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谈判桌与战场

http://www.sina.com.cn 2010年09月08日 09:46 东方早报

  作者在本书前言中提到,从中共成立到国民党败退台湾的二十八年,两党处于战争状态的时间是十二年,合作或非战争状态时间是十六年,这似乎提示,合作的可能性更大。但通观全书我们分明看到,双方都坚持立场,极其清醒、不抱幻想,战场上得不到的东西,谈判桌上也得不到。

《失去的机会?》
《失去的机会?》

  杨奎松这本记录抗战前后国民党和共产党谈判过程的书取名为《失去的机会?》,这是一个深含蕴意,同时也可能产生误解的标题。这似乎意味着,在抗战前后的十多年中,存在着两党捐弃前嫌、真诚合作、共同对敌与和平建国的可能性,但中国的命运与这种美好前景擦肩而过,中国失去了这种最佳选择的机会。也许,一百年之后,当中国人以另一种文明观、价值观来审视历史时会这么说,但我们必须注意到书名最后的问号,它可以解读为对上述假设的怀疑。我的理解是,从理想的角度可以提“中国是否失去了机会”这样一个问题,而从现实的角度则可能并非如此。事实是,国共内战,失败的一方失去了机会,而胜利的一方则攥住了机会,一胜一负、一王一寇是必然的,和平统一建国是不可能的。而同时从理想和现实两个角度观照这段决定中国命运的历史,对我们大有裨益。

  作者在本书前言中提到,从中共成立到国民党败退台湾的二十八年,两党处于战争状态的时间是十二年,合作或非战争状态时间是十六年,这似乎提示,合作的可能性更大。但通观全书我们分明看到,非战争状态基本上是战争的间隙——姑且不算小规模但频繁的战争和冲突,是要喘息、休整,为大规模战争作准备。谈判纯粹属于斗争策略和争取民众的姿态,要说诚意是完全不得要领。国民党方面,蒋介石在谈判期间向军队发布《剿匪手册》;共产党方面,毛泽东紧急指示开赴抗日前线的红军将领注意:对外宣传与实际行动之间应有区别。双方都坚持自己的立场,极其清醒、不抱幻想,战场上得不到的东西,谈判桌上也得不到。

  本书是“抗战前后国共谈判实录”,内容多为历次谈判双方的草案、提案、谈话和发言,以及准备、指导谈判的函件、命令,还有谈判过程中你来我往的修改方案等等。这提供了可信度,但降低了可读性,为了理解当时的态势,我们必须提纲挈领、删繁就简,突出实质与要害,呈现历史的脉络。

  战场形势和力量对比

  中国共产党对国民党的斗争,其最高宗旨用毛泽东的话来说就是“武装夺取政权,战争解决问题”,其他如政治、宣传、统战等方面的斗争只是为武装斗争服务,因此,国共双方在谈判桌旁的态度反映了战场上的胜负态势。虽然谈判和做生意一样有“漫天要价,就地还钱”的规矩,但只有反映实力对比的方案才被认真对待,作为讨价还价的基础,不反映力量对比的方案则被当作宣传或策略不被置理。谈判双方都尊奉的逻辑是:打得赢就打,打不赢就谈。

  抗战前的国共和谈,是蒋介石主动。1935年秋时,蒋考虑对共产党中央苏区的围剿已经成功,共产党的威胁几乎不再存在,但彻底消灭也很难,而日本的侵略上升为主要问题,于是他想方设法派人找共产党谈,这不是谈判合作,而是对共产党的政治解决,即取消苏维埃,收编红军。中共领导人对于蒋的意图既愤怒,又有疑虑,但因为敌强我弱,特别是1936年红军东征山西之战失利,他们也不愿放过停战的机会。双方开出的条件相距甚远,中共提出能否先谈停战问题,被断然拒绝,而随着红军实施宁夏战役失败,甘北红军主力处境艰难,蒋介石还把要价提得更高。其实,双方都很清楚,只要蒋介石有可能在军事上剿灭红军,就没有通过谈判解决问题的希望。而在1936年年底,由于红军打了一个胜仗,国民党降低了谈判条件,而中共受到胜利的鼓舞,采取不妥协态度。

  西安事变和全面抗战的展开使得国共合作增加了极大的动力。双方都要考虑国内、国际的压力和舆论,态度有所软化,但在军队指挥权、边区行政长官任命等重大问题上仍然各不相让。直至抗战形势紧迫,蒋介石急需八路军主力出动,他才作出新的让步,而若干并未达成协议的问题,也只能由中共在敌后斗争中自行其是了。即使在抗战过程中,双方也是摩擦和冲突不断,蒋介石只是出于争取国际援助考虑,才在1944年决定与中共再度谈判。这年4月,日军进攻河南,国民党部队打了大败仗,毛泽东由此判断国民党不堪一击,立即修改原定谈判条件,提出强硬主张。

  抗战胜利后,毛泽东飞赴重庆谈判,这时双方都不抱大的希望,只是不能公然拂逆国内国际各方面期望。谈判期间,国军大力部署调动,抢占交通要道和战略要地,而中共则部署战役打击国军。《双十协定》签订后战事大起,和平协定成为一张废纸,因为共产党的部队在华北、华中打了一系列胜仗。毛泽东指示周恩来让谈判代表团撤回延安,因为再与国民党谈原定的恢复交通等问题,于争取军事胜利不利。而国民党这时倒是主张要避免冲突和内战,他们的提案中心在于停止进攻,双方军队回归原来驻地等。共方越是胜利,国方的停战、和平呼声越高,宣传上也就取得主动。对此中共的策略有两点,一是在谈判桌上对自己的条件急剧加码,二是对胜利不宣传,采用“哀兵”政策,毛泽东在对谈判代表团的指示中说:“华北问题的解决同样取决于作战”,“目前谈判方针在不束缚手脚。”

  枪杆子是命根子

  早在1935年蒋介石找共产党谈时,他就明确提出关键问题是军队。1936年蒋说,人员安排好解决,党的问题也好办,难的是军队。与共产党代表会谈时,国民党的条件是,共方保留一支三千人的军队,改编后开赴内蒙前线驻防抗日,师长以上高级指挥员一律解职出洋,半年后召回按才录用。共产党方面对这样的提议根本不予考虑,人们都知道毛泽东的著名口号“枪杆子里面出政权”,他在日本投降后准备与国民党和谈时说,“只要把军队拿在手里就有办法。”

  西安事变之后,表面看来国共合作大有希望,但一涉及军队数量,双方就尺寸必争,很难谈得拢。蒋介石把东北军问题解决之后,红军与东北军、西北军三位一体的局面不复存在,中央军对西安大兵压境。国民党开价红军可以编为两个师八个团共一万五千人,共产党还价为四个师二十四个团共六万或七万人;蒋让步为三个师九个团,三万人,比原方案增加一倍,周恩来提出为六个师二十四个团,这超过了蒋的底线,没有谈成。在艰难顽强的谈判过程中,双方你来我往,找出理由、变着法子达到自己的目的,有时,国民党已经作出让步但随即又反悔。最后,因为抗战全面展开,蒋介石勉强答应八路军编为三个师四万五千人,外加地方部队一万人。其他问题,比如在师以上能否设统一的指挥机关等问题,则不了了之。在谈判过程中,蒋介石多次向手下人交代他的方针:经济上宽待,政治上亦可适当放宽,军事上则必须严格限制部队数量,如果不是抗战形势紧迫,决然没有大致谈成的局面。

  即使在抗战期间,国共两党的局部性摩擦与冲突也从未间断过,而摩擦与冲突最经常、最严重地表现在军事方面。其实质是一方想扩大自己的实力,而另一方则竭力限制。由于双方都还高举统一抗日的大旗,中共也还承认国民政府的领导地位,因此通过谈判解决摩擦与冲突是常规途径;而共产党不断要求扩大军队的编制和人数,国民党以种种理由拒绝和压制这种要求,则成为谈判的重要内容。

  共产党要求扩编,有抗战的理由,蒋介石愿意适度考虑,因为同意是和限制联系在一起的,不然“任其自由发展则危害更大”。共方的要求是八路军扩为三个军九个师,二十二万人,新四军为三个师五万人,国民党的答复是共计三个军六个师,在讨价还价过程中同意增加三个补充团。反复谈,谈不下来。共产党人其实明白不可能从国民党那里得到自己想要的东西,他们也不指望这一点。抗战给他们提供了“将在外,君令有所不受”的机会,他们不必说服国民政府,而是指示各部放手自行发展,实际上,中共军队的人数已经达到了二十二万。

  1942年,国共关系有所好转,共产党在谈判中请求军队编为四个军十二个师。国民党担心同意后将有助于共军实力进一步扩张,没有答应。在1943年开罗会议之后,蒋介石受到国际力量的敦促,重启与共产党的合作谈判,对于中共的要求,开始回应为三个军八个师,继后同意四个军十二个师。虽然达成了一致的书面意见,但双方都无意执行。而在1944年国民党军队在河南抗击日军大败之后,毛泽东把军队编制的要求提高到五个军十六个师,国民党的还价是四个军十个师,而实际上双方对谈判都失去了兴趣。这时,中共已有部队四十七万,在1945年召开的中共七大上,毛泽东自豪地宣布,中共已掌握九十一万部队和两百二十万民兵。

  抗战胜利后,毛泽东应蒋介石邀请去重庆谈判,国民党的预案是,所有中共部队应交给政府听候处理。中共的回应是改编为十六个军四十八个师,国民党认为最多不超过十二个师,共方让步到四十三个师,国方上调至二十个师,最后签订的《双十协定》规定中共可以将部队缩编为二十四个师。不过双方都没有打算受一纸协定的束缚,就在协定公布的第二天,蒋介石发布了剿共密令。而中共中央在当天就发布指示,其中说,“解放区军队一枪一弹必须保持,这是确定不移的原则”,“将来实行整编时,我方也自有办法达到一枪一弹均须保存之目的。”

  大局是国际形势与大国博弈

  国共两党的谈判经常受到美苏两个大国的影响,或者,考虑他们的态度、反应会影响谈判的策略,不研究外来因素的作用就不能理解国共两党态度的变化,而这为我们的历史研究长期忽视,杨奎松的这部著作填补了某些空白。

  蒋介石在1935年决定找共产党谈就考虑到了与莫斯科的关系,他希望与苏联结成同盟对抗日本,同时利用苏联对中共的影响来解决中共问题。一开始,国民党的代表与中共驻共产国际的代表王明在莫斯科谈得不错,但当蒋得知苏联不打算对中共施加压力以便他统一中国时,他马上变了卦。不过,中共多次改变原来的态度而尽力与国民党谈,确实是受到了莫斯科表态或指令的影响。

  王明等人于1937年从莫斯科回国,带回了共产国际关于“抗日高于一切”的指示,这促使中共中央改变对国民党和国共和谈的政策,收回或者改变了以前一直坚持的若干强硬条件。蒋介石有求于苏联,因而给予王明较高的礼遇。在抗战最艰难的时候,国民党当局希望苏联直接出兵援助中国,并要求中共出面劝说苏联出兵。当苏联对这个请求婉言拒绝,而中共也支持苏联的决定时,国民党的态度发生了改变,它拿这件事攻击中共,双方的摩擦又增加了。

  1943年年底时,蒋介石赴开罗参加美英苏中首脑会议,美英领导人听不进他对中共的攻击,反而劝他与中共合作,这促使他(暂时地)改变了对中共的政策。另一方面,毛泽东看到了美英苏合作的形势可能持久,以及他们希望国共合作的意愿,也要考虑与国民党长期共存之计。

  日本正式宣布无条件投降的当天,《中苏友好同盟条约》也在莫斯科签字。正是在这一天,蒋介石向毛泽东发出邀请,请他到重庆商讨国内外大事。这是因为中苏条约让他吃了一颗定心丸:苏联承诺给予中国的一切援助都只提供给国民政府。中共一开始把蒋介石的邀请看成阴谋,并以朱德的名义提出政治要求,没有答应蒋的邀请,但在苏美的劝告之下,毛泽东接受了邀请,赴重庆谈判。

  杨奎松认为,美国总统特使马歇尔在国共之间调停、主持停战谈判,一开始就犯了一个致命错误,即试图把东北问题放在整个中国停战谈判的考虑之外,把苏联和东北排除在外的策略使得一度有希望的和平前景最终完全消失。这是一个很重要的、值得认真研究的观点。

  我认为,美国的考虑一开始在理论上并没有错,因为中苏条约不但规定苏联的一切援助都只给国民政府,而且规定只有国民政府有权接收东北的主权,在苏联撤军之后,应将管理权交给国民政府。所以从理论上讲,东北应该是没有争执、没有冲突的地方。但是,实际情况是,东北成了内战的主战场,国共胜负的决战之地。问题在于,美国也是把国府当成唯一合法的代表加以援助,美国在中国的行动没有考虑到苏联的利益和感受,其援助被苏联视为美国要把中国当成自己的势力范围,这就损害了苏联的地缘政治利益。于是苏联以大力支持中共作为平衡和对抗手段,中共在东北取得了胜利,进而在全国取得了胜利。在某种(非本质、非决定性)意义上也许可以说,国共斗争的结果受到了美苏在华博弈相当大的影响,美国的粗心大意或自私或失算促使国民党丢掉了中国。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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