新浪尚文

　　我有个女朋友，从来没见过李海鹏，仅仅听我复述了两篇他的专栏，就深深地爱上了他。

　　有一篇叫《墙角见吧，无尾犬》，写在塞林格去世后不久。李海鹏怅然地借塞林格自我分析了一把。他提到“无尾犬”，他跟塞林格都是无尾犬———“有一只狗，总跟别的狗打架，因为它没有尾巴，别的狗们见了面都摇尾巴，意思是，我们友好相处吧！它见了别的狗，心里也想着，Nice to meet you！可是它没有尾巴可摇，别的狗就咬它，它也只好咬回去。我就是这只无尾狗，你觉得我不友好，可是你不知道我因此活得好辛苦啊。”

　　另一篇是《用一根针挖井》。李海鹏说他写专栏，无非要重申“常识”，正义、智识、艺术和灵魂。他想要一个美好的世界，如何实现呢？他不知道别的方法，只懂得写些小文章，令其蕴含类似的真理，这有用吗？爱有用没用，这本来就是拿一根针挖井的工作。

　　如果第一篇李海鹏不小心透露了“他是谁”，第二篇就是“他与世界的关系”———有一次李海鹏非常确凿地告诉我：“如果这个世界分为智识世界与世俗世界，我愿意一直呆在前一个。”现在李海鹏的专栏结集成了书，名为《佛祖在一号线》。

　　福楼拜去世前，花8年时间写一个长篇小说《布瓦尔和佩居榭》，后来还没写完。小说的两个主人公躲在图书馆里，一副要穷尽世上所有知识的架势，也在不停地写写写。在我的想象中，李海鹏是与福楼拜或者布瓦尔和佩居榭最接近的人，他特别怡然地做到了。

　　有段时间我们老爱讨论知识分子是否应该有“介入感”。有的说知识分子只应关心美和趣味，关心无用的东西，像达-芬奇那样；另一种热血沸腾，为了社会正义，知识分子可得经常振臂高呼。可把知识分子这个抽象概念定位在李海鹏身上，就会发现一种令他自己舒服，也令别人舒服的平衡：他不断普及自由、正义、理性这些“普世价值观”，却又不追求任何一个阶层的利益，仅仅因为出于美的考虑，他看不下去那些丑陋，发出声音罢了。

　　在我第1001次问他，什么让你突然决定开始写小说？他回答：我找了随便什么人的小说来看，写得这么烂还好意思写，我能比他写得好太多。我知道他逗我玩儿呢，可还是脑子一炸，耳朵里好像立刻被塞进一块结石：我完全搞反了。

　　有一阵子我的日子很不好过，凌晨3、4点钟醒过来，抽好多烟，还喝起了酒。我望着窗外的黑暗势力，觉得自己最美好的时光一去不复返，不得不对自己发出警告：放松点儿！别紧张，别焦虑，你不必非写得像李海鹏那样好！

　　在李海鹏还是“樱花街最帅小甲鱼深夏GG”的时候，我就读到了他，奉为偶像四五年。有好事者提议见上一见，我的第一反应脱口而出：“舍不得啊！”后来我认识了李海鹏，还跟他建立起一种可以半夜打电话向他倾诉的关系，我担心的两件事都没有发生：他的文章从没让我失望过；我们的关系一点儿都不庸俗。