新浪尚文

　　在一个阳光明媚的夏日之晨，读着一篇关于一位二十七岁的俄罗斯达吉斯坦自治共和国的乡村女教师玛丽安如何成为一名人弹式恐怖主义分子的国际报道。

    我的疑问不仅仅是这位在外人看来非常温柔、获得心理学硕士学位、生活富足的女教师为何会成为人弹，而且冒出这样一个问题：当知识与理想主义和献身精神相结合的时候，恐怖主义在道德上的正当性是否可以成为一个值得讨论的问题？尤其是在像达吉斯坦这样被认为公权力既贪污腐败而且以国家之力制造谋杀、绑架、酷刑折磨的地方，柔弱而知书识礼的玛丽安的恐怖主义行为的道德问题应如何认识呢？这一案例正好与《恐怖主义研究——哲学上的争议》(依高-普里莫拉兹编，周展等译，浙江大学出版社2010年4月)一书的论题密切吻合，尽管书中不可能提供什么公认的答案，但是提出问题本身就很重要。

　　如何从哲学角度来研究恐怖主义问题，这与过去人们较多从社会学、政治学甚至历史学等角度进行思考是大有区别的。依高-普里莫拉兹在“导言”中界定了哲学对研究恐怖主义可能做出的重要贡献：“哲学家把重点放在两个基本问题上：什么是恐怖主义？恐怖主义能在道德上证明其正当性吗？”第一个定义问题固然重要，但是由此继续引申的第二个问题更有挑战性。当然，我认为这两个问题的联系也是很明显的，对定义的思考其实已经在某种角度上包含了思考道德正当性的前提。比如，本书第一部分“定义”的两篇论文都把针对非战斗人员、平民和无辜者的暴力行为作为界定恐怖主义的关键特征，但是关于“无辜的”的定义本身就是困难重重。在大多数情况下的“无辜者”是容易判断的，比如在公交车内被伤害的乘客。但是，当一个机构中的某一成员以机构之名对无辜者加以了伤害，而其同一机构中的同事并没有制止但也没有参与这种伤害，被伤害者在复仇时伤及这些同事，他们可以被称为真正的无辜者吗？更不用说在某种以政治诉求、政策设计、制度安排而造成的伤害的语境中，作为那些诉求、设计、安排的执行者究竟是否要对伤害的结果负责、当他们被复仇者攻击时是不是真正的无辜者这样的更复杂的问题。依高-普里莫拉兹在他的文章里还援引了汉娜-阿伦特关于极权主义的理论，说明在这种类型的国家中存在着“体制化的恐怖主义”，它是“企图全面控制社会的手段”(第48页)，那么这种体制的执行者是真正的无辜者吗？

　　因此，本书第二部分“恐怖主义能在道德上证明其正当性吗？”的问题更加充满了难题与矛盾。在这部分，俄国革命的领导人列夫-托洛茨基反驳考茨基、为红色恐怖进行的辩护自然是我们所曾熟悉的，“红色恐怖万岁！”的口号也曾是某种类型的老红卫兵喊过的。但是这种思维与论证基本上不会在当代思想中具有价值。倒是在“导言”中所引的考茨基关于“布尔什维克为了达到其目的而不择手段，实际上已经损害了目的的正当性，所谓‘红色恐怖’完全是一场道德灾难”的论述仍有激发历史反思的意义。依高-普里莫拉兹区分了在这个证明问题上的两种立场：伦理学中的后果主义者与非后果主义者。两者都有可能会导致对恐怖主义纵容，只是论证的角度有较大差异；但同时也都在总体倾向上更多地谴责恐怖主义。在第三部分，“国家作为恐怖主义者”的论题更值得关注。依高-普里莫拉兹在他的文章里勾勒了国家恐怖主义的形态学，指出“国家恐怖主义总的说来比非国家的恐怖主义在道德上更为恶劣，因为在杀害、致残和摧毁人民的生命财产方面，前者规模和数量上都远远地超过后者”(见第15页他对自己文章的概括)。前者不仅是在结果上，而且在方式上都表现出“更为恶劣”的性质：“国家恐怖主义会以这样或那样的方式将许多事务弄得相当复杂，其中充斥着秘密、欺诈和伪善。当涉及恐怖主义时——一不管是国家机构直接实施还是通过代理进行——国家会偷偷摸摸地干，却对外宣称与恐怖主义毫无瓜葛，并声称它所遵从的价值和原则本身就排除了恐怖主义的可能性。”(第167页)这似乎会使人想到玛丽安是否也认为自己面对的是作为恐怖主义者的国家因而义无反顾地选择了恐怖行为？

　　在第四部分的案例分析中，托米斯-卡皮坦指出以色列政府通过使用“恐怖主义”修辞来掩盖自己的国家恐怖主义，并且以这种修辞来抹煞恐怖主义的历史起因和转移对现实政治问题、民族问题的关注(第238-254页)。这在玛丽安人弹事件发生后官方调查的既定原则和口吻中也同样出现，当然也还会有更多的例子说明“恐怖主义”修辞与国家恐怖主义之间的紧密联系。从这个角度来看，在哲学分析中的恐怖主义并不寻常——比如，修辞在前、暴力在后就是一种很精致的妖魔化和合理化的有效公式。

　　读扬之水《奢华之色：宋元明金银器研究-卷一，宋元金银首饰》(中华书局2010年4月)，所想到的竟然也是“不寻常的精致”，那是因为想起了多年前读过杨泓、孙机两位先生的《寻常的精致》(辽宁教育出版社，1996年9月)。当年扬之水在为该书写的“跋”说：“不是古玩欣赏，不是文物鉴定，只是从错错落落的精致中，收拾一个两个迹近真实的生活场景，拼接一叶两叶残损掉的历史画面。”(第308页)这种叙事方式在她自己的《奢华之色》中得到了更精彩的运用：“本书是用名物学的方法所做的金银器研究……我以为目前采取的以条目为序，逐条考释的形式更符合研究对象的性质，即它可以容纳更多的对细节的关注。从单个的小件入手，推源溯流，解析造型与纹样的各个元素，当更容易从中发现继承和演变的轨迹，特别是设计构思的来源。……我想，在个案分析的基础上，整体风格当会有着清楚的呈现。”(第7页)这种研究方法反映出扬之水先生多年来以名物学切入古典文化研究而取得丰硕成果的学术自觉意识，这种学术路径的重要性在中国设计史、工艺美术史等领域中尤其突出。过去的专业通史或断代史在写作框架上似乎难以接纳名物学，其实两者之间还是可以找到契合的方式。《奢华之色》一如既往地显示出作者对古典文化中的文献与图像资料的研究功力和严谨学风，而那种兼得凝重与清丽的文字修辞更是难得的。

　　从名物研究到设计意匠的分析，这是本书的重点。“奢华之色”来自于闪耀在金银饰件上的那种种不寻常的精致，工艺技术上的极尽精细之能也是值得关注。本书第二章“纹样设计与制作工艺”从题材、图式、各种工艺的借鉴和制作工具及技术方法等方面进行了较有系统的论述，虽然关于设计的文献记载比较稀缺，但是作者从对成品的研究中探求设计的意匠和实现的技能，是技术史研究中以实物为中心的一种有效途径。

　　精致的古典金银世界，所有的一切都并不寻常。