新浪尚文

　　跌宕的全球经济形势之下，关于经济的言说与思考自然会成为潮流，如果这些言论能在某一方面切中事情的本质或者人心中的疑惑，就更是如此———郎咸平的流行，就多多少少有些这样的意味。本来，以专业经济学家的身份谈论专业的经济问题，多多少少是应该有些门槛的，但郎咸平却擅于踢掉门槛，让平凡读者也能理解他的言说。当然，大多数读者是不在乎论证而只需要结论的，郎咸平乐于满足他们，“郎旋风”自然也就此刮起。

　　对话作者

　　记者：在身兼数职的情况下，你的书以每年四五本的速度出版，为什么能保持这么快节奏的出版速度？ 

　　郎咸平：我所做的研究全部来自最原始的资料，我有十几个人在帮助我收集案例和资料。以这种情况来说，我现在出书的速度还是慢的。

　　记者：《新帝国主义在中国2》这本书，你试图告诉我们，中国经济很多负面因素，是新帝国主义在中国造成的，深层次原因是什么？

　　郎咸平：自己出了问题，别人才会有机会介入。比如前段时间的希腊危机，一旦出现危机，别人就介入了。中国今天没有问题？在我看来，问题不少。比如中国目前大部分工业产能过剩，比如煤炭、电力、轻工、纺织等等严重产能过剩。我们目前已经出现严重产能过剩危机，我现在非常担忧美国会用金融大战狙击一个严重产能过剩的中国。这是我所担心的，你一定出了问题他才狙击你，很多时候中国的问题就是他造成的。甚至造成我们这次产能过剩是2008年开始的。

　　记者：现在运行的经济规则，很多是从美国过来的，而且学的不彻底。好多人认为，我们要成为规则的制定者。你觉得是否可能？

　　郎咸平：可能吗？这是最好笑的笑话，真是太可笑了。我想请问，规则怎么制定？规则本身就需要一个系统工程来构建，什么都没有，就不会有规则。什么叫高科技？是研究、发展、创新吗？不对的。一个国家要建高科技，必须得建立起生产、研发，以及管理的流程。而中国企业一做大就会破产，就会倒闭，因为它没有这个系统工程，要靠人脑去管理所有企业。人脑管一个企业没有问题，管两个企业，你要花的时间就是呈几何级数上升的，管三个企业就要更多的时间，因此只要一做大，通常都会倒闭，为什么通用可以呢，通用是一个系统，在这个系统之下，他用系统来管理各个环节的问题，我们中国没有这个系统，没有这些流程，规则就不会建立。

　　记者：在《新帝国主义在中国2》一书中，你描绘的美国形象，有些让人惊讶。

　　郎咸平：我们把美国想得更可怕一点，对自己只有好处，没有坏处，就跟做企业一样，把未来想得更悲观一点，对自己只有好处没有坏处，人家是世界超级强权不是没有原因的。

　　采访/本报记者 张弘

　　(郎咸平，香港中文大学讲座教授)

　　声音

　　《新帝国主义在中国2》从内容、观点的新颖程度而言，相对于郎咸平以前的著作，有了显著的改进。书中，迪拜危机、气候大战与低碳美元、高盛罪恶、《孔子》PK《阿凡达》等章节都颇值得细读。即以最后一章“文化大战：当孔子遭遇阿凡达”为例，郎教授对影片《阿凡达》的文化价值组成之解读，及其与《孔子》的对比，由此生发出对中华文化对外传播的忧虑，远远超出了国内文化评论界的认知层次。 

　　———郑渝川