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艾尔曼 科举制的社会功能

http://www.sina.com.cn 2010年07月14日 14:48 新京报

  艾尔曼,美国普林斯顿大学历史系与东亚系教授,美国当代著名的中国史专家,代表性著作有《从理学到朴学:中华帝国晚期思想与社会变化面面观》、《经学、政治和宗族:中华帝国晚期常州今文学派研究》,《中国近代科学的文化史》(即将在中国出版中文版),艾尔曼是《剑桥中国清代前中期史》第七章的作者,目前受教育部的聘请,作为长江学者在复旦大学讲学。

  迄今为止,“剑桥中国史”已经由中国社会科学出版社出版了11卷。今年,最新的《剑桥中国清代前中期史》也将由该社出版。近日,《剑桥中国清代前中期史》作者之一,美国普林斯顿大学历史系与东亚系教授艾尔曼教授来人大讲学。记者就艾尔曼撰写的相关内容采访了他。

  科举是一种选官制度

  新京报:你在《剑桥中国清代前中期史》这个书里,主要写当时的教育情况。我们知道,原来有一个说法,科举制度在相当长一段时间被认为是很好的制度,它有利于人才从底层向上流动。

  艾尔曼:科举制通过考试,可以让商人、军人、农民等进入官僚体制,又通过科举制形成了官僚的轮流。这和西方、日本的贵族制完全不一样,中国人没有贵族,除了皇帝世袭之外,官僚社会阶层地位很高,但不是贵族。

  新京报:你说过,科举制度影响了西方,具体是哪些方面?

  艾尔曼:英国等其他西欧国家开始都是以贵族为主。这些人不是文盲,但读书不多,他们靠神父做文字工作。后来到了十七、十八世纪,贵族开始跟能读写的人学习,学好之后可以做官,这是受到中国的影响。因为天主教传教士到中国后,发现科举制度很普遍,他们认为这是很了不起的事情。

  后来十八世纪的德国、英国、法国开始培养人才,我们需要一个制度,他们就开始模仿中国。

  但是,他们对于科举制的模仿各有不同,比如德国,把教授制和官僚制结合在一起,延续至今。德国的教授是文官,也是政府工作人员。

  八股文是考试控制工具

  新京报:清代科举形式上的变化,是“八股文”、律诗被引入考试之中,你怎么看?

  艾尔曼:文体变化的原因,主要问题还是考生太多。比方乾隆时代的南京贡院,有1.7万考生参加考试,考官有20多人,一万多篇文章,他们大概要用一个月看完。这样,他需要学生的文章写得短一点,所以八股文很重要,八股文是五百字,几百字,一下子就可以了解这个人的成绩如何。律诗也是这样的,五言八韵,那是40个字,写得对不对很容易看出来。

  新京报:如你所说,八股文的出现是为了考官看题方便。

  艾尔曼:对,方便,考官没有别的办法。他们阅卷的压力太大,所以他们以一个短短的比较复杂的八股文,作为考试制度中的一个控制工具。这跟明朝不一样,明朝三四千字,能把你的意见表达得清清楚楚。到了清朝,因为人口的压力太大,竞争太激烈,大家都认为八股文跟律诗作为考题最方便。

  科举是社会稳定机制

  新京报:科举制的社会功能,能否具体解释下?

  艾尔曼:科举制度推动了教育。受教育人员,考试考不上,他还可以做很多事情,可以当中医、讼师,也可以当僧人。还有很多事情可做,比如,帮助宗族了解赋税、政策、账目等等。一方面是科举制度培养人才做官,但是这是少数的,大多数考不上,转行做别的事情。

  就政府而言,科举制度的目标是培养做官人才,但是,政府没有预料到最重要的结果,这就是考不上的人在社会里面有很多事情可做。这方面的分析,中国学者一直不太注意。我通过自己的研究证明,科举制度是中国很好的一个教育制度,这个教育制度都是自学的,考试考不上还可以做别的工作,所以,这一制度很妙。

  新京报:科举制下,考不上的毕竟是大多数。这大多数会不会带来不稳定?

  艾尔曼:科举制下,5%的人成功,考上了;95%不成功,考不上。这种情况,恰恰构成了社会的稳定。你看南京贡院1.7万个考生,政府才选了100多个官员,是其他的人很笨吗?不是,这个制度孕育、产生了大批能读能写的人,他们即使参加科举考试失败,也可以选择别的工作。

  程朱理学投机分子多

  新京报:科举制普及教育的功能是否推动了清代学术发展?

  艾尔曼:很多考证学家,是不要做官的。他们中,有些人考上了进士。到了清朝中叶,考上进士,不一定有官做,因为那个时候进士很多了。到乾隆末年,考上进士之后,要十年、十五年,才能得到一个地方官,所以他们要做别的事情。那个时候,已经成为两广总督的阮元,他知道很多人没工作,他请他们编一些东西,天文算法、编字典等等。做官的请研究者进来,在幕府里面工作,搞资料。这是一种学术风气。

  还有很多江苏进士,因为籍贯回避的原因,要在外地做官。其中有一些人被派到陕西,他们接触唐朝以前的资料,他们用这个机会做了很多研究。有很多学者利用这个机会恢复古学、恢复汉学,了解中国以前的传统,所以学术思想史跟这个科举制度有分不开的关系了。科举与学术,互相影响。

  新京报:你说经学的存在就是科举制度的支持。

  艾尔曼:比如说程朱理学,没有科举制,就不会那么流行。清朝末年,废除科举制度,创立大学制度,程朱理学已经边缘化了,只有极少数人还在坚持学程朱的思想。但是,明清时期,你不学,就没有办法考科举,所以程朱思想跟科举制度是有密切关系的,因为朝廷支持程朱思想,你非学不可。

  新京报:也就是说这些人虽然学了,是不是以程朱思想为自己的为人处世之本,这就是另一回事了。

  艾尔曼:对,投机分子比较多。

  开设学校与钱最相关

  新京报:清朝政府有没有能力开设更多学校,还是它的体制促使它只能这么做?

  艾尔曼:清朝乾隆时代有三亿人,政府没有那么多钱开那么多学校。所以,政府只在上面控制管理科举,而是否接受教育、怎样接受教育都是私人的问题。教育普及需要钱,这个钱哪里来的?需要赋税,农民已经赋税很重,清朝政府就觉得不能提高这个税。

  中国是利用科举制度控制教育费用,你自己培养人才,政府负责考你。欧洲是另一回事,英国、法国,德国,跟中国比起来,人口很少,他们制定全国普遍的教育制度,可以的,因为他们规模小,也没有三亿人。而中国是一个大帝国,虽然算是很有钱,但是每一个城市,每一个县都设置很多所学校是不现实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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