新浪尚文

　　我国的三农问题根源既有农业自身的制约，又渗入着工业化、城市化和全球化的影响。1984年民族温饱问题的基本解决，端赖于工业生产的支持，而1997年起三农问题的加剧恶化，源于城市发展对农村的侵占；另一方面，工业化中廉价劳动力的提供、城市化中贫民窟现象的防治，则需要农村的支持。从西方的成功经验看，解决三农问题的答案不在三农自身，而要依靠工业化、城市化的转移和支持。因此，学界对“只有消灭农民才能富裕农民”的思路达成了共识，而对于如何保证这一进程有序持续进行则聚讼不休。让曹先生萦怀的农村首要制度———土地承包制———对当代中国的社会稳定与经济发展几乎是起决定性作用的。

　　曹锦清认为必须重新评价这一制度安排，它不仅是一种经济生产制度，也是一套社会保障体系，并且其社会意义越来越大于经济意义，土地承包制却是中华民族可持续发展的基石。但我们也必须开始统筹城乡发展、协调三大产业关系，用“工业反哺农业、城市带动农村”，破解城乡二元结构制约，来逐步缓解三农问题中人口与资源的紧张关系。

　　“当代问题”的“古今法”

　　我们的民族在历经“三千年未有之大变局”时仍能保持国家的完整与社会的进步，可见传统中的某些因素仍在暗中起着庇佑作用。

　　曹锦清重视民族的历史经验与经典文献，却并非“执古之道，以御今有”的保守主义者，而是希望“从历史的角度去解释当下的直接的事件，既可以了解当下事件的历史渊源，也可以理解我们改革的限度”，进而从传统中引领出一些新的东西来满足当代民族文化的认同问题。他从历史中发掘出两样东西：一是那些延续至今依然活着的传统制度。譬如宋代以来实行的地方主要官员短任制和回避制，目前仍是中央防治地方擅权和官员腐败的常用方式；清代为农村征收设计的易知由单，在今日则以“明白卡”之名重现。二是那些能够指导当下行动的思想资源。比如曹锦清在儒家经典中发现儒家反复提倡强者责任，即公平分配利益的责任应当由有能力的强者承担，这与韦伯提出的责任伦理有异曲同工之妙，都指出了现代社会中权力的合法性来源；在回应西方挑起的“中国威胁论”时，曹先生同样是借助我们民族对待战争、外贸的态度和行动的史实予以反驳。

　　“本土问题”的“中外法”

　　与“古今法”的历时性取向相对，“中外法”强调的是共时性研究。民族的问题有些是独有的，有些是普遍的。我们必须比较民族间的异同，并思考民族间的关联。由此决定了我们必须向外学习，尤其是向打败过我们的西方学习；学习的内容可以是外来的，而学习的目的只能是民族的，因为问题可能是相同的，回答却未必要求同。“战争是一个事实，民族对战争的意义解读是一个更重要的事实。”因此，西方传来的“译语”必须用中国经验重新加以解释，赋予本土化的语义，才能用来指导我们民族的实践。

　　从另一角度看，全球化趋势也迫使中华民族再也无法闭关自守，中国的经济、政治、社会和文化等正全面嵌入世界体系之内，我们必须具备世界性视野。全球性的紧密联系并没有合成但丁式的世界帝国，未能实现康德式的永久和平，盛行的仍是逐富争强、优胜劣汰的达尔文法则。曹锦清重点比较了中西方从农耕社会向工业社会、从乡村社会向城市社会的转型过程，也考察了全球性的资源流动与产业分工对于中国的影响。

　　“学术问题”与民族忧思

　　在曹锦清看来，学者的最高职责便是“用思想来守护民族”，当代中国研究的第一要义是关注民族命运。近代以来，无论是“中体西用”还是“全盘西化”，无论是“新文化运动”还是“新启蒙运动”，无论“劳动价值争论”还是“真理标准大讨论”，中国最先进的头脑无不执行着为民族富强而思的使命。只是等到市场机制广泛展开、社会各阶层按照私人财富的多寡重新排列社会地位时，大量的知识精英，转而将学术活动与个人的职称、名利的考核密切结合，做起了“学随术变”的稻粱谋。这使得曹先生开始忧虑于“脱离了价值关怀的学术能否承担起理性分析我们认识社会的重任”。

　　当然，社会状态的治乱扬抑着时代的精神，社会的自我保护运动和民族的日益强大也必将促使能思的头脑重新担负起思考民族未来的重任。曹锦清对此依然保有乐观的态度并自觉担当起近代学者的百年忧思，努力寻找一种不同于当下学术惯例的方式，来表达民族的现实诉求。丁耘先生将曹先生的这种学问方式称之为“曹锦清道路”，认为他承继着儒家“以天下为己任”的道统。