新浪尚文

　　一个流浪儿，是怎样和木刻结缘而逐渐成长为一个艺术家的？他遇到了什么事，遇到了哪些人，对他产生了怎样的影响？随着本书章节的推进，慢慢得到一些解答。

　　1947年3月，沈从文写了一篇万余字的长文，以湘西历史变化为经，一对青年男女教师的故事为纬，交织而成《一个传奇的本事》。当时在上海的黄永玉，在马路上买到这张报纸，“就着街灯，一遍又一遍地读着，眼泪湿了报纸……谁也不知道这哭着的孩子正读着他自己的故事”(黄永玉《太阳下的风景》)。沈从文所写的那一对青年男女，是黄永玉的父母黄玉书和杨光蕙。“为初次介绍黄永玉木刻于读者而写成的”这篇文章，大部分谈的却是“永玉本人也并不明白的本地历史和家中情况”(沈从文《附记》)。

　　许多许多年过去，黄永玉也老了。老头从头写自己的故事，光是童年，就写了几十万字。《无愁河的浪荡汉子》，密密麻麻的回忆，一生的传奇，什么时候能写完啊。

　　这个时候李辉的《传奇黄永玉》出版，对我这个读者而言，感觉是，来的正是时候。

　　《传奇黄永玉》按顺序和内容分成了五个部分，时间上到1976年为止；如果从作者要解决的问题和相应的叙述方法来看，则可以从三个方面来看，这三个方面，用自序里的话来说，即是：“或以故事叙述为主(缺少史料印证的早期生活)，或基于史料的发掘来解读传主与某一具体人物的关联(如与沈从文、汪曾祺的交往)，或借传主的故事进而展开对某一时期美术界整体的考证与叙述(如‘文革’美术风云的碎片拼贴)。”在这三个方面，这部著作都有成就。

　　现在说起凤凰这个地方，人们往往只是赞叹它的美丽和民风的淳朴，而昧于它严酷血腥的历史。李辉写童年黄永玉，特别写到这个孩子三岁时目睹砍头惨状，写到这个地方“古怪”的恐怖。这并非可有可无的细节，也不是传主偶然的经历，过去就过去了。沈从文1932年写自传写小孩子观看杀人，黄永玉1950年的《火里凤凰》写过去“挨刀”好汉的临刑，都含有把沉重的历史和现实里的地方因素，与个人性格、命运相联系的线索。李辉说，“这种发生在城门外目睹死亡的经历，无疑内在地影响着一代又一代凤凰城孩子们的性格形成。自幼感受到血雨腥风中的野蛮与残酷，自由看惯了死亡，对于他们，平生遇到再大的苦难，也不会感到恐惧。他们将以自己特殊的坦然，面对未来发生的一切。”这绝非凭空而来的议论。

　　黄永玉少小离家之后的漂泊经历，我以前只是从各种文章和叙述里知道个零零星星，读这部传记，才获得了一个清晰的线索和完整的图景。一个流浪儿，是怎样和木刻结缘而逐渐成长为一个艺术家的？他遇到了什么事，遇到了哪些人，对他产生了怎样的影响？随着章节的推进，慢慢得到一些解答。

　　传记有专门写黄永玉与汪曾祺交往的内容，这是在别的地方读不到的，因为这里所披露的主要材料，一是汪曾祺的信，二是黄永玉的谈话，都不易得。汪曾祺的信是新近才发现的；黄永玉不肯写关于汪曾祺的文章，因为“他在我心里分量很重”，但他和李辉做了一次关于汪曾祺的谈话。

　　1947年，黄裳、汪曾祺、黄永玉结交于上海，有一年左右的时间，三个年轻人常常结伴而行。7月15日，汪曾祺写信给他的老师沈从文，说他昨天才初次见面的黄永玉是个“小天才”，“真有眼光的应当对他投资，我想绝不蚀本。若不相信，我可以身家作保！我从来没有对同辈人有一种想跟他有长时期关系的愿望，他是第一个。您这个作表叔的，即使真写不出文章来了，扶植这么一个外甥也就算很大的功业了。”

　　汪曾祺的信很长，六页纸，差不多五千字。读这封信的感觉和读后来汪曾祺的文字不大一样，其中有一段设想请人写文章评黄永玉，点将录一般，随兴而谈，很有意思，也很有年轻人的意气风发：

　　我曾说还要试写论黄永玉木刻的文章，但一时恐无从着手。而且我从未试过，没有把握。大师兄王逊似乎也可以给他引经据典的，居高临下的，用一种奖掖后进的语气写一篇。(我希望他不太在语气上使人过不去。——一般人对王逊印象都如此，自然并不见得对所有人都如此，我知道的。)林徽因是否尚有兴趣执笔？她见得多，许多意见可给他帮助。费孝通呢？他至少可以就文化史人类学观念写一点他一部分作品的读后感。老舍是决不会写的，他若写，必有可观。可惜，一多先生死了，不然他会用一种激越的侠情，用很重的字眼给他写一篇动人的记叙的，虽然最后大概要教导他“前进”。梁宗岱老了，不可能再“力量力量”的叫了。那么还有谁呢？李健吾世故，郑振铎、叶圣陶大概只会说出“线条遒劲，表现富战斗性”之类的空话了，那倒不如还是郭沫若来一首七言八句。那怎么办呢？自然没有人写也没有关系。等他印一本厚厚的集子，个人开个展览，届时再说吧。

　　1951年黄永玉在香港办个展，汪曾祺发表《寄到永玉的展览会上》，生动而富有见解地评论了黄永玉的艺术创作。

　　1953年黄永玉从香港回到北京以后，两个人生活在同一个城市，从常有来往，到渐行渐远，终至于隔膜。黄永玉告诉李辉，“‘文革’结束后，他来找过我两次。我对他很隔膜，两个人谈话也言不由衷。他还送来一卷用粗麻纸写的诗，应该还在家里。”

　　可是黄永玉始终认为，“我的画只有他最懂。”“他死了，这样的懂画的朋友也没有了。”

　　下面这段话，读时不能不在心里感慨喟叹，却又无从说明是什么样的感受：

　　和他太熟了，熟到连他死了我都没有悲哀。他去世时我在佛罗伦萨。一天，我在家里楼上，黑妮回来告诉我：“爸爸，汪伯伯去世了。”我一听，“嗬嗬”了两声，说：“汪曾祺居然也死了。”这有点像京剧《萧何月下追韩信》中，萧何听说韩信走了，先“嗬嗬”笑两声，又有些吃惊、失落地说了一句：“他居然走了。”我真的没有心理准备他走得这么早，总觉得还有机会见面。他走的时候还不到八十岁呀！要是他还活着，我的万荷堂不会是今天的样子，我的画也不会是后来的样子。

　　传记写“文革”初期美术界所遭受的大规模冲击和1974年的“黑画事件”，关注的重心已经不仅仅是黄永玉一个人的遭遇，更是一大批艺术家的命运和一个特殊时期的历史情形。这里的头绪相当繁杂，可资利用的资料必须花大量工夫去寻找、考辨。除了当年的报刊、现在已经公开的文献、当事人的回忆和访谈，李辉还搜集了大量的“文革”小报、批判材料汇编的小册子等等，使得还原历史情境的叙述能够落到实处和细处。

　　这里面有些东西饶有意味。举两个小例子。

　　“文革”初期被推到历史前台接受讨伐的画家，都是当时还在世创作的，除了一位齐白石，1957年已经去世。为什么齐白石会在1967年成为讨伐对象？一篇小报文章称，这一年5月，红卫兵和造反派发现了毛泽东1965年7月18日关于绘画使用模特儿问题的批示。现在我们可以在《建国以来毛泽东文稿》第十一册(中央文献出版社，1996年)查到毛泽东在一封信上的批语，关于齐白石，有这样的话：“齐白石、陈半丁之流，就花木而论，还不如清末某些画家。”“……齐白石、陈半丁流，没有一个能画人物的。”与毛泽东批语同时在小报上披露的，还有江青1964年10月25日与中央美院三名教师的谈话，在小报刊登的这篇《与美术学院教员的谈话》中，江青非常“风趣”、非常“形象”地说：“陈半丁的画各地都是，齐白石的一把葱、两头蒜、几个虾米说得那么好？很奇怪，怎么捧起来的？齐白石反对土改，身上挂一串钥匙，守财奴！”

　　另一个例子是一张信笺，2008年不知道怎么流到了收藏市场。这是于会泳1974年写给姚文元的信，信中说有一篇反击美术黑线回潮的文章，点了宗其香和黄永玉两人的名，请示发表。姚文元两周后作批示，提出两个方案，送呈张春桥、江青。张春桥和江青又分别批示。一张信笺，几个历史角色，边边角角都写满了字：“黑画事件”的关键批示。这封信现在被黄永玉装裱起来，挂在卧室里。

　　我手头有李辉的一本《与老人聊天》(大象出版社，2003年)，里面有一篇和黄永玉的谈话记录，时间是1989年4月，在凤凰。那算是为写黄永玉传做的第一次采访。如果从那个时候算起，到现在《传奇黄永玉》出版，已经过了二十年。李辉不是写作速度慢的人，这一本传记写得却不能算快。看看他费心搜集的那些零零碎碎的资料(他自己称之为“风中碎片”)，看看他把大小不一、形状各异的碎片拼成相对完整的图景，看看他要从中找出历史的脉络和命运的踪迹，又觉得这是必须的，必须付出漫长的时间和大量的精力。

　　而且还没有完。继续投入时间和精力，写出1976年之后的黄永玉，写出这个生命中年之后的焕发和艺术上的创造，是一件诱人而仍然艰难的工作。不过我相信不用再过二十年。