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以赛亚-伯林:看不见的苏联

http://www.sina.com.cn 2010年09月09日 12:40 第一财经日报

  早在1950年代,以赛亚-伯林对于苏联社会特质即有敏锐的判断,这种判断即使今天看来,仍旧具有现实意义。

《苏联的心灵》【英】以赛亚-伯林 著
《苏联的心灵》【英】以赛亚-伯林 著

  俄罗斯的大火还在燃烧,但对于外人,这就像俄罗斯总统、总理可以互换着当一样,至多只是引发人们对这个国家短暂而古怪的兴趣。苏联解体以后,取代其国际位置的俄罗斯显然无法拥有原先的影响力。俄罗斯仿佛重新变成了一个陌生而遥远的国度。它既不是西方的,也不是东方的。好吧,它靠近北极。它曾经是世界的一极,如今却如同世界的边缘。

  它产生过很多伟大的作家、音乐大师,产生过列宁那样的改变历史的伟人;它创造了十月革命,也制造了“肃反”大清洗和劳改苦役营。从俄罗斯到苏联,再从苏联到俄罗斯,一个神话从形成到破灭的过程带给人们空前的震惊、振奋和极端的失落、痛苦、失语。对此我们至今缺乏了解。尤其对于二战前夕到斯大林逝世这段复杂至极的历史,我们更是无从说起。而以赛亚-伯林的《苏联的心灵:共产主义时代的俄国文化》中译本的出版,提供了认识和反思那段历史以及苏式社会悲剧的独特视角。

  没有人比以赛亚-伯林更适合写这样一本书了。他生于俄罗斯里加的一个犹太家庭,并在那里度过了童年。1920年随父母去了英国,后来在牛津大学读文学和哲学,担任过哲学讲师,其间与艾耶尔、奥斯丁等一道参与了日常语言哲学运动。二战期间,他先后在美国和苏联担任外交官,战后重回牛津研究思想史。出身背景和哲学经历,注定他不会以西方中心价值观来审视和判断苏联的现实。从一开始他就知道自己应当如何平衡个人民族情感和客观的学术态度。“让我来谈苏联,无非是因为我懂俄语……”谁都知道,他懂的不仅仅是俄语,而是俄罗斯。因为懂,他始终能以一种平和而冷静的态度来深入分析现象中的问题及根源,站在学术的立场去研究和判断苏联的“心灵”。因为他很清楚,不管发生过什么样的残酷事件,那里仍旧是由人构成的世界,而不是非人的妖魔化的世界。

  这本书其实并非专著,而是一批相关文章的合集。前半部分主要讲苏联的文学艺术状况,或转述作者与帕斯捷尔纳克、阿赫玛托娃等人交往过程中的思考与判断,或评述曼捷尔斯塔姆的创作成就及与身处时代的关系;后半部分重点放在剖析苏联的那种泛政治化的文化特质上。书中多数文章写于上世纪四五十年代,只有最后一篇《不死的俄国知识阶层》写于1990年,也就是苏联解体之前。

  此书的出版更晚,是在2004年,当时伯林早已不在人世(故于1997年)。早在1991年,责任编辑亨利-哈代就劝他结集出版关于苏联的文章。他拒绝了,“我认为在这个苏联刚刚解体的时刻,增加一些幸灾乐祸的文字似乎不合时宜……揭露近来政变与革命发生的根源等等。而且我认为那几篇东西,如果它们有什么价值的话(你知道,对此我一直表示怀疑),还是在十到十五年之后(或许那时我已不在了),而且顶多作为(像我一样的)亲历者对他们眼中的五十、六十、七十年代的有趣回顾来出版会更好些。相信我,我是对的。”

  以赛亚-伯林有着深厚的文学修养,所以在面对帕斯捷尔纳克这样的重量级人物时,交流起来可以应对自如。尤其在捕捉表达过程中的种种细节方面,他表现出诗人般的敏锐。他的描述让你意识到,那为数不多的文学幸存者过的是什么样的生活,需要怎样的隐忍才能承受那样的煎熬,他们对于艺术理想的最后坚持则达到了近乎宗教意义的神圣。在艺术上,他们永远是清醒的。“不要去组织。组织是对艺术的扼杀。只有独立的个性才是最重要的。无论是1789年、1848年还是1917年,作家们都没有组织起来拥护什么或者反对什么。不要组织,我恳求你们,不要去组织。”帕斯捷尔纳克在参加巴黎反法西斯作家大会时如是说。这样的话在任何时候、任何环境里都是具有震撼力的声音,但实际上也是最容易被庸俗的热流所淹没的声音,尽管它代表艺术的良心。伯林对于他们的处境以及为应付这样的处境所付出的代价理解得非常深刻,他的叙述虽然异乎寻常地冷静,但几句话,就足以让人心痛不已:“对于俄罗斯的现状,他(帕斯捷尔纳克)无话可说。我不得不意识到俄国(我注意到,不论是他还是我拜访过的其他作家都不曾说‘苏联’这个词)的历史已经停在了1928年前后,那时它与外部世界的一切联系事实上都切断了。”

  早在上世纪50年代,伯林对于苏联社会特质即有敏锐的判断,这种判断即使今天看来,仍旧具有现实意义:“我发现这种可爱的愤世嫉俗的态度非常流行,它认定所有政府都在干蒙蔽公众的骗人勾当,而且对政治问题根本没有兴趣。这种态度在和我交流的那些学生身上表现得尤为突出——他们期望的是获得更大的物质利益、找个好工作、外出旅游、谈恋爱、挣更高的薪水、好好地享受生活,而丝毫没有远大的抱负、意识形态的热情、民族主义情绪,或对任何公共问题的敏感。那些因把时间花在听爵士乐、穿西方时装而在这方面饱受诟病的莫斯科人,只不过是追求个人主义潮流的一个极端表现而已。”不过伯林始终都对俄罗斯文化抱有希望。尤其苏联解体之后,他对于俄罗斯知识阶层寄予了巨大的期望。他甚至以异常乐观的态度,展望恢复自由之后的俄罗斯将拥有美好的未来。当然他并没有排除专制重现,事实上目前的俄罗斯也确实仍旧摇摆在民主与专制之间。但不管怎么说,以赛亚-伯林的这部重要著作能在国内顺利出版,都是个不可忽视的好消息。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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