新浪尚文

　　阳性写作之于阴性阅读，正是秉承了两性关系的施受传统。坚硬的鹅毛笔在柔软的纸面上自如挥洒，就是这种隐喻的最直观的写照。

　　德国人斯特凡-伯尔曼(Stefan Bollmann)编著的通俗图文书，算得上是这类出版物里的常销品种。Women who read are dangerous(Frauen, die lessen,sind gefahrlich)，读书的女人很危险。我去年在法兰克福书展上看到此书的英译本封面时，心下凛然——内容先不论，这至少是个耸动的好题目。不知何故，后来再看到它的中译本初版时，书名收干了冷笑、削去了锋芒，成了四平八稳的《阅读的女人》(以下简称《阅读》)。而此书的姐妹篇，Frauen, die schreiben, leben gefahrlich倒是老老实实地译成了“写作的女人危险”。据说，《阅读》一书今年重版时，失落的危险又给编者捡了回来，如此种种，除了归咎于出版社的随心所欲，大概也能做个诛心的猜想：“危险”这种暧昧的字眼，一旦与“女人”这种暧昧的生物勾结起来，难免叫人心生犹疑，举棋不定吧。

　　虽然畅销，但《阅读》毕竟只是本亲民画册，无论是容量还是深度，都远未达到这个题目可以达到的程度。“读书”之“危险”，其实在人类印刷出版史的头几个章节里，是男女通吃的现象——畅销小说《玫瑰的名字》里那些离奇阴森的故事，不应被仅仅视为艺术夸张。从女权的角度考量，“知识”凌驾于“平民”的特权还得叠加上“男人”凌驾于“女人”的特权才算完整，才能大致解释几百年前，那些手握书本的女性何以总得面对层出不穷的奇谈怪论。《阅读》里摘录了一段德国教育学家卡尔-鲍尔(Karl Cottfried Bauer)发表于1791年的论文《将性冲动引至无害方向之道》，鲍尔大张旗鼓的观点正是当时医学界的共识(其流行程度约等于如今靠绿豆和茄子吃遍天下的“悟本堂”)：“……阅读时身体缺乏任何运动，再加上想象力与感受力的剧烈起伏，将导致精神涣散、黏液水肿、肠道胀气及便秘。众所周知，这势必将对两性，尤其是女性的生殖器官造成影响……须知，女流之辈在阅读时，精神及肉体已陷于瘫痪而难以自拔……”替这则“养生秘笈”配的图，当然是那幅著名的《读》(Pierre Antoine Baudouin)。屏风，哈巴狗，斜躺的女人，滑落的书。卢梭曾经针对这种“只用一只手阅读的书籍”发表意见，指出“那女人意乱情迷地躺在椅子上，把右手伸入解开的裙摆下”。

　　事实上，关于妇女和读书的问题，卢梭发表过的指导性意见还有很多，随手就可以再补上几段：女人应该唱歌，但没必要识谱；女人不应该学数学；女人千万别看天才的书，因为她脑子不堪重负；教育女孩子的目的是为了使她取悦男人，因为女性天生就是“取悦人和被人征服”的；“看官，你更喜欢手里拿着针线的女人呢，还是身边堆满各种小册子、乱写诗歌的女天才呢？”可能正是在这种理论的指导下，卢梭本人饶有兴致地勾引了一个目不识丁、从未被文字污染的女佣，跟她生了五个孩子，一边写《忏悔录》一边挨个将他们送进育婴堂。类似的论调，康德也津津乐道：“女人不要学几何，学历史时不要在脑袋里装入战争，学地理时也不要有城堡的知识，因为女性有弹药味就跟男性有麝香味一样不好。”

　　然而，男人训诫的那么多“不要”，恰恰反证了那些神奇的“小册子”，是女人们多么想“要”的东西。随着印刷的普及和小说的勃兴，这种势能日益积聚，必将转化成一股让出版商们无法抗拒的动能。卢梭口中大可以高唱“女子无才便是德”，可他在清点腰包的时候，不会不知道那些“千万不能看天才的书”的女人，为他贡献了多少版税。按照年代推算，我们完全有理由猜想，Baudouin画上那个被文字勾引出裙底风光的女人，手中滑落的，正是当时风靡闺阁的《新爱洛伊斯》。养在深宅里的女人，一张开手指便漏去大把光阴的女人，注定是小说这种新兴的梦想载体的最狂热的追随者和消费者(我们还有必要列举可怜的包法利夫人吗？)——当大男人们把持的正统知识界还在努力抵御小说的入侵时，沙龙里的女主人非但先一步缴械，而且乐于成为阅读的意见领袖。二十世纪在美国一呼百应的奥普拉读书会，其实倒是在某种程度上回归十七世纪的沙龙传统。只不过，当时的沙龙也是社会嘲弄和讪笑的箭靶，出入沙龙的仕女与交际花差不多是同义词，不信你可以去细读莫里哀那本《荒唐的才女》(Les precieuses ridicules)，想想这个precieuses到底有几层意思。无论如何，其时，阅读(小说)已经越来越成为一个阴性的动词，所以这种行为本身也被越来越浓厚地赋予性别感，进而，安排给风尚画女主角的道具，也越来越频繁地围绕书本做文章。这些图像的顾客群——“修道院的小住持、年轻气盛的律师、体态痴肥的财务官员与其他品位不佳的人物”(狄德罗语)，一方面仍然端着假道学的腔调，一方面享受着画面中与书本构成互动的女人所带来的娱乐效果：有了书的存在，画中女人的迷离视线，就有了溢出画外的理由；只要想到那很可能是一本类似于《克拉丽莎》的书信体言情小说，那么，哪怕是那种最专注贞静的神态，也会让观画者觉得与“想入非非”仅有一线之隔。

　　不过，选入《阅读》一书的画作，大部分都走常规路线，女人与文字的调情往往止于欲盖弥彰之间。路易十五的情妇在布歇的画面中盛装粲然，那本攥在她手里的薄薄卷册(上面的文字都勾勒得清晰可见)，更像是绣在她宽大裙摆上的某种装饰；弗郎茨-艾布尔笔下那个凑近书页的少女，沐浴在纯净圣洁的光线之中，如果不是那只轻轻按在胸口的手，观众大概很难联想到这或许是“精神及肉体陷于瘫痪”的前兆；至于那几幅年代靠后的“裸女读书图”(马凯的、瓦拉东的、霍珀的)，编者往往强调现代意义上的疏离感，似乎进入十九世纪后半叶以后，小说(当然，更可能是一本《第二性》)不再是无往不利的“诲淫”利器，倒更像是诱发性冷感的苦口良药了。显然，对男性而言，这样的“危险”已经失去了美感。

　　如果眼界足够开阔，而且不用考虑尺度问题，那么，在《阅读》的篮子里，完全有空间再装进一些更好玩也更点题的私房菜。你只要到视觉大师小白的库存里淘一淘，从冰山上凿下一只角，就足够再编一本《阅读》的番外篇。在那些充斥于十九世纪以来的大众通俗读物的插画、版画、藏书票中，有的是女人们“用一只手阅读的书”。无一例外地，碍手碍脚的蓬蓬裙被扔到了画面之外，从而，女人的“另一只手”如何“红掌拨清波”，也与观众坦诚相见。那些显然是通俗言情小说的小册子，与镜子、床榻、黑丝袜、高跟鞋一样，都是赤裸的女人的随身道具。与书本构成对角线关系的，往往是或具象或写意的“阳性本尊”，无限放大书中传达的诱惑。这些画熟练地揣摩着各种需要，轻巧地达成平衡：对于女人的“情欲控”，既是指斥，也是鼓励；对于观画者的窥淫癖，既是讨好，也是奚落。十九世纪末的一枚藏书票(作者是奥地利人Michl Fingesten，s.malz是他的专用签名)上，凹凸有致但面目略显可憎的裸体女人蹲在高处，底下堆着十来部开本各异的书，再底下，是个瘦骨嶙峋、神态暧昧的男人：观其姿势体位，则你说欲仙也可，垂死也可，惊惧也可，深算也可。如果拿这幅画作封面，昭示“读书的女人很危险”，实在要比维托里奥-马泰奥-科尔科的《梦幻》合适得多。掌握知识意味着觊觎权力，意味着要女上位要闹革命——这黑色梦魇般的画面，算不算是性政治的恐怖大片？算不算是男人们既想看又不敢看的《2012》？

　　在材料的遴选上，《写作的女人危险》(以下简称《写作》)显得比《阅读》更力不从心，基本上只是古往今来知名女作家的肖像集，外加各人不足千字的泛泛小传(尚不及“维基百科”有料)，至于如何“危险”、何以“危险”，全都语焉不详。让编著者犯难的，恐怕不仅仅是关于这一主题的图像资料大多缺少足够的冲击力，还有一个基本态度的问题。身为女性写作者，斯特凡遗憾地指出：“小说体裁自诞生时起，就与女性阅读文化紧紧联系在一起，直至今日，小说的主要阅读人群也仍然是女性……(然而，)女性已经能够决定小说的发展，这一论断对于阅读比写作更贴切。即使十八世纪大多数的小说都是由女作家完成的，但是她们仅仅在数量上占有优势，质量并不高。”这显然是个别扭的句子，“数量占优”一说失之轻率，“质量不高”又让作者无从解释，于是话题匆匆转向，直奔他处。我能理解这种不知所措、刻意省略的企图，她希望仅仅凭着女性直觉，就能一步抵达那个让人尴尬的结论：尽管阅读是阴性的，然而，写作——真正具有影响力的写作，却始终是一件阳性的事。

　　《失落的书》的作者斯图尔特-凯利曾在前言里委婉致歉，因为“本书中女作者的书目非常有限”，原因之一就是那些“刻意将女作者排除到体系之外的传统”。好吧，这彬彬有礼的弦外之音真是叫人沮丧啊：并非是女作者的书保存更好、散失更少，而是，女性在文学史上留下的痕迹太轻太浅。她们那些被湮没的作品，连书目都不曾留下。当然，例外总是有的，但那些短暂而辉煌的时刻常常被解释成历史的偶然。比方说，紫式部和清少纳言的成功，是因为彼时的日本男贵族都在忙着学习用汉字表情达意，处在阵痛中的官方语言还无暇顾及口头文学的需求，而宫廷里的妇女仍能自由使用假名记录家长里短，于是，《源氏物语》和《枕草子》的诞生，看上去就像是捡了个胜之不武的便宜。

　　但人类的大部分历史时期，是不需要女人顶班的。渐渐地，连女人自己也开始相信，她们的句子是流出而不是吼出的，它们理该是缺乏肌肉力度的，理该是精致而匮乏有效营养成分的，理该是斜体的，理该在突然提高音量时变得刺耳。女性写作者承受的“危险”，不只是制度、阶级、经济、历史之类的抽象概念，不只是比男作家高得多的自杀率，而是所有这些因素和现象合成之后掰碎了弥漫在生活细节里的——它们迫使你在下笔时总在怀疑有没有忠实于自己的声音(我得承认，每次被别人仅凭文字误认为男性时，我会不由自主地窃喜一番)，总在怀疑你的风格是否不够女性化或者太过女性化(喜欢标榜自己的文笔雌雄同体的，总是女人)。伍尔夫在吁求“一个自己的房间”时，试图将所有这些细节都塞进那个象征意味浓厚的“房间”里，好把女作家面对的困境一次性清算。然而，让女权主义者深深沮丧的是，这种秩序化的编排，恰恰是最符合男性思维逻辑的行为，从这个意义上讲，这一个伍尔夫与写《达洛卫夫人》时的伍尔夫，在语言风格上是有显著差别的——而且，愈到晚年，她就愈是倾向于避开具有所谓女性风格的表达，愈是极端地想动摇两性之间的差别，尽管，写下这些词句时，她就端坐在属于她一个人的房间里。

　　这也就不难理解，为什么女权主义几乎未到鼎盛就开始走向声嘶力竭、理屈词穷。到最后，该呐喊的都呐喊过了，想论证的论证不了，或许我们可以借来狡猾地抵挡一阵的只有那种玩世不恭的隐喻：阳性写作之于阴性阅读，正是秉承了两性关系的施受传统。坚硬的鹅毛笔在柔软的纸面(在《危险的关系》里，纸更是直接置换成了曼妙的女人的臀部)上自如挥洒，就是这种隐喻的最直观的写照……

　　时至今日，聪明的女性写作者都希望自己的文坛偶像是永远不会过时、懂得与游戏规则讲和的简-奥斯丁(美中不足的是，她没能得到一桩伊丽莎白式的婚姻)，而不是倒霉的勃朗蒂姐妹或者西尔维娅-普拉斯。在阐述任何主张之前，聪明的女作家都要先找一层保护色，先佯装把自己和女权主义绑在一起，拍在案板上开涮：“说说那个以F开头的词儿吧(它可以是fuck，也可以是feminism)。”玛格丽特-阿特伍德在演讲台上说起了绕口令：“如果你既是女性又是作家，如此性别和职业的组合是否自动成为女性主义者，而这又到底是什么意思？是否表示你书里不可以出现任何好男人，尽管你在现实生活中确实挖掘到一两个？如果你真的勇敢承认自己是那种用F开头的女人，这种自我分类又该对你的穿着打扮造成何种影响(乔治-桑的礼帽和燕尾服闪过)？就算你不是严格意识形态意义上的女性主义者，紧张的评论家是否仍会抨击你是女性主义者，只因为你代表了‘写作的女人’这种可疑的人物？”