新浪尚文

　　新世纪第一个十年的中国当代文学，除了与文学无关的新闻和过多的喧哗，一切都看似平庸与无聊。这是许多文学读者的印象，连文学评论家也不得不承认。

　　新世纪第一个十年的中国当代文学，除了与文学无关的新闻和过多的喧哗，一切都看似平庸与无聊。这是许多文学读者的印象，连文学评论家也不得不承认。可造成这一现状的原因是什么？新世纪十年文学的成就与特点又是什么？这是昨天在复旦大学举行的《新世纪十年文学：现状与未来》讨论的问题，哈佛大学教授王德威开出一个长书单指出过去十年华语文学最显著的特点是历史书写；复旦大学教授陈思和则认为1990年代两场文坛对年轻作家的不公平论战，是导致文学传统出现断裂的原因；而崛起的80后作家，更与所谓的文学道统渐行渐远，但他们的所谓反叛仅表现在生活和个人姿态上。

　　王德威：作家对60年历史的呈现与反思

　　过去十年中国当代文学的一个显著特点是，1980年代进入文坛的一批知名作家依然孜孜不倦地书写着“文革”和历史。而反观台湾，那里的华语作家特别是外省第二代作家，也同样对过去60年的台湾历史和个人身份做着诠释和省视。在研讨会上，王德威认为过去十年华语文学一个重要写作特点就是对历史的不断书写，他开列了一张长长的书单，简单介绍了华语作家代表性作品如何解释他们的历史。

　　“文革”是作家们过去十年最大的创作母题，王德威说，“阎连科的《坚硬如水》，把历史写成疯狂、黑暗、血腥、咆哮的时代；王安忆的《启蒙时代》里，历史是年轻人在狂风暴雨里经过学习，理解自己生存和定位的可能性；余华的《兄弟》里的“文革”，普通人受到无数的冲击，而到了新时期，新社会运作带来新的价值观念；也或者是苏童《河岸》里，“文革”期间，一对父子如何经过误会、和解，河面和岸上，历史和历史的颠覆，不断在两者间游移摆动；历史也可能是毕飞宇的《平原》，这个平原上，在荒芜的“文革”中，一个女人如何艰难找回情和欲的定位；历史也可能是林白的《致1975年》，这里有个清楚的年份，回顾一代作家来时之路的里程碑。”

　　共和国60年的历史，也以各种变体出现在其他文本中，“历史在另外一方面可能是莫言的《生死疲劳》；贾平凹《秦腔》从陕西地域性出发，看待历史如何成为一种‘腔’的形成与消失，隐喻历史的演变；或像刘震云的《一句顶一万句》，这次他的落脚点是河南，漂流的百姓从没有说话的机会，但是讲出那一句真心真意的话如此艰难；历史在另一个意义上是乌托邦的幻想和检讨，格非以《人面桃花》、《山河入梦》一再引导我们反思与回顾；而陈冠中《盛世》以一个关心中国未来的立场，引起无限幻想可能性。”

　　在港台，年轻一代作家同样开始回顾、检视自己生存的土地和个人身份。王德威介绍说，“在台湾，骆以军的《西夏旅馆》，在这样一个怪异、绚丽、有点色情意味的骆以军笔下，透露了外省第二代的漂流经验；蔡素芬《烛光盛宴》，以外省和本省人生活经验书写了台湾60年；台湾‘小莫言’甘耀明《杀鬼》里的台湾，用鬼怪神魔谈论历史想象和救赎；朱天文告诉我们，历史无非是女巫的《巫言》而已，形形色色的琐碎故事最不同于我们定义的历史故事；香港董启章的《时间繁史》告诉我们的是，历史是多么的繁琐，而不是起承转合的过程。”

　　谢有顺：80后其实一点都不反叛

　　而另外一方面，完全在新世纪进入文坛的80后作家群，则跟上一代作家的文学生存、文学创作方法完全不一样，“他们有新的表达方式，有自己的读者。”所以陈思和说，这次研讨会请了一批80后作家来，倾听他们的声音，“我们请他们来不是承认他们，他们已经在那了，而是关注、思考这几代作家如何整合。强调他们的分裂和断层没有意义，而是如何形成新的文学视野，弥合我们的分歧。”陈思和说。

　　中山大学教授谢有顺认为，80后作家是唯一和前辈作家没有清晰承传关系的一代，“60后、70后作家他们的文学趣味和口味，以及对文学刊物的认同，没有太大差异，而80后作家的出场方式完全不一样。前五代作家的出场主要还是通过期刊、评论家和文学史的塑造，这三种力量对80后作家的成名出场作用几乎没有。出版社、媒体记者和读者见面会，这三种新力量完成了年轻作家的出场。”

　　而出场、成名方式的改变直接影响到80后作家的心态和趣味。“我们发现，年轻作家代表的文学趣味，在过去本来是常识，但在他们身上却成了反常。比如加入作协，这在以前是小事，现在80后作家加入作协成了公共事件。郭敬明作品在《收获》增刊上发表成了文化事件。”

　　不过谢有顺的疑虑是，绝大多数80后作家都写城市，都在写时尚、都市、喝咖啡的生活，“五十年后读者通过小说了解现在中国的时候，他们会觉得那个时候中国人都在喝咖啡。这是用一种城市的生活殖民了更多人的生活状态。”谢有顺的另外一个疑虑是，现在回过头去看80后的作家们一点都不反叛，更不要说有任何实验性的写作，“他们所谓最个人的写作，其实是最传统的文学，他们写最干净的爱情，那是老的文学传统，20世纪的爱情书写都是不干净的。网络文学上的所谓新趣味、新事物，其实比我们都要传统。”而过去十年的中国一点都不幽默、不轻松，可在80后作家那里几乎只有华丽和油滑，“遮蔽了我们传统文学留给我们的沉重精神。这样一个中国社会，轻松幽默从何而来？”谢有顺说。

　　陈思和：1990年代两场文学批判造成断裂

　　对新世纪十年中国当代文学有很多歧见，很多人认为这十年较平庸，跟1990年代拉不开距离。复旦大学教授陈思和首先认为，“这是事实。有一些关于新世纪文学的讨论我也同意，比如所谓新世纪文学的起点在1990年代，因为它基本特征是在1990年代初形成的，到了新世纪没有发生大变化。”平庸的同时是空前的平静，“自1990年以来的这20年，这个空前平静的时代给我们假想：我们的文学没有很大的发展。去年我在香港岭南大学做过一个讲座，叫《从青春情怀到中年危机》。从20世纪开始，以五四新文学为特征的新文学，基本上是一个‘青春文学’，它跟整个社会时代紧紧结合在一起，它由于中国长期在一个社会动荡中而长期发展。”在陈思和那里，这一百年里中国差不多每隔10年就会变一季，“这样的时代特征铸成我们文学一直处在后浪推前浪的进程中。”“这种否定之否定的情况一直持续到改革开放后。这种文学变革的惯性在新世纪后突然发生了改变。”陈思和说，今天看王安忆、莫言、余华这样一批作家，他们在文坛中起步是1980年代初，他们的写作和名声延续到如今近三十年，“在中国文学史上，从来没有一代作家可以延续三十年文学生命。”也许，陈思和的另外一层意思是，这也是文学创作成熟的体现。

　　但陈思和同样提出，王安忆、余华之后的几代作家好像不在大家视野中了，为何这样？“1990年代文学有两件事情需要反思。一件就是1990年代初‘断裂事件’，当年文学界对韩东朱文一代人实际上采取了很不公正的态度，最后这批‘断裂派’作家被排除出主流文学界；第二件是1990年代后期‘上海宝贝’事件，对那个事件的讨论又把1970年代一大批作家排除出去。这造成这批中生代作家能发展出来的优势和特点没有发挥出来，造成了一个断裂。”陈思和分析说。