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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城市如何让生活更美好？乔尔-科特金的著作《全球城市史》，或许能为我们提供一个答案。 　

　　“来吧，请让我见识一下，还有哪一座城能这样昂首高歌，为充满了生命活力，粗犷、灵巧而自豪。”这是美国诗人卡尔-桑德堡《芝加哥》中的诗句。桑德堡笔下20世纪初的芝加哥呈现出一种“美与丑并存”的复杂性，并不能简单地用“城市，让生活更美好”这句话来解读。城市如何让生活更美好，或者说，在什么样的情况下，城市的生活才会显得美好？面对这样的问题，我们只能求助于书籍。

　　乔尔-科特金的著作《全球城市史》，或许能为我们提供一个答案。在这本书里，科特金观察了世界历史上诸多城市的兴衰和变迁，在做了严格的比较分析后，他得出了这样的答案：城市的发展和变迁，其动因固然在于一地财富的多寡、人口的疏密、地理位置的轻重，但更重要之处，却在于城市所在之地是否引领着时代观念的沿革。

　　古希腊历史学家希罗多德在游历各地的不同城市时，触景生情地说：“那些曾经不可一世的庞然大物今天成了微不足道的；那些曾经微不足道的，在我们这个时代却成了荦荦大者。”这句话对于一个生活在当代的人来说，可能具有如下意义：无论你居住地是国际化的大都市如纽约、伦敦、香港，还是内地小一些的二三线城市，如果将它们的地位放在历史中考察，你很可能会得出与希罗多德类似的结论，或者说，一座城市在历史中扮演的重要性是随着人类社会的演进而变化的。

　　由此，科特金总结了决定城市发展的三个关键因素，分别是：地点的神圣；提供安全和规划的能力；商业的激励作用。在这些因素共同存在的地方，城市文化就兴盛；反之，在这三个因素式微的地方，城市就会淡出，最后被历史所抛弃。但是，历史中不断兴起又衰落的座座城市，背后那只将其建立而后又无情地推倒的手，又离这三个因素中的哪一个更为接近呢？

　　古代的巴比伦、底比斯、萨尔贡这样的通都大邑，其兴盛的背后，更多的是由于它们具有一种宗教中心和人民庇护所的职能。独立的政治实体，在生产力低下的古代被简单定义为城防战略上的重要性以及宗教上的神圣地位。直到近代资本主义萌芽，威尼斯、里斯本、安特卫普，乃至伦敦和纽约等城市纷纷涌现出来，彻底取代了那些臃肿而落后的古代城市。

　　“伦敦不仅仅拥有壮观的教堂、华丽的宫殿和景致优美的公园，以及深厚的居民道德意识，更重要的是，伦敦开创了充满活力的资本主义经济体制，用以掌控和管理日益扩大的世界经济。”科特金如此总结工业革命后伦敦的崛起，在他看来，“盎格鲁—美利坚城市革命”的助推器，实际上是现代资本主义的商业精神。

　　原本，这种精神属于14世纪的意大利、15世纪的葡萄牙、17世纪的荷兰等国家所有。但随着18世纪中叶，改良蒸汽机的出现，新的生产方式在英国出现了，世界的中心也发生了位移。英国的首都伦敦相比于受到资源匮乏和人口下降制约的意大利城邦和荷兰城市，更能够吸引英国数量更多的人口充当定居者和工人。此外，频繁的远洋贸易使得当时的英国拥有充足的煤炭、铁和锡等重要的原材料。作为世界商业中心的伦敦，远非安特卫普或佛罗伦萨所能企及。

　　随着英国在19世纪早期一跃成为世界最具活力的经济区域，其主要城市曼彻斯特的人口飞速增长，在19世纪的第一个30年，人口由原来的9.4万人上升到27万人。而一些较小的城市经历了更加快速的发展。1810年，精纺加工业中心布莱德福是一个仅有1.6万人的无名小镇，而到了19世纪前半期，该城市工厂的产量增长6倍，其人口也爆炸式增长，竟然达到了10.3万人。

　　这些人口暴涨的新型城市有一个共同特征：城市中心有着大规模的加工产业，养活了众多的城市人口。但是，紧接着的环境问题、宜居问题接踵而至：“人们到处可以看到堆积成山的废弃物、垃圾和污物……河岸边简陋的小道，一边是挂满了衣服的晾衣竿，另一边是洗衣服的小河。”科特金描写的伦敦贫民区似乎与如今的广州城中村以及印度、墨西哥的贫民窟如出一辙，这是否暗示着，如今的中国和印度，在某种意义上等同于19世纪的英国？

　　这样的比喻殊嫌不伦，因为今天的中国，无论如何不应该回到当年伦敦乃至整个西方先污染、后治理，先任意发展、再弥补性规划的老路上来了。如果真正希望今天的城市能让我们的生活更美好，那么我们在接受卡尔-桑德堡在诗歌中描写的那个既具顽强活力，又潜藏着资本主义毁灭性的芝加哥之外，似乎需要将注意力引向桑德堡写下这些句子的大约40年前。

　　1871年那场毁灭性的大火之后，芝加哥进行了重建，并开始了雄心勃勃的城市改良工程，修建了主要图书馆系统、新的艺术学院、菲尔德哥伦比亚博物馆，并扩建了芝加哥大学。美国人已经比他们大洋对岸的祖先们更早意识到，一座城市的中心和支柱是人类的精神。

　　这也是记者简-雅各布斯在《美国大城市的死与生》中对美国城市及建设提出的质问：“市政中心除了那些游手好闲者以外无人光顾，他们除了那儿无处可去。商业中心只是那些标准化的郊区连锁店的翻版，毫无生气可言。人行道不知道起自何方，伸向何处，也不见有漫步的人。快车道则抽取了城市的精华，大大地损伤了城市的元气。这不是城市的改建，这是对城市的洗劫。”

　　雅各布斯的担忧之一在于，一个需要消化大量外来移民的国度，如果在城市的设计上不更加人性化，而是一味追求“商业的实用主义”，打造所谓的城市地标，这座城市最后注定只能将它与一部分弱势的人群割裂开来，把他们丢进阴暗的角落，而不是让每个居住者都享有城市发展带来的益处，成为经济学家加尔布雷斯所谓的保证每个居民享有公平的“美好社会”。以此推想，雅各布斯忧虑的是，一座城市如果失去了其建设的“灵魂”——人本身，这样的城市不可能是“美好城市”，而注定会在历史的变迁中崩溃为尘埃。

　　回望历史上兰开夏农夫、爱尔兰农民和欧洲移民在芝加哥或纽约的经历，那些拥挤不堪却价格不菲的狭小公寓、脏乱而危险的街道、环境恶劣的工作地点，似乎今天还历历在目。作为一名身处“城市化大跃进”其间的中国人，又该怎样看待我们不断变化着的城市？统计数据显示，1950年，世界上只有伦敦和纽约两座城市的人口超过1000万人，仅仅半个世纪之后，人口超过1000万人的城市有19个，只有3个在发展中国家。但联合国预计，到2015年，23个城市庞然大物中的19个在发展中国家。那么，首当其冲的中国又应该如何自处？“谁掌握了过去，谁就掌握了未来”，奥威尔的这句话，或许可以作为我们带着这个问题阅读时的自勉。