新浪尚文

　　成都茶馆所象征的传统生活世界从来就没有完全支离破碎，它仍旧存在于历史的暗处，像一个扑朔迷离而美轮美奂的梦，等着作者，也等着《茶馆》的读者去追寻。

　　《茶馆：成都的公共生活和微观世界(1900-1950)》(以下简称《茶馆》)的尾声以“寻梦”的方式结束。作者王笛先生对活跃在成都茶馆的各种群体以充满情感的梦呓般的方式加以赞美，认为这些弱小而手无寸铁的茶馆经理人、堂倌和茶客们，在这风云激荡的五十年以韧性的坐茶馆形式等“弱者的武器”，面对国家权力的伸张和现代文化的同一性，进行了弱者的反抗，捍卫了茶馆和日常文化的尊严。在上海史掀起的中国都市研究热潮中，《茶馆》注定是一本格格不入而光彩照人的著作。它的独特性之一就在于作者所秉持的如上文所叙述的基本价值立场，以及在这种立场的支撑下，对待成都这个内陆城市的“现代史”不同于主流论述的书写方式。简言之，这种立场的核心就是对所谓现代性的一种反思甚至批评的态度，以及对传统生活世界的一种有力的辩护。同样是弥漫着一种念兹在兹的怀旧情感，《茶馆》却与《上海摩登：一种新都市文化在中国》(以及类似的著作)的格调大异其趣。后者的眼光聚焦在欧风美雨熏染下的中国城市的现代性元素，以及对这种元素映衬下的西方文化与中产阶级的生活方式的重温与欣羡；而《茶馆》则是在来势汹汹的现代化浪潮中，打捞那些无法被强势的西方话语与权力话语洗刷掉的普通人的生活方式与情感方式。在作者看来，成都茶馆所象征的传统生活世界从来就没有完全支离破碎，它仍旧存在于历史的暗处，像一个扑朔迷离而美轮美奂的梦，等着作者，也等着《茶馆》的读者去追寻。

　　历史写作，其实也是一种构筑社会记忆的方式。《茶馆》的意义之一就在于，它将不为人们注意的成都普通人的日常生活史惟妙惟肖地描述了出来。这种日常生活往往因为日复一日的重复和单调，而被历史学家认为无足轻重。可在《茶馆》作者看来，正是这种琐碎、庸常的生活世界，包含着一种自足而顽强的抵御外来文化霸权侵蚀的潜力。比如普通茶客在茶馆的“喊茶钱”，比如茶博士高超的技艺和洞察人心的本领，比如活动在茶馆里讨生活的各式人群，如剃头匠、修脚匠、戏子等，比如茶馆附近居民与茶馆生活的互动，比如成都人在茶馆里的“吃讲茶”(茶馆讲理)。在一种强势的现代话语的笼罩下，茶馆成为一种混乱无序的社会空间，茶馆戏曲成为情欲文化的象征，茶馆的卫生标准大打折扣，而“吃讲茶”的民间调节机制则被指控为无视政治法律的权威性和独占性。面对这套精英话语，茶客们、堂倌们自然无法进行一场对等的论辩，他们既没有足够的政治经济资源来为自我的生活辩护，更没有一定的媒介话语权力来传播茶馆生活的正面价值。

　　在王笛看来，无论是政府力量，还是改良精英，都是试图利用现代化这一套话语，将国家权力的触角延伸到茶馆生活的每一个角落，控制茶馆的经营方式、规章制度、纳税、雇用体系、卫生标准、价格等，控制的首要目的是造成一个有序而规训的茶馆空间。茶馆业主自然也并非完全顺从，他们所组织的茶社业工会等社会团体，通过各种方式在政府力量与茶馆主之间寻求平衡与妥协。如何评估政府的这种作为？王笛认为：“国家推行的现代化的动力，使地方文化日益趋向国家文化的同一性，削弱了地方文化的差异性和个性。作为公共空间的茶馆成为抵抗精英和国家推行的现代性的一个重要桥头堡，茶客、茶馆和其他依靠茶馆为生的人们，面对政府的规章和禁令，结成了同盟以对抗国家的控制，以维持他们使用公共空间的权力。”这段话如果用来评判1949年之后的国家权力与地方文化之关系，也许相对比较具有说服力。而在整个民国时期，作为一个弱势独裁政党的国民党及其国民政府，事实上从来就没有能够完全地将所谓的国家权力和现代文化全面地镶嵌到日常生活世界之中。这种全面掌控社会生活空间的政治意志，由于并无统一的国家政权和严密组织的政党力量作为依托，往往在现实层面凌空蹈虚沦为空谈。这一点在中山大学程美宝教授的著作《地域文化与国家认同——晚清以来“广东文化”观的形成》中也得到了充分的印证。国家认同其实是被广东文化人用来论证地方文化合法性的理由，真正强韧有力的还是扎根在地方性知识与传统之中的本地文化。巧合的是，民国时期的四川和广东都是国家权力无法完全管束的地方性空间。茶馆确实在面临着一种社会性压力，这种压力究竟是不是来自一个内涵和边界清晰的国家权力和政治文化，实在值得进一步追问。而从另一个角度来思考，茶馆象征一个王笛所命名的“自由世界”，这个自由世界是茶馆人出生时进入，死亡时离开的永恒的公共世界，它有着时间上的连续性和情感上的包容性，但这并不意味着政府的任何治理都是不正当的，或者说缺乏合法性的。在自由与秩序之间，人类永远在寻求一种相对的平衡。过度的自由可能导向混乱，而强硬的秩序则必定会压制自由多元的文化，从而窒息茶馆人日常生活的自在感。

　　事实上，王笛在强烈地批判国家权力的介入和现代文化对茶馆文化的污染时，似乎在想象一个去政治化的茶馆空间。在这里有一种人类学家格尔茨所言的地方性知识和非政治的权威，柔性地引导(而不是刚性地治理)生活在一个自足世界的茶客们。这是出生并成长于成都的王笛先生的政治蓝图。可通过他的描述，我们发现茶馆之所以备受成都人的认同，除了提供了普通人情感上的慰藉和日常生活的便利之外，政治性闲谈是茶馆生活最重要的成分之一。作者在探讨茶馆秩序的部分便形象地刻画了茶馆政治家的社会形象：“一些‘茶馆政治家’颇有社会声望，但他们中许多也自以为是，认为比一般人更懂政治，总是希望自己成为茶馆闲聊的中心。他们一般嗓门比较大，不喜欢不同意见，因此也不时成为人们调笑的对象。他们经常在茶馆里长篇大论，口若悬河，犹如戏台上的演员。不过在某种程度上，他们能影响公众舆论。即使人们一般并不认真对待茶馆议论，但茶馆给人们提供了一个非正式讲台，人们在那里表达政治声音，国家则以暴力压制那些其不喜欢的言论。”在一个以男人为主体的茶馆世界里，政治与性自然是永恒的主题。茶馆世界的政治性闲谈所表达的，是中国人对政治不感兴趣的兴趣，甚至更多的是对政治事务和中国现状的牢骚。这种牢骚更多的是一种消费性的政治文化，它的目的似乎是宣泄内心的不满和假想式的政治介入的满足，而无法凝聚成一种真正有效有力的政治批评文化，也无法构建成一种具有约束力和引导力的政治意志。正是在这个意义上，我们可以看见成都茶馆文化与西欧近代史上的沙龙、酒吧、咖啡馆的差异，后者从私人的世界凝聚出批判性的公共空间，并最终迫使政治权威的合法性必须尊重其意见世界。正如王笛所指出的，茶馆的主要功能是经济互利、情感安置和生活方便等功能，政治批判意识从来不是主角。

　　与对国家权力介入茶馆世界的批评平行的另外一条线索，就是对社会精英的批评和对平民意识的辩护。成都的知识精英在现代文化的启蒙之光的照耀下，突然发觉此前浑然自足的茶馆文化，其实暗含着许多落后的因素。如关于茶馆的娱乐，正如作者所说，改良精英和地方政府竭力改革戏剧以作为大众娱乐控制之一部分，把他们的政治主张灌输在表演的节目之中。他们试图把“新的”、“积极的”、“进步的”的情节加入传统戏曲中，以“教化”民众。茶馆的娱乐文化与休闲文化，如果不与时代精神和政治主题勾连起来，就成为一种不关切国家大事的自甘沦落。这里反映了政治权力和精英们在对待茶馆空间的双重态度，一方面，他们试图消灭茶馆空间对政治事务的任何批评和不满，希望打造出一个去政治的日常生活空间；另一方面，精英们却又屡屡批评茶馆文化在远离严肃的政治主题，成为一种低级低俗的日常文化。值得注意的是精英们和茶客们对待时间的不同态度，茶客们泡茶馆、坐茶馆的无所事事、摆龙门阵等散漫的行为，在精英们看来，无异于一种社会性的慢性自杀行为，是一种浪费时间和精力的无意义行动。时间以及对时间的感受方式，成为一种区隔现代性和前现代性的标志。合理运用时间，乃至充分利用时间，将时间转化成效率、生产力和工作业绩，才是有价值的正当的生活态度。而茶客们流连忘返于茶馆世界，群居终日言不及义，在精英们看来无异于扼杀本可以创造财富的生命时间。这是对待时间的急功近利的态度。

　　规划时间，创造价值，以至于今人的“时间就是金钱”的观念，其实质是将时间视为一种生产性的资本。这种时间感无疑是钟表发明以及现代工业城市生活兴起后的一种共同性感受，它导致了现代社会的个体最基本的情感方式之一，那就是普遍性的焦虑。茶馆生活恰恰是反焦虑的，它所提供的是一种“悠闲生活”。如王笛所言，人们在那里具有平等使用公共空间、追求公共生活的权利。每条街或附近几条街都有一个茶馆作为“社区中心”，人们去那里会友、获得信息、聊天，或者打发时间。这既是一个邻里的熟人世界，也是一个与陌生人交往的世界。人们的公私观念模糊，也没有所谓的隐私权，质言之，这是人们以善意和温情相互取暖的人情世界，在这里消化怨愤与仇恨，在这里寻求慰藉与理解。茶馆成为一个日常性的没有时间刻度的情感交汇空间，它虽然未必是一个政治意义上的自由世界，但对绝大多数茶客来说，却肯定是一个优哉游哉的自在世界。正因为此，人们才乐此不疲。这种反现代性的时间感与生活的幸福感有一种隐秘的正相关性，结果就是成都数次被公众评价为当代中国生活最具有幸福感的城市之一，而宣称“城市，让生活更美好”的摩登上海则只能沦落为最不具有幸福感的城市之列。

　　正因为王笛对成都人的这种茶馆哲学有一种深切之理解与同情，甚至是极力褒扬的态度，当茶馆的社会生活史呈现某些不太正面的情形时，他的叙述马上呈现出一种防护性的姿态。比如在论述茶馆形成的职业、身份、阶层、地域、社区、邻里的分化时，这种分化其实在某种程度上就是在构成人与人之间的区分和隔阂。王笛认为这并非茶馆的排他性，反而显示了茶馆的包容性，也即是说可以以类似的设施为各种人、各种目的服务。而在论述茶馆的冲突和秩序的部分，作者在细致讨论了茶馆里的各种暴力、失序与混乱后，马上就指出，这是从五十年的成都历史里累积而成的负面事件，在统计学意义上几乎可以忽略不计。“在整个20世纪上半叶，即使茶馆不断发生恶性事件，茶馆生活一般来讲仍然是正常进行的，其基调仍然是平和的。无论从空间还是从时间来看，正常的茶馆生活仍然是主流。”比如对茶馆里的乞丐的存在，作者认为这虽然是阶级分化的表现，却也同时显示了成都茶馆的包容性，“堂倌和经理不是把他们蛮横地赶出去，而是让这些不幸的人们有一个乞讨之地，特别是在冬天，这些饥寒交迫的人们哪怕在茶馆里乞讨不到什么，至少也可以稍微得到一点室内的温暖”。

　　或许可以说《茶馆》作者的叙述基调是哀悼与庆幸两种情感的变奏，一方面哀叹传统生活世界在现代化的整体进程中的“无可奈何花落去”，另一方面却又在庆幸成都似乎是一个永远的历史例外，它的存在彰显了传统世界的生命力与柔韧性。基于这样一种情感方式，作者对现代化以及与此息息相关的精英多有批评，而对成都茶馆世界所象征的传统生活不吝赞美。问题在于，这种看似分明的价值立场却必须面对历史自身的含混，从而就导致作者的立场显得暧昧。比如对茶馆中的女性问题，作者描述了茶馆女艺人、女招待的处境，女艺人被政府和警察以“伤风败俗”为由禁止进入茶馆，而女招待“在成都代表着一个重大进步，既是雇用形式的变化，亦为茶馆生活和文化加入了新因素，改变了妇女的公共角色和性别关系等”。当女招待从上等茶馆向一般茶馆扩散，用作者的话说就是从“阳春白雪”式的精英专有变脸成“下里巴人”的共享时，精英们就开始以传统和法治的名义攻讦她们了。女招待在成都茶馆里的最终消亡是因为“性别歧视”，这种歧视恰恰来自成都社会和文化的传统。王笛指出，直到抗战时期，成都依然是一个比较保守的城市，传统的价值观仍然主宰着对女性的态度，特别是对她们公共角色的态度。作者对成都妇女竭力进入公共空间的努力给予了肯定，认为是一种自觉的现代的态度。这种种价值冲突的叙述交错在一起，让作为读者的我为作者捏了把汗。对妇女的歧视根源于传统的保守观念，而成都人流连茶馆的生活方式，同样根源于传统价值观与地方文化，而妇女不能平等地享用公共空间(我们在王笛的研究中几乎很少窥见女茶客的出现，亦即作为消费和休闲主体的女性的存在，女性的脸谱要么是提供娱乐的艺人，要么是提供服务的招待，是一种被动的附庸性地置身于暗处的社会角色)，恰恰从反面证明了成都精英推行的现代价值和人权努力不够，还未能使女性从传统的压抑中解放出来而获得自由。即此而言，《茶馆》作者对“现代生活”的情感上的疏离和对于传统世界几乎无保留的亲近，必须面临一个很尖锐也很现实的困境，即如何面对茶馆中的女性的命运。现代再不济，也有根基深厚的普世价值之光芒，传统再辉煌，也有生活在暗处被压制和消音的“贱民”。王笛写作此书的主要目的是为这一群没有书写权的底层人(亦即他的成都老乡)，搭建一个从历史阴影进入光亮之地的平台，他所批判的现代性中其实包含了某些支撑其诉求的核心价值。

　　我不知道王笛的这种显著的情感上的偏向，是否会导致他在选择、理解、诠释和架构材料时的“一边倒”倾向。而如果不能克服这种倾向，这种历史写作是不是有可能会遮蔽深埋在时间深处的更复杂的纠结和更幽暗的人性？例如，国家权力与地方文化是不是可以这样泾渭分明地区隔，二者之间有没有复杂的挪用、穿插和互动关系？现代化是不是必然就是一种对于地方文化和地方传统的宰制和压抑，它所蕴涵的自由多元的政治价值是不是也可能最大限度地释放地方性的文化系统，并使它的存在和扩展能够获得一种更充足的正当性理由？

　　自然，如果追溯二十世纪中国的历史，尤其是政治暴力宰割地方文化系统，以及经济暴力摧毁传统文化价值的悲剧性历史，如果我们必须在《茶馆》作者彰显的两种角力的价值之间做出选择的话(我所认可的立场是横站，即两边作战，却又同时不舍弃现代与传统的美好元素)，我会毫不迟疑地选择站在王笛这一边。他所苦心孤诣地再现的成都茶馆的这一段历史记忆，表明了历史记忆绝非仅仅是一种过去的存在的回忆，这种回忆其实深刻地参与了对现代价值的反思和建构；同时也表明了传统绝对不是一条死狗，只能躺在博物馆里奄奄一息地示众，传统正在富有活力地介入当代的公共生活。这在很多批评者看来，就是作者一厢情愿的理想化的乌托邦想象而已，或者说，就是破镜难圆的一帘幽梦，在遍地神州学上海模式、国家意志无远弗届的今天，王笛通过文本方式所塑造的都市桃花源式的成都意象，但愿不会悲剧性地沦为千古绝唱。