存》迅速成为当时的畅销书。它引发了人们对一系列关于加拿大文学及文学评论的关注，书中的观点掀起了大幅的公共讨论，有些学校甚至要求学生必须阅读此书。其实，这本文学评论专著引发的声浪远远超出它本身的价值，但它的确给加拿大文学带来一丝生机。在阿特伍德的助推下加拿大定义了属于自己的不同于英美的本土文学。

　　《可以吃的女人》、《浮现》和《生存》相继出版后，阿特伍德的作品受到了高度关注和赞扬。她的作品不仅流行，而且为作者赢得了尊重。与此同时， 阿特伍德也不得不应付随之而来的敌意和嫉妒，最麻烦的是一些被她作品中隐含的女权主义触犯到的人。对此，阿特伍德这样答复：“不是我创造了女权主义，也不是女权主义创造了我。”她宣称，即使《可以吃的女人》实际上是“原女权主义”的，但她所有的小说从未刻意描写政治或宣扬女权。虽然她承认，对于女权主义她“抱有同情”。

　　32岁的阿特伍德迎来了真正的成功——直至今日这份成功仍在继续。她实现了自己当初的想法，成了一名不折不扣的全职作家。在现实的日常生活中，她不得不将大量精力投入到丈夫主事的一个激进的小出版社上。阿特伍德和吉姆·波尔克间的关系越来越远，渐渐和同是小说家的格雷姆·吉布森(Graeme Gibson，1993年《绅士死亡》Gentleman Death)，1971年《交流》(Communion)和1969年《五只脚》(Five Legs)走到了一起。1976年，第三本小说《神谕女士》(Lady Oracle)发表之后，阿特伍德已然成了加拿大最出位、最有影响力的作家。同年，阿特伍德生下了女儿(Eleanor Atwood Gibson)。

　　正如她之前和之后的小说一样，《神谕女士》以迷失的女性作为主人公，书中的男性人物无一例外的软弱、外设，形象扁平。在奇幻迷离上这部小说和阿特伍德的其他小说别无二致，以阅读感受来说这确是试图开始阅读玛格丽特·阿特伍德的最佳选择。

　　《神谕女士》讲述一个女孩从小到大不断试图逃离现有的生活，按照自己理想中的样子过活。为此，她不惜从肥胖到纤瘦、从红发变棕发，从多伦多逃到伦敦、再回到多伦多；她和有贵族身份、性格怪异的年长情人同居，只为助涨自己的无辜和无助；她操控生性犹豫不决的丈夫和自己结婚，却坚持在婚姻中扮演着令对方倒足胃口的妻子；她默默无闻的写着一本又一本故事夸张、情节雷同的艳情小说，结果稀里糊涂在一夜间成了知名女作家；她疯狂的投入到和一名以古怪着装获得性满足的年轻人的婚外恋中，结果这好像只是一场谋杀的荒唐前戏。很多年来，她过着多重身份的生活，从未真正摆脱过往。她从不吝惜亲手肢解自己的生活，交换恐惧作为快感。最后，她决定再次逃走，去意大利过安稳的生活，为此她甚至精心设计了自己的死亡。

　　在《神谕女士》出版之后，阿特伍德周围响起了嗡嗡的讨论声，有人嫌她写得太恶毒，有人直接骂她是邪恶的巫婆。对于前者， “看看你的周围，”阿特伍德回应道，“男人从来都是苛刻的。”对于后者，她付之一笑——玛格丽特·埃莉诺·阿特伍德的先祖中，有一位名为玛丽·韦伯斯特(Mary Webster)的妇女，1692年在著名的塞勒姆女巫审判案(the Salem Witch Trials)中，玛丽被定为巫婆，送上绞刑架，后来她奇迹般地从绞架上幸存下来，并在1696年去世前被宣布无罪。阿特伍德写过一首《半吊着的玛丽》(Half-hanged Mary)，收在她1995年出版的诗集里。

　　高峰·Queen of Can Lit

　　到了20世纪80年代初，阿特伍德无疑是加拿大最著名的小说家和诗人了。1982年，她主编了《牛津加拿大英语诗歌选》(The New Oxford Book of CanadianVerse)。出于对食物的强烈兴趣，她还编写了《加拿大食品文学大全》(Can Lit Food book)。

　　1985年，随着她最具影响力的小说之一《使女的故事》(The Handmaid's Tale)的出版，她的名声开始向世界范围扩散。

　　《使女的故事》是一部未来小说，写的是一段已成历史的未来。小说中几名历史学家发现的一位在“基列国”不幸沦为“使女”后侥幸出逃的女性，通过录在磁带里的声音，向读者讲述发生在那个时间之前的故事，其间夹杂着大量主人公对20世纪80年代生活的回忆与反思。像所有的未来小说一样阿特伍德笔下的基列国绝非空穴来风，很多人认为阿特伍德笔下的“基列国”暗指未来将被右翼原教旨主义掌控的美国。

　　她在《使女的故事》一书中写道：“切记，在这本书中我使用的所有细节都是曾经在历史上发生过的。换句话说，它不是科幻小说。”未来小说在西方批评界也被称为思辨意味颇浓的“悬测小说”，它的叙述时间立足于某个未来时刻，讲述在那个时刻已成往事的未来。

　　阿特伍德一贯注重表现文学和文学产生的社会、政治及文化环境。《使女的故事》作为一个时代的反映，包含着复杂的内容。

　　《使女的故事》出版至今已经被译成超过30种语言。这部小说还被拍成电影，改编成歌剧。法国的大学更是赫然把玛格丽特·阿特伍德和亨利·詹姆斯，威廉·莎士比亚、托马斯· 莫尔一起列入学生学习英语的阅读清单。《使女的故事》入选了当年的布克奖最终名单，除了《纽约时报》之外，所有主要报纸好评如潮。阿特伍德从加拿大本土跃登国际，成了死后可以在墓志铭上镌刻“世界著名文学家”以供世人景仰的角色。

　　接近20世纪80年代尾声时，阿特伍德在文学上的成功是一种国际趋势，她是加拿大文学的标志，毋庸置疑的加拿大文学女王。

　　一面沉醉在接踵而来的好评、读者的崇拜和各种荣誉称号中；一面在日常生活中，阿特伍德像投入文学一样，投入到人权活动中——“做些伪善的献血活动”，她这样自我调侃。

　　加冕·“布克”权杖

　　莫扎特曾经说过，旅行能带给音乐家幸运。对于作家来说，旅行更多意味着灵感。

　　阿特伍德曾在1980年造访西印度群岛，根据在当地听到的故事创作了小说《肉体伤害》(BodilyHarm)。

　　《肉体伤害》出版了十几年后，阿特伍德在苏黎世参加一次图书推广活动，某一天，她望着酒店的窗口，觉得自己正被莫名的窥视着。这种窥视和被窥视触动了她，于是她到桌前坐下来，用酒店的信纸完成了《别名格雷斯》(A l i a sGrace)的最初构思。

　　《别名格雷斯》脱胎于加拿大最有名的刑事案件。那是一桩发生在19世纪40年代的罪案，16岁的女佣被控谋杀了雇主和他的情妇，并被判定有罪。

　　《别名格雷斯》的女主人公格雷斯·马克斯生于爱尔兰，随家人移民加拿大，从十几岁开始在富人家帮佣，她过着从一个家庭转移到另一个的帮佣生活。命运于她像风中的芦苇，摇摆不定。对于那个时代和格雷斯同样出身的帮佣而言，生活的支柱是在一个家庭里长久地呆下去——直到建立自己的家庭，然后开始受另一种形式支配。格雷斯的命运却在她来到一个新的家庭时悄悄向另一个方向扭转着。

　　《别名格雷斯》不是一部犯罪小说，阿特伍德着墨于格雷斯自认有罪之后。有些人坚持格雷斯“清白无辜”，为此不停止地抗争，专门派了一个精神病医师来调查格雷斯的案子，寻找能够证明她无罪的病理证据。接下这个烫手山芋的年轻医生，以为格雷斯一案是自己的机遇，如果他能成功地为格雷斯翻案，他定能在学界名声大振。他开始运用自己无懈可击的专业知识，克服一个又一个障碍，为最终实现自己作为一个医生兼挑战者的目标——帮助格雷斯恢复她失去的记忆，从而断定她是不是真的有罪，抑或另一名同犯案才是真正的主谋。

　　《别名格雷斯》中的地理描写与现实世界是一致的。那时，还没人把加拿大背景下的小说当回事儿，在阿特伍德笔下，多伦多的道路、沟壑、桥梁全都清晰可识。凭借《别名格雷斯》阿特伍德第三次入选布克奖名单，并再一次落选。直到四年之后，2000年，她的《盲刺客》第四次入选。

　　《盲刺客》是一部结构复杂奇巧、故事里套故事的小说。小说有两个女主人公，一开始其中一个就在车祸中死去；活下来的一个只能孤独的任凭往事湮没。“盲刺客”是死去的妹妹生前写的故事，描述了在动荡的二十世纪30年代，一个富家小姐和一个在逃的穷小伙子的恋情，这对恋人想象出一个发生在另一个星球的故事。

　　有很多人认为《盲刺客》并不是阿特伍德最好的小说。据说，最终评选时，布克奖评委小组5位成员的决定也不一致，但是，最终他们达成共识——在《盲刺客》之前，阿特伍德曾三次入选布克奖最终名单(1986年《使女的故事》、1988年《猫眼》(Cat's Eye)、1996年《别名格雷斯》)。

　　最终， 评委决定为加拿大文学的无冕女王玛格丽特·阿特伍德“加冕”。布克奖的“加冕辞”(授奖辞)是这样说的：《盲刺客》视野宽广，结构精彩并富于戏剧性。书中的感情纠葛描写丰富多彩。作者阿特伍德以诗意化的笔触，描写了生活细节和人物心理活动。

　　玛格丽特·阿特伍德

　　访谈选编

　　问：你如何定义自己？

　　答：我是一个鲜明的保守派。我所谓保守派是指，像回到19世纪那样。这种保守派相信当权者或者政府需要对整个社会负责，还相信钱并不是衡量一切的标准。

　　问：你无条件相信“钱不是衡量一切的标准”？

　　答：家庭范围内，钱就不是衡量一切的标准，不过绝对的守财奴除外。只有最极端的人才会真的给所有东西标价。我们有各种不应该出售的东西，政治影响力是其中之一。其实，我们很少把金钱的真相摆上台面，我们也很少谈论经济措施生效所耗费的人力成本。

　　问：你怎么把政治体验和写作过程结合起来的？

　　答：我们应该避免强求一致的制度——远离普罗克拉斯提斯的床榻。你知道那个神话：每个人都必须适合普罗克拉斯提斯的床，如果他们不适合，他就会强行拉长他们的身躯或者斩断他们超出床的身体。我对强行拉伸我作品中的人物，或者切断他们的脚以使他们适合我的政治观点不感兴趣。

　　问：你政治方面的自我和写作方面的自我怎么沟通？

　　答：作为一个作家，首先要忠于你的创作对象，除非你是个二流作家。我不能说两者没有任何的重叠。人会把在某个领域学习到的东西带到另外一个领域。但是发表反种族主义的言论和写小说是不一样的。因为反种族主义而斗争是非常明确的，你有充足的理由反对。生活是复杂的，现实是由各种不同的观点所组成的。

　　年轻的时候， 我以为“ 非虚构”的意思就是“真”。但是读历史时你会发现，对于同一事件，1920年和1955年的历史书，写的是不一样的。真相可能不止一个，而是很多个。我写《别名格雷斯》的时候，我知道关于这个人物的历史有一些并不全是真的。研究了很久以后，我还是不知道谁杀了托马斯·金尼尔和南希·蒙哥马利。反正有人杀了他们。可我们并不真的不知道，凶手到底是谁？他们的死亡是真相的一部分，但是这个真相还有别的部分，比如到底谁是真的凶手，可是我们不知道。

　　问：为什么你的作品中，有那么多女 “被害者”？

　　答：我没发现除我以外有人对这些事儿感兴趣。我给你讲个故事：我女儿小的时候，和她的小朋友玩过家家。开头是两个角色在吃早餐。她们有橙汁和玉米片，然后她们把牛奶倒进玉米片里，她们还有茶叶、咖啡，然后她们拿了更多的橙汁还有玉米片和烤面包，然后她们把果酱涂在烤面包上。我在一边看着，我问，这个游戏还有别的剧情吗？答案是：没有。  

　　有些事情正在发生。坏事也会发生在好人的身上——一个挺不错的人被鲨鱼咬成了两半或者被地震压得粉碎，又或者她们的丈夫离开了。

　　也可能狡猾的人或者肤浅的人陷入麻烦或者给他人制造麻烦。要是有人想读好人有好报的小说，我推荐塞缪尔· 理查森的《查尔斯· 格兰森先生的历史》(The History of sir Charles Grandison)。我觉得我可能是有史以来唯一真正读完这本书的人。