新浪尚文

　　发生在1994年夏初的卢旺达大屠杀，已经过去十几年了。其间，不少关于反映卢旺达大屠杀题材的图书、电影上市。它们的存在，对于在这次屠杀中扮演了不光彩角色而深受谴责的联合国、比利时等，乃至于世界上其他所有国家，都是一个永久的警钟。

　　虽然警钟能够长鸣，但就像世界上大多数灾难一样，很少有人能去关心灾难之后，当幸存的人们重新投入新生的时候，灾难的阴影是否还残留在阳光普照下的土地上？

　　《羚羊战略》是由法国前战地记者让-哈兹菲尔德采访屠杀者和受害者之后，整理出来的一部访谈录。1994年，卢旺达境内两大种族胡图人与图西人的相互残杀，导致了两族共100万人死于非命。2003年，在西方社会的支持下，卢旺达政府决定进行民族和解。

　　由于屠杀的缘故，将近70%的图西族人在屠杀中遇害，大批胡图族男性一部分被关押在监狱，一部分流亡邻国成为难民，造成卢旺达国内劳动力严重短缺。民族和解的方式，就是政府特赦了几万在监狱关押多年的胡图族青壮年———将这些当年的杀人凶手重新回归家乡，与图西族幸存者比邻而居。

　　很难想象，当幸存者看到当年杀害自己亲戚朋友的人被特赦出狱，重新和自己生活在一起时的样子。这些胡图凶手———也是他们曾经的邻居、同事———重新走进了他们的生活，去酒吧喝着香蕉酒、拿着锄头下地干活、去看同一场球赛、走同一条道路，仿佛和屠杀前别无二致。屠杀仿佛就是一场梦，只不过幸存者身上的伤疤时刻提醒着，这不是一场梦。

　　出狱的胡图人面临许多问题，没有土地房屋、家人失散、没有工作；图西人则缺少壮劳力，无法提高生产，生育率不高。他们彼此没有太多交流，彼此没法做邻居，仅仅限于有限的交易；防备警惕成了他们唯一留下的东西。

　　胡图人在监狱里被教育不要提及屠杀的细节，以免引起矛盾。而幸存的图西人则非常想知道屠杀的细节。但即便胡图人说了真相，图西人也不认为是全部的真相。许多图西人认为，凶手撒谎会让人别扭；但他说了真话，也会让人尴尬，会被认为是利益的考虑；对于凶手，说实话羞于启齿，说谎话也觉得不光彩。这种真话说不说两难的境地，让两族人都感到痛苦。这种情景独一无二的发生在卢旺达。即便彼此不理解，但生活还是要继续，土地还要有人耕种，女人也总不能做寡妇。大家只能隐藏真相，忘掉尴尬，继续屠杀前的生活模式。

　　而信仰危机，也是和解政策后双方所面临的。屠杀前，大多数卢旺达民众都有宗教信仰。屠杀后，许多幸存者一直在问“上帝在哪里”；而和解特赦后，许多幸存者认为上帝在胡图人那边。这真是一个困局。一个国家，因为政府不能把众多劳动力关在监狱，而仇杀的阴影却又不能尽快抹去。这是一个艰苦的时期。也许需要三四个世代才能弥合仇恨的沟壑。

　　这不禁让我想起了1998年印尼的排华事件。当时有上千华人死于当地排外群体的仇杀行动中。许多华人因此离开发迹的印尼，回到中国。而留在印尼的那些华人，他们的生活又如何呢？虽然这些冲突都是民族极端势力挑拨引发的，但是参与者也有普通群众，而根本矛盾也并非是民族仇视，而更多的是政治经济原因。例如民族政策倾斜、资源分配不均、经济政策不利等。虽然冲突最终平息，但是最终冲突的双方依旧要生活在一起。而恐惧、不信任、警惕仍要长久的留存于彼此心中，尤其是凶手与幸存者心中。

　　这本书告诉我们，民族灾难必然是受世人关注的，而民族和解则应更受关注。因为这是更漫长也更艰巨的路，远比灾难本身复杂的多，解决起来也麻烦的多。

　　延伸阅读

　　读《羚羊战略》，不禁让人惊叹，人性怎么可以走到如此黑暗和绝望的境地？这个时候，我们总会希望找到原因———不管是否真的存在答案。三联书店今年出版的《路西法效应》与卢旺达屠杀事件无关，但它从某种程度上可以解释，为什么好人可以突然变成魔鬼？

　　心理学家做了一个实验：一批身心健康、情绪稳定的大学生，走进了“斯坦福监狱”。大学生们被随机地分为“狱卒”和“犯人”，然后开始了为期两周的试验。试验仅仅进行了一周，原本单纯的大学生，已变成了残暴的狱卒和崩溃的犯人，试验不得不终止了。受试者强烈感受到角色规范的影响，使作为心理学教授的作者得以深度剖析复杂的人性，透析“情境力量”对个人行为的影响，并分析了造成监狱虐囚和种族屠杀的情境影响。