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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战后欧洲史》以罕见的地理和社会跨度，部分再现了欧洲大陆在战争废墟上逐步重建，并走上联合自强之路的历史。书的作者、英国历史学家托尼-朱特和霍金一样患上了罕见的“肌萎缩性脊髓侧索硬化症”，上周五，朱特去世，享年62岁。

　　《战后欧洲史》很可能是新世纪十年最伟大的历史著作之一，该书对战后欧洲认同的思考得到许多欧盟政治家的推崇，而此书的作者、英国历史学家托尼-朱特直到最近半年才获得他早该获得的公共荣誉。原因一方面是托尼-朱特的学术成就，另一方面则是他和霍金一样患上了罕见的“肌萎缩性脊髓侧索硬化症”(ALS)。轮椅上的托尼-朱特对历史、未来和个人做了尽可能多的思考和写作，依然持续不断发表作品。上周五，托尼-朱特这位人文学术界的“霍金”在纽约格林尼治村的家中去世，享年62岁，他的两部重要作品《责任的重负》和《战后欧洲史》已由新星出版社先后出版。

　　“我也想过安乐死”

　　从去年底开始，署名托尼-朱特的评论和个人回忆性散文频繁出现在英美主要报纸杂志上，一系列的思想访谈也见诸报端。也许学术界和朱特本人都知道，留给这位历史学家时日无多。两年前，因《战后欧洲史》而获得巨大荣誉的托尼-朱特得知患上了“肌萎缩性脊髓侧索硬化症”(ALS)，他逐渐丧失对身上一块块肌肉的控制，到了晚期连自主呼吸和吞咽都已丧失。轮椅上的朱特，靠呼吸机维持生命，四肢瘫痪，除了头颅之外全身几乎不能动。“有一段时间，我希望自己死了算了。”“我也想过安乐死。”

　　尽管自嘲成了“现代木乃伊”，他并没有停止过思考，最近一年，他都是通过口述方式与外界联系和写作。从今年年初开始，《纽约书评》开始连续刊登朱特的一系列回忆文章，第一篇《夜》讲的就是朱特身体被疾病禁锢后如何度过一个个长夜。这些文章之后集结成《乡土式微》由企鹅出版社出版。在这本书中他充满激情地回应自由主义政府的回归，并回顾“我们祖辈那代人如何应对挑战和恐吓”。

　　作为历史学家，如何看待历史？朱特的回答可能是悲观，甚至有点虚无。“历史就是糟糕的事情一件接着一件堆起来。”“当然历史还向你展示，知识、法律、文明的巨大进步，但它不会告诉你历史背后的意义。”“但如果你都没办法发现历史背后的意义，那你个人生活还有什么意义？我的出生是个意外，生活在伦敦也是偶然，因为我们家差点就移民到新西兰。我没办法看透生活背后的意义是什么。”但在他看来，只有语言是看透生命的方式，也是对抗疾病的武器。

　　而对当今社会的思考，他认为，“我们需要回归对平等而不是自由的信仰，因为自由太容易被转换成其他什么东西。平等获取信息，平等获取知识，平等接受教育，平等获取权力和政治。我们还有其他讨论正义的途径。”

　　2009年朱特因他的“智慧、洞察力和非凡的勇气”获得了乔治-奥威尔奖。

　　《战后欧洲史》备受推崇

　　伦敦出生、英法求学、美国定居的托尼-朱特，他的大部分思考和著作还是关于欧洲和犹太人的。比如托尼-朱特的第一部作品《重建社会党：1921-1926》写的是法国史，《未完成的昔日：1944-1956年的法国知识分子》残忍地剖析了几位在法国被众星捧月的左翼知识分子，比如萨特、波伏瓦。作为该作品的延续，托尼在1998年又出版了《责任的重负》，这次他关注的是布鲁姆、加缪、雷蒙-阿隆。

　　2005年，托尼-朱特最重要的著作《战后欧洲史》面世，作者把1945年至2005年的欧洲作为研究切入点，以罕见的地理和社会跨度，部分再现了欧洲大陆在战争废墟上逐步重建，并走上联合自强之路的历史。《战后欧洲史》尝试指出，“第二次世界大战带来的长期阴影沉重地压在战后欧洲身上。对欧洲近期历史保持沉默，是构建欧洲之未来的一个必要条件。希特勒死后60年，他的战争及其后果也已经属于历史。欧洲的战后时代已持续了很长时间，而它也到了最后下结论的时候了。” 该书对欧洲认同的思考得到不少积极推进欧洲一体化的政治家推崇，当它被授予2008年度“欧洲图书奖”的时候，欧盟领袖强调的是该书为“增进北美对欧洲的理解做出了突出贡献”。比利时前首相伏思达在“欧洲图书奖”颁奖仪式后表示，希望即将参加《里斯本条约》公投的爱尔兰人，能够在读过这本书后为欧洲的未来投下支持的一票。正如托尼-朱特所说的那样，“当代欧洲民众并不需要别人告诉他们欧洲出了什么问题，他们关心的是怎样解决问题，他们想知道欧洲如何战胜了自己的过去”。

　　《战后欧洲史》令他获得了汉娜-阿伦特奖，也入围了普利策奖。谈到写这部伟大历史著作的初衷，托尼说：“我最初决定写这本书，是在维也纳主要的火车站——西站——换车时。那是1989年12月，恰逢其时。在布拉格，哈维尔的《自由论坛》的剧作家和历史学家们正在强行去除一个‘真实存在的社会主义’。几个星期前，‘柏林墙’出人意料地拆毁了……一场政治地震动摇着第二次世界大战后冻结的地缘政治结构。”

　　以色列政府批评者

　　托尼-朱特出生于英国伦敦东区一个犹太中产阶级家庭。作为一名立陶宛犹太拉比的后代，少年朱特在暑假被父母送往以色列的基布兹，他也逐渐成为犹太复国主义的拥护者，他曾在巴黎举行的犹太复国主义大会上发言并担任翻译，在这次集会上他被捕，1967年六日战争期间，朱特赶往以色列参加以色列国防军并在戈兰高地驻扎。军中经历反而使他与犹太复国主义渐行渐远。

　　在他的大部分学术生涯中，朱特都与以色列政府唱反调，并引起很大争议。1983年，他在《纽约书评》的一篇文章中给以色列贴了个标签，“好战、狭隘、宗教狂热的民族国家”。他在2003年说，“中东和平进程已经完蛋了。它不是消亡了，它被杀死了。阿巴斯被巴勒斯坦总统的职位搞死了，被以色列总理羞辱。他的继任者也将面临同样的命运。以色列还将继续嘲弄他们的美国赞助人，无视‘路线图’修建非法定居点。美国总统已经成为一个傀儡，可怜地朗读以色列内阁的文书，‘这都是阿拉法特的错。’以色列人则紧张地等待下一颗炸弹。” 

　　2003年，好友爱德华-萨义德去世，《纽约客》认为，在萨义德之后，朱特就成了勇敢反对以色列国家政策的知识分子，尤其是他个人的犹太人色彩更令这一异议显得格外醒目。他在一篇文章中鼓吹建立一个单一国家，犹太人和巴勒斯坦人分享平等的公民权。2006年，他在一篇评论中批评以色列“对犹太人有害”。“在纽约大学外，我被看做是宣传左翼言论的疯子，在大学里，又被看做是个崇尚白人男性自由主义精英的老顽固。”“我喜欢这些看法，我和两者都沾边，这让我感到舒坦。”2010年，重病中的朱特曾写道，“现在大部分以色列人不再是近现代时期被赶往这里从事农耕的社会主义者，而是些年轻人，怀有偏见的城市犹太人，他们的大男子主义、狂妄自大和武力使他们和欧美同代人迥异。”