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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粤语已到存亡之时？广州市政协7月抛出一份关于增加电视台普通话播音时间的提案之后，“保卫粤语”立刻成为了响彻广东的公共话题。作为一名土生土长的广州人，著名学者李公明先生试图告诉我们，推广普通话和保护方言之间并不存在一个你死我活的逻辑与实际情况，政府不应该用自己的行政权力和主观意志来主导语言的发展。只要政府明白不应该做什么，地方方言的存在与发展就是很自然的事情。

　　广州政协一份关于将电视台播音语言从粤语改成普通话的提案引发了很大的动静，讨论的规模空前的大，粤语究竟怎么了？

　　李公明：此次的电视粤语频道存废之争所引起的广州社会各界的反响之大、时间延续之长、甚至对全国和海外都产生影响，的确是出乎意料、很不寻常。在关于粤语讨论的背后隐藏着的很多事情，远远超出了单纯的某个电视频道的语言之争。自从上世纪九十年代以来，广州经过了好几波大的城市拆迁和改造浪潮，一直到今年亚运会，各方面因素促成了旧城改造方案的纷纷出台，极大地改变了城市的旧貌，连同城市空间变化一起消失的是文化的原生形态、民俗的生活方式。去年我曾经在网易广州亚运频道接受过采访，主要的观点是认为过去我们所熟悉的广州、一个亲切的广州、一个作为家园的广州已经不存在了，这个代价是极为沉重的。访谈出来以后有很多跟帖和回应，形成了比较热闹的讨论。分析这一次的“粤语事件”，广州旧城改造等一系列措施对于当地传统文化面貌的影响，是一个不可忽视的背景。

　　一直以来，土生土长的广州人对城市是有感情的，对当地文化的保护也自然最有发言权。但是，自二十世纪九十年代以来，在所有的城市改造中，我们看到的城市文化面貌的决策者的诉求与地方文化、传统价值的保存与认同无关，而更多的是对政绩与城市新面貌的追求。所以，在很大程度上，广州人对公共事务的无力感是由一种微妙的关系所带来的，即在身份认同的差异性上构成了文化保护意愿和政府决策人意愿的冲突关系。

　　但在全国范围内，几乎已没有什么方言的影响力可以和粤语媲美。电视台用普通话播音在其他地区早已是司空见惯之事，为什么在广东，这样一件事情会如此轰动。毕竟，粤语已经是目前国内被运用最广泛、地位最高的地方方言了。

　　李公明：地方语言在文化的层面上来说有很深的意义，和种族、民族、政治有深层联系。对于方言的划分、存废的争论背后隐藏着很多政治叙事与政治因素。如果放在中国百年的历史来看，社会的各种革命与转型一直伴随着语言统一的争论。我曾经在《上海书评》介绍过日本学者市川 勘、小松岚写的语言学著作《百年华语》，作者对于语言统一论争中的政治因素极为关注。他们指出，百年现代中国以来，在关于语言统一的正式会议中，能够做到纯粹从语言的角度考虑，而不考虑政治因素，不受其干预的，只有1913年的“读音统一会”。1949年之后，关于新文字的争议则已不是学术之争，而是关系到“人民解放斗争”的态度问题。1955年推广普通话达到高潮，而“推普”本身是作为一项很严肃的政治任务来完成的。1956年，毛泽东在“全国文字改革会议”上“言重九鼎”，对语言的重要性做了肯定，也对推广普通话做出了最高的定义与指示。同样在五十年代，大陆对面的台湾也出现了相应的“国语运动”，海峡两岸在几乎同时不约而同地致力于对语言的推广，不能不说是看中了语言背后的政治叙事和影响。

　　大半个世纪以来，我们国家的文化巨变都是在文化激进主义的影响下进行的。而文化激进主义的特征往往就是使用普遍性的话语来排斥特殊性的话语，用“打倒一切”的口号来推广所谓的普遍性的东西。虽然就粤语来讲，它在全国的地位的确已非常突出了，但是其变化仍然使人心惊。作为一个土生土长的广州人，我特别感觉到，我们从小所熟悉的某些粤语语汇、表达方式现在也已经成为了语言的化石，已经没有人这么说了。过去粤语的中心是在省城广州，而“文革”之后，我们猛然发现粤语的好多用法我们已经不会了，只能从香港同胞那里接受“再教育”，重新认识已经逝去的语言。多年来，我和广东的媒体频道都有些接触，了解到他们很长时间以来已经很难在广州找到优秀的播音员和主持人了。在粤语的读音、表述方式上非常出色的粤语主持也已不多见了。

　　另一方面，粤语的命运也与岭南地区的戏曲、音乐、饮食、老城区文化的命运联系起来。它们之间有一种共通性，就是正在不断地走向衰落。其中，语言作为文化的载体，其基本地位的象征性尤为突出。现在，在广东地区的所有电视台、电台中，普通话的频道、节目数量和时段都不少，而粤语的频道和节目则并非是太多了。在广州城市景观日新月异、文化旧貌急剧变为商业新颜的今天，粤语几乎成为了地方文化的最后立身之处。在以上种种背景下，以一种公权力的决策提案来压缩广州电视台的粤语频道，这件事情本身的意义被急剧地放大。舆论和民意都认为，地方政府提出这样的决策，给人一种“本是同根生，相煎何太急”的感觉。人们不仅要质问，广州政协希望在粤语史上留下一个什么样的名声呢？

　　针对该提案我写过一篇时评，认为官方使用的说法是我们一贯熟悉的“引导论”，这种论调认为公权力应该引导公众认识广州市作为国家中心城市的地位和广州电视台使用普通话作为播音用语间的必然关系；在这样一种“引导论”的话语背后隐藏着一种威权的色彩——好像如果你不赞成广州电视台使用普通话作为播音用语，那你就是对广州作为国家中心城市的地位有怀疑或者尚未认识清楚。这种话语在一定程度上反映出公权力的习惯性思维方式，过去长期以来，公权力一直在使用“引导论”来推行权力意志，多少年来正是在各种“引导论”的引导下，公权力对社会与公众权益的褫夺无处不在、无时不有；可以说，正是这种“引导论”中的权力逻辑引起了公众对于“以权力推广文化政策”的反感和怀疑。前几天广州市政协副主席在报纸上说这项政策并不旨在废除粤语，相反，粤语和普通话还是应该兼容并蓄地存在。这是目前官方对此次争论的正式回应，实际上反映出他们已经意识到了自己在一个错误的时候提出了一个错误的提案。

　　此次播音语言的“改普”提议可以看作粤语文化的生存空间逐步被压缩的一个标志么？再联系到东莞袁崇焕雕像上的刻有“掉哪妈，顶硬上”金句的铭牌的被拆，您觉得粤语难道真像很多网友所说的已经到了存亡之时了么？

　　李公明：粤语是不是已经到了一个存亡之时？我觉得不能这么说。毕竟这个世界上还有七千万人在说粤语，它怎么也不可能因为某一官方的媒体语言之变而到了最后的存亡关头。并不是说，如果这次政府的态度不缓和，粤语就会灭亡。只不过这次政协提出的提案在象征意义的层面上给人以很大的冲击。虽然过去的电台、电视台做了好多次有关粤语、普通话的调整，都没有引起什么大的社会关注。这一次由政协出头，反响便显得特别厉害。更应该看到的是，南方的网络公共民意的呼声在社会生活中的地位不断增强。在广州，公共媒体很发达，对于公共事务的讨论也很热烈，特别是南方报系都以敢于说话、敢于接触事物真相而著称。网络与纸媒的迅速介入、持久关注，马上形成了非常大的反弹。这是一个进步，说明我们的舆论空间在成长。换句话讲，此次争论反映了广州人公民意识的高涨和民意表达的成长，这是我的一个基本的判断。

　　此次论争中出现袁崇焕“六字真言”的风波，令我惊讶。很多年以前我写了一本书叫《广州人》，专门谈广州文化，其中有一篇就引用了金庸《袁崇焕评传》中的这句口头语，当时我着眼的是粤语粗言中反映出广东人的性格有其豪迈忠烈的一面，而今天的网友有认为这是“粤语灵魂和民族精神的正面体现”，这很值得商榷。每一种语言中都会有不雅、粗野的成分，而当不雅语言在某一种特殊的环境中成为表达特殊情感的载体，本身并不能把不雅语言变成什么语言的精魂；我们也根本无需把这种“真实的粤语”与政治伦理中的正义性捆绑在一起。但是，反过来可以说，由粤语频道存废之争而激发出公众对粤语方言的更多认识和思考，由袁崇焕的“六字真言”引出的这段插曲也是有意义的。但出乎意料的是，当地政府把袁崇焕像上的六个字给弄掉了，这是很不得当的。

　　作为一个地道的广州人，您如何看待当地人对粤语近乎迷恋的感情？

　　李公明：我是一个地道的广州人，从小生长在广州的老城区，在街道中一起玩耍的伙伴也是土生土长的本地人。我们对粤语的感情很浓。首先它是一个生活交往的基本载体，它不仅仅是相对于汉字的发音系统，而更多的包含了广州人历史文化的各个方面。很多粤语是无法被准确地翻译为普通话的，当要勉强翻译的时候，就会失去粤语本身的很多神韵与味道。这在各种语言的翻译过程中也是共通的。所以，当我们越来越意识到在现代全球化大一统的时代下，粤语的确是广州人能够交流的独特载体。说起小时候的粤语表达方式，总会有一种亲切感油然而生。

　　刚才说到，粤语在政治叙事，特别是在几十年来中国巨变的背景下本身也发生了很多变化。我们这代人还有一种这样的感觉，认为是粤语使我们在大一统的主流意识形态的彻底控制之外，保持一个特定的语言空间。基于1949年以后的国家情况，有些广州人始终觉得自己和国家的主流意识形态中心之间有一种距离感。这种距离感表现在很多方面。广州靠近港澳，七十年代初期我们读中学的时候，收听香港的粤语电台成为一种非常重要的社会政治的象征，在这里粤语本身具有政治象征的意义和色彩。之前我写过很多关于老广州记忆的文章，其中就谈到了在七十年代的学生、知青和逃港者中流传的粤语流行语，把这些词汇梳理下来，会发现一种带有分离性的、不驯服的政治与生活态度。粤语的强大生命力与广东地处祖国最南端，与外界交流频繁的开放心态有关，对于大一统的意识形态具有天然反叛这样一种地方文化性格。由于这样，粤语具备了很多一般地方方言所不太具备的文化因素，这在此次争论中表现得更为明显。

　　我很理解广东人对于粤语的坚守，但站在外来人口的角度上，方言的无孔不入难道不会令外地人融入城市更为困难么，甚至会让他们感觉到排外？ 

　　李公明：其实，在广州的外来人口说普通话不会有什么交流障碍。虽然有很多本地人用普通话交流并不利索，但基本上不存在外地人说普通话受到歧视的问题。在这次讨论中比较有趣的是外地人对于粤语的态度，我发现很多说要“撑住粤语”的都是外地人，广州人自己也很感动。当然可能这些人已经在广州工作生活了好几年了，对这个地方有了认同和归属的感觉。一旦人们产生了这样的感情，他们就会希望这个地方文化的色彩、独立的性格与历史的传统能够尽可能地保存下来。包括粤语在内的广州文化的排外性不强，相反它是一种吸纳兼容的文化性格。我的很多朋友从全国各地来，他们都说广州人非常宽容，都觉得广东人的性格没有排外的一面，广州人的生活价值观念就是自由自在，不希望有太激烈的竞争。

　　您觉得政府在客观存在的地方方言与普通话之争中应当持何种立场？

　　李公明： 中国文化在漫长的地方历史发展过程中形成了多种方言体系，成为各具特色的地方文化传统的语言载体。但是在二十世纪以来的现代化转型中，由于社会交往规模的急剧扩大和文化统一趋势潮流的不可阻挡，众多方言系统在公共传播中的作用必然面临着逐步萎缩的命运。但我们都知道，在“地球村”的演进过程中，尊重地方资源、尊重文化的多元性的思潮也在不断抬头。我们看到二十世纪七十年代以来，西方很多国家对于原住民文化的保护力度也在加强。它和“地球村”的发展其实是并行的两个趋势。所以我觉得方言和普通话的关系也可以从这个大背景中得到启示。就是说，对差异性文化传统的珍视也会在不同的历史阶段出现变化，根本不应该存在一种直线的、单向度的大一统语言发展趋势。目前，具体来讲，在广东省推广普通话和保护方言之间并不存在一个你死我活的逻辑与实际情况。至于政府该如何维持两者之间微妙的平衡，自然就是个很有意思的话题。

　　政府应该清醒地看到，过去曾经是处于不断萎缩之中的地方方言，在今天的现实语境中有可能是需要重新扶持、重新作为地方文化的语言载体而受到保护和激励其发展；过去曾经把地方语言看作是推行大一统文化之障碍的文化激进主义价值观，在今天的文化语境中应该被多元文化共同依存与共同发展的文化自由价值观所纠正；过去曾经以公权力为主导的地方文化政策，在今天的争取早日实现民主宪政的政治语境中应该被以公民意愿为中心的文化政策所纠正。总之，在继续朝向二十一世纪多元文化纵深发展的今天，政府绝不应该让作为地方文化价值的载体的地方语言在公共传播的平台上萎缩。

　　具体来说，在地方方言问题上，政府不应该用自己的行政权力和主观意志来主导语言的发展。其实不必建议政府做什么，只要他们明白不应该做什么，地方方言的存在与发展就是很自然的事情；只要他们在分配公共文化资源的投入的时候，不把时效政绩作为利益驱动，而把对文化的尊重放在首位，地方文化的保护就有了基本保障。我相信在一个民主宪政制度下的公民社会中，地方文化有其自发的公共资源和顽强的生命力，它的自然生长符合文化原生的、本来的面貌。