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印度的仇富情结与杀富血案

http://www.sina.com.cn 2010年07月27日 08:59 东方早报

  在这位小说中给中国总理写信的印度作家潜意识中,中国是一个新的标杆,是印度将来发展的方向。可惜他深感痛苦的那些问题,如贫富差距等等,中国也一样面临着,且中国也没有找到答案,但有一点是肯定的,这位印度作家提供的杀富方式我们绝不采纳。

一群低等种姓的印度妇女在种植水稻
一群低等种姓的印度妇女在种植水稻

  印度的新进作家阿拉文德-阿迪加的首部长篇小说《白老虎》获2008年布克奖。这个事实可能会令大部分对文学有一定兴趣的读者感到迷惑:英国人在搞什么鬼,写出第一部小说的作家,能够被称为作家已经算不错了,而阿迪加事实上出道以来大部分时间还是从事记者工作。尽管记者主要也是做文字工作的,好像与作家是一回事,但就职业和专业而言却是两码事,尽管如此,英国人仍将这个有着相当声望的奖项授予他,这不免令众多著作等身的老资格作家有些许失落。好在今天大部分作家都明白,文学奖是一件说不清的事儿,因而也不要把它们当回事儿。以前老有人讨论为什么中国作家拿不到诺贝尔奖,当我们明白这点后,此类讨论自然也偃旗息鼓了,包括今后有谁得了也用不着敲欢庆锣鼓。

《白老虎》
《白老虎》

  将阿迪加的这部小说引入中国估计和那个奖有一定关系,因为布克奖(现在赞助商换了“曼氏食品公司”,又加了字称为“曼布克奖”,似乎越发有点别扭)毕竟有点德高望重的意思在里头,引进者恐怕指望这点可以有助于销路,否则谁会把一个名不见经传的印度人写的东西当回事呢。然而,尽管作者无甚大名,却不等于是对这部小说质量的最后评判。既然引进了,就可以而且有必要对其评点一番,而且就让我们从中国人的习惯性思维入手好了,先看它的政治正确性如何?

  《白老虎》以对印度的种姓制度的荒谬和不公正进行批判开始,以一个低种姓出身的卑微者最后将有钱的老板用极为残忍的方式杀害从而开始爬出屈辱结尾,这样的故事,作者究竟要告诉读者什么呢?布克奖评审主席博德鲁认为,“当今印度的国际地位逐渐改变,这部作品能引出关于这个国家的有趣观点。”为什么这种以暴易暴完全违背印度现有关于法律和道义的全部内涵的故事竟然使西方人认为可以有助于他们建立认识印度的“有趣观点”呢?这个问题令笔者百思不得其解。作者本人又是如何看这个问题的呢?阿迪加可能也已经意识到读者从这类故事中或许会得出非常可怕的结论,因此他为自己辩护说:“印度,以及中国,都处于一个伟大变革的时代,十有八九将从西方继承整个世界,当此之时,对如我这样的作家来说,重要的是必须努力暴露印度社会残酷的非正义现象,这就是我所努力从事的工作——这不是对一个国家的攻击,而是关于自我检查的一个更为巨大的进程。”(引自维基百科Aravind Adiga条)

  这听上去是否站得住脚还需读者自行判断,他则进一步发挥,认为十九世纪的英法大作家如福楼拜、巴尔扎克和狄更斯也曾经帮助英格兰和法兰西创造了更好的社会。尽管有这样的有力辩解,但以作者在小说中一再讲到的印度的现实而论,是极为大量的人处于不公正的社会底层,他不无夸张地声称人类历史上从未有过如此少的一部分人“亏欠”如此巨量的大众,如果是这样,则这个故事的发展逻辑和其隐含的意义是令人不寒而栗的。与上述英法古典作家的批判现实主义不同,阿迪加在小说中发挥得最淋漓尽致的是对印度现实的一种无边的憎恨,以及对印度传统文化和宗教的一种尖刻的嘲讽,所以主人公最后应当说是“相当欣喜”地完成了他的脱胎换骨:那就是用他的老板喝完了的英国威士忌酒瓶的尖利碎口扎穿老板的头骨和动脉,并对自己的杰作津津乐道,庆幸自己终于摆脱了不公平。这恐怕不是作者崇拜的批判现实主义,而是憎恨的现实主义,以憎恨贯穿始终的故事要将印度读者引往何方呢?作者如果就凭此点希冀与英法古典作家并列,难免有点自视太高。

  印度种姓制度问题是一个高度政治性的问题,也是当代印度必须接受的一个政治遗产,其中所包含的沉重和艰难,非印度人恐怕难以体会,更不是某些西方人赖以建立关于印度的“有趣观点”的来源,因为种姓制度蕴含的不公正对印度人来说,或者对任何持有基本人性观点的人来说,都不会企图去寻找其中的“趣味”的。然而外界感到难以理解的是,印度国家早在独立之初就从法律上正式废除了种姓制度,为何在半个多世纪后,所有关于印度的文字都不免要触及这个话题呢?换言之,种姓在印度走向现代化的道路上究竟是一个多大的障碍?两年前在孟买的大学里曾经发生骚乱,有学生举行示威游行抗议“种姓歧视”,不过令外人想不到的是他们抗议的对象竟然是政府过于“优待”低种姓人士,因为政府硬性规定,公立大学必须招收一定比例的低种姓学生,这使教育条件相对优越的高种姓学生大为不满,称之为“种姓歧视”。尼赫鲁大学一教授朋友曾告诉我,印度政府的这个举措政治上是正确的,但一个后果是现在越来越多的印度大学课程已经无法用英语开课,因低种姓学生不掌握英语。该教授对印度高等教育的前景似乎不胜忧虑,笔者的回应则是,如果印度在教育上走出人人生而平等的道路,那一定比什么都强,其重要性也一定远远超过印度学生是否能用英国人的腔调说话。以笔者对印度的理解,种姓既是一个文化问题,更是一个发展问题,在这两个层面,印度在过去的半个世纪做得都不算十分出色,但进步还是有的。小说作者实际对这个问题的看法是正确的:印度尽管有上千个种姓,但说到底就是两个,大肚子种姓和瘪肚子种姓,用马克思主义的话来说,就是“阶级斗争”,但有印度特色。

  印度的阶级斗争似乎不以暴力著称,但有时也有暴力。例如圣雄甘地一生主张非暴力,那主要是针对英国殖民者的,甘地出身律师,显然属上层阶级,他后来与穷人为伍,大抵也是主张阶级和谐的,特别是他极力主张印度教徒与穆斯林兄弟和睦相处,结果却遭印度教民族主义者暗杀,可见印度文化中潜藏有暴力的暗流。但是暴力并不能解决“大肚子”和“瘪肚子”的矛盾,比如这部小说中的主人公杀了他的老板,抢了他的钱,宗旨就是使自己也成为“大肚子”,这一点都改变不了社会的现状。小说主人公用抢来的钱办了一个企业,并以企业家自居,甚至声称是印度企业家的代表,并不时对自己的员工施一点“仁政”,以示与被他杀害的有钱人的区别,这里作者无论是出于有意还是无意,都是将读者误导到了荒谬的程度,并且是对印度社会所做的完全歪曲的理解。这样的价值观所包装的故事竟然被冠之以杰出小说,以笔者看来是别有用心的。以前在中国的传统文化中有“劫富济贫替天行道”一说,包括比如说太平天国的领袖们也打着这个旗号,后来历史的发展却表明他们是在替自己行道,做他们的帝王梦而已。《白老虎》主张的这个价值观同样也是行不通的,尽管印度社会的不公正确实令人难以接受。

  既经判定该小说在政治上是不正确的,那么小说暴露的印度现实是否准确呢?是否足以令读者动容呢?这实际上与读者自己的立场息息相关,如布克奖评审委员会认为小说有助于西方读者得出关于印度的“有趣观点”,因此暴露现实的准确性就不是问题,要紧的是西方读者可以从这类显示印度非常黑暗一面的小说中得到他们也许期待的东西。至于他们究竟从非西方的作家那里期待什么,他们一般并不告诉你,而是让你自己乖乖地进入他们设置好的游戏中去,例如布克奖或诺贝尔奖之类,相信那些得奖的非西方作家站在授奖厅里时都会不由自主地感叹“世界文化的中心到底不是在我们这里”!此点且放过不议,我们关心的是作者为什么可以自称代表了广大印度底层民众。查作者的身份来历,觉得好像也不是那么回事儿。作者出生于一个很不错的家庭,其祖父是印度卡马塔克邦银行的总裁,其家庭有良好教育背景,在印度南部大城市钦奈读完中学后他就被送到澳大利亚继续读高中,并在纽约的哥伦比亚大学和英国牛津大学完成他的学业,其导师包括了在上述名校中的一些著名学者。从这个简历中我们难以想象他对印度底层民众、特别是低等种姓民众的生态和心态可以有一个客观的了解,因为他从未在那里生活过,充其量只是在外面作为旁观者得出感受而已。感受可以包括同情,这点没有问题,但究竟不等同于准确的理解。

  其二,作者对印度上层阶级的咒骂来自于什么地方?作者显然是他在小说中十分不齿的那个阶级的一员,同时他又承认这个阶级正在印度做着一些大事,在推动印度的经济飞速发展,例如在孟买和德里到处在建设的高楼和购物中心,帮助打造了那个印度崛起的神话。所以作者的心态也颇为矛盾,一方面他认为有钱人没有照顾穷人,另一方面他也不否认有钱人在使用所有手段发财致富,同时也在推动印度发展。为了解决这个矛盾,作者用一个奇怪的方式表达他的心情:向中国总理写信,倾吐他的感受。为什么他认为中国的总理也许会同情甚至接受他的观点呢?也许在这位印度作家的潜意识中,中国是一个新的标杆,是印度将来发展的方向。可惜作为中国人,我们也无力向他提供更好的药方,因为他深感痛苦的那些问题,如贫富差距、经济发展为何不能迅速让所有人一起致富、如果穷人根本没钱为何要造那些购物中心,诸如此类,中国也一样面临这些困难的问题,而且以笔者的理解,我们也没有找到答案,但有一点是肯定的,这位印度作家提供的杀富方式我们绝不采纳。因为作者困惑于这些问题,所以就妨碍了他用准确的观点来描述那些社会现象。

  最后一点,作者花了很大篇幅描述印度官员的腐败,顺带也嘲笑了印度的民主制度。但我们都知道把腐败和任何一个特定的政治制度作特别紧密的联系,通常是没有什么道理的。腐败是政治和权力的产物,从人类开始知道国家需要治理的时候起,腐败就紧紧跟随而上了,缠绕在每一个有权力的官员周边。印度是不是特别腐败呢?国际上有一些委员会煞有介事地列出各种指数,然后给各个国家排名,一般是以西方为核心,越往周边情况越差,反之越靠近中心,清廉指数就越高。这和美国学者沃勒斯坦早就指出的世界体系分为核心与边缘的理论完全吻合。不过某些西方领袖也不大争气,例如一会儿是意大利总理一会儿又是法兰西总统陷入某某门的传闻,可见这种排名我们最好也姑妄听之。由于印度的发展中国家地位,因此尽管印度老是告诉西方印度与他们有同样价值,是最大民主国家之类,但一点都改变不了它的被分类地位和资格。作者在小说中描述的给部长送钱一节,作者可能认为最能代表印度政治的腐败,不过平心一想,这样的事情发生在世界上任何一个首都都是完全真实的,所以印度人还真不用因此而特别担忧印度的腐败已经病入膏肓无药可救了。

  尽管如此,这不等于说腐败在印度不是一个严重问题。像印度这样的正处于快速发展进程的国家,官员的腐败已经是一种必然的衍生物。我们对这种现象都深有体会。印度虽然没有我们这样的反腐倡廉活动,印度依靠的是法律和舆论,但这两条都难以管住官员。小说对此有生动的描述,反映了印度知识精英的焦灼,也是印度在成长过程中必定要过的坎。过不了这个坎,就不可能有良治;没有良治,就算是有再高的GDP,有再多的购物中心,也仍然只能是一个“黑暗的国度”,这正是奈保尔对1960和1970年代印度的看法,也是小说作者一再借用的术语,用于解释他所理解的被分为两半的印度,但我们也应当看到作者作为接受大量西方教育的印度知识分子,对印度仍然是抱有满腔希望的,这无论从哪个角度衡量,仍然是值得赞赏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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