新浪尚文

　　“一花一世界，一叶一菩提”，这句佛语被萧默用来描述自己15年的敦煌生活，这本书描述了那个特定年代、特殊文化环境里知识分子的命运，同时生动地描绘了敦煌的风土人情、文物、建筑以及他所经历的“新洞窟”之争、“文革”派仗等，是那个年代知识分子的真实写照和精神生活实录。

　　宁静世界-到敦煌

　　大漠苍茫，佛窟奇瑰。1963年冬天，萧默来到敦煌，满心抑制不住激动。

　　到敦煌，是因了梁思成先生的机缘。萧默记得初见先生，是1955年考进清华大学建筑系不久，有一天系里来了一位瘦瘦的先生，金丝眼镜，西服领带，戴着宽边礼帽，拄着手杖，在走廊里看墙上贴的学生作业。学生们好奇，围着他看，先生突然说：“我，就是梁思成。你们只要看看我戴的大檐帽就可以猜到了———也是‘大屋顶’！”

　　众人皆笑。“大屋顶”正是当时批判梁思成“复古主义”的常用词，萧默觉得，先生真有趣。不过在校六年，见到梁先生的机会并不多，只记得先生讲过敦煌，说那里有无穷的资料和待研究的问题。“唐代是中国建筑艺术的高峰，而要了解唐代建筑，就不能不了解敦煌———那真是一座宝库。”

　　1961年萧默毕业，先是分配到新疆工作，以为从此扎根，“献了青春献终生”。不料两年后梁思成偶然在一次会议上听人说起，萧默在新疆，而且已经改行当了中学教师，梁思成觉得可惜，就托人带口信给萧默：“愿不愿意到敦煌去？那可是个艰苦的地方，要能下决心才行。”萧默当时正在读徐迟的报告文学《祁连山下》，对主人公“尚达”的原型、敦煌文物研究所所长常书鸿崇敬不已，此时听到梁先生的召唤，大喜，马上回信，引用辛弃疾的诗句以表决心：“城中桃李愁风雨，春在溪头野荠花。”

　　一到敦煌，萧默就连夜去拜会常书鸿。

　　常书鸿，1904年生于杭州，1927年赴法国学习油画，1935年，他在塞纳河畔的旧书摊上第一次看到伯希和的“敦煌石窟图录”，深为敦煌艺术的博大精深所震惊。1936年回国，常书鸿和梁思成一见如故。在回忆录里，常书鸿写道：“1942年秋季，梁思成找到我，问我愿不愿意担任拟议中的敦煌艺术研究所的工作。‘到敦煌去’正是我多年梦寐以求的愿望。”1943年，常书鸿从重庆启程前往敦煌创办研究所，梁思成手书四个大字送他：“破釜沉舟！”

　　第一代莫高窟拓荒者的艰苦创业史，萧默早有耳闻，而在1963年的冬夜，他也加入了这个温馨的集体。眼前的常书鸿笑着，是位宽厚的长者，常夫人李承仙是党支部书记，招呼萧默坐下喝茶，给他介绍所里的情况：科研人员不到五十人，加上家属也就一百多人，大家都住在一起，天天见面，宛如大家庭。

　　转眼四十多年过去，萧默也老了。这是2010年酷暑中的北京，他安稳地坐在自家沙发上，语速缓慢，面带笑容。谈起敦煌，他说“比北京好”———如何好法？四周皆不毛之地，敦煌却是绿洲。“一点都不热，只要太阳晒不到你。”萧默说，“我真的不觉得条件艰苦，实际上敦煌的自然环境很好。”

　　那么，人呢？

　　“那是一个宁静的小世界，”萧默说，“大家各忙各的，没什么矛盾、烦恼。直到1966年……”

　　风云突变-高尔泰

　　在1966年的故事开始之前，还有一个人物必须预先出场———高尔泰，这位鼎鼎大名的美学家，彼时也在敦煌文物研究所工作。他21岁即写出了名作《论美》，也正因此惹祸，1957年被打成极右分子，送到甘肃夹边沟农场劳教。读过杨显惠《夹边沟记事》的人都知道，这个农场在所谓“三年灾害”时期，就意味着饥饿和死亡。然而高尔泰侥幸大难不死，解除劳教后，1962年来到敦煌。2004年，早已移居美国的高尔泰出版了随笔集《寻找家园》，其中有数万字篇幅记述了他的敦煌生活。而今天我们读到萧默的《一叶一菩提》，其中关于“文革”期间敦煌派系斗争与人际关系的描述，却与《寻找家园》有颇多出入，甚至在一些问题上针锋相对。

　　萧默讲了个故事，来说明他和高尔泰一度过从甚密。1965年五一节前夕，萧默在新疆谈的女友要和他告吹，高尔泰听说后，跑到办公室鼓动萧默去新疆找她。高尔泰说：“挽回是绝不可能的，但你还是应该马上就去，失恋的体验不是人人都可以遇到的。”萧默表示费解，高尔泰又说：“人生是什么？人生就是体验，没有体验，这一辈子就白活了。”

　　萧默于是跑了一趟新疆，当然是徒劳。回来之后，高尔泰又来找萧默，用毛笔写了“无可奈何花落去，似曾相识燕归来”，以此祝贺萧默获得了“体验”。萧默觉得，高尔泰挺有人情味儿。

　　可是，当浩荡的政治风暴从北京席卷到边陲，萧默恍然发现，敦煌并非世外桃源———佛还是佛，山还是山，身边的人却似乎都突然“成熟”起来了。

　　1966年风云突变，军队派来的工作组进驻研究所，打破了敦煌小城的宁静。所长常书鸿、党支部书记李承仙、办公室主任王佩忠，再加上高尔泰，并称“常李王高”，一齐被打倒。整个研究所一片混乱，人人自危。“现在很难想象那个年代的事情。”萧默说。

　　祁连山下-常书鸿

　　现在回想起来，曾经与徐悲鸿、黎冰鸿并称“留法三鸿”的常书鸿先生，在“文革”中遭遇批斗，并不令人意外。“常先生这个人很可爱，没有一点心眼，说话总是脱口而出，根本不设防。”萧默举例说，1948年常书鸿在南京和上海的展览中见到蒋介石，回来就传达精神：“蒋委员长对我们的工作慰勉有加。”解放前夕，常书鸿派人到酒泉，从甘肃省国民政府领到了拨给研究所的最后一笔经费，不由感慨道：“党国已经把最后一滴血都挤给我们了。”类似这样的许多话，在“文革”中都被他的下属、朋友们揭发出来，成了“常书鸿是国民党残渣余孽”的证据，自然在劫难逃。常书鸿被打倒后，在公开场合，萧默已经不敢叫他“所长”，甚至不能叫“常老”，只能喊“老常”，摆出一副划清界限的态度。

　　到了1968年春，常书鸿在一次车祸事故中腰椎骨折，疼得厉害，打报告申请去兰州治伤。“革委会”只同意去酒泉，并且指定萧默随行押送。在酒泉，医生也无计可施，只嘱咐卧床休息。萧默听说有一种“钢背心”，对骨折病人很有用，便想帮常先生配一副。

　　萧默对医生说：“我向革委会汇报了，不同意你们的处方。”

　　医生说：“确实没有什么办法，病人年纪大，只能卧床休息。”

　　萧默突然爆发，指着医生一通训斥：“你们这些大夫只知道吃人民的饭，从不考虑革命斗争的需要。要阶级敌人卧床休息，像什么话？难道开斗争会的时候，革命群众站着，却要他舒舒服服卧床休息？”

　　医生懵了：“那你说怎么办？”

　　萧默说：“你必须想出一个至少让他坐着也能开斗争会的办法来。”

　　医生说：“那就配一副钢背心好了。”

　　萧默大喜，立刻向革委会汇报：“医生说了，必须到兰州配个钢背心，否则有生命危险。”

　　革委会没办法，只好放行。这次“义正词严”的斗争胜利，萧默至今津津乐道。

　　1968年秋天，萧默“押送”着常书鸿，登上了开往兰州的列车。

　　车上有旅客向萧默打听：“你们是敦煌的，有位老同志叫尚达，现在怎么样了？”

　　闻听此言，半躺在铺上的常书鸿吓了一跳，眼睛猛然睁大。

　　“没有这个人。”萧默不想说。

　　“怎么没这个人，徐迟的《祁连山下》写得清清楚楚，就是你们所长。”旅客说。

　　“我真的不知道。”萧默看了一眼常先生，心里明白，现在谈起风靡全国的“尚达”，谈起敦煌研究所的昔日光辉，对眼下正饱受折磨的常书鸿，无疑是一种伤害。

　　不料旅客转向常老发问：“老同志，您年纪大了，应该知道尚达这个人吧？”

　　常书鸿说：“没有这个人，那只是小说，里面写的全是假的，瞎编的。”

　　“不可能，我去过千佛洞，讲解员亲口说，尚达就是照你们所长常书鸿的经历写的，怎么会是假的？”旅客仍然疑惑不解。

　　常书鸿突然激愤地大喊一声：“常书鸿，他死了！”

　　列车继续穿行在祁连山脉，车厢里一片沉默。