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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红轮》出版后一直争议不断，究其原因大概与其文学作品中浓厚的政治意味有关。政治是二十世纪俄罗斯文学的一个主题，但是政治对文学的巨大杀伤力我们也曾亲眼目睹。

　　二十世纪的俄罗斯文学处境颇为尴尬：一个原因是相对于改变我们灵魂的十九世纪的俄罗斯文学，二十世纪的俄罗斯文学一直处在那个大师辈出时代的阴影之中；另外一个原因是，二十世纪的俄罗斯文学中的辉煌与荣耀很大部分是由流亡在西方的作家所书写；尤其值得注意的是，在一个文学作品日益成为文化消费的商品时代里，二十世纪的俄罗斯文学中一大批反映政治意识形态的作品备受冷落。近期大作家索尔仁尼琴的长篇巨著《红轮》的翻译出版又成为了一个引人注目的文化事件，从中大概能一窥二十世纪俄罗斯文学的辉煌与尴尬。

　　一、俄罗斯文学史上的一部奇书

　　称《红轮》是俄罗斯文学中的一部奇书一点不为过。这是一部世界文学史上篇幅最宏大、卷帙最浩繁、反映历史事件跨度最长的作品，全书共20卷，每卷二到四部，每部40万—70万字。据悉此次首先出版的是《红轮》第一卷，其它两卷也将于2011年出版。《红轮》不仅是索尔仁尼琴生平最重要的作品，同时也是作者耗费心血最多的一部作品。早在1937年，索尔仁尼琴就已经开始构思这部作品，其间经历过战争，被囚禁，身患癌症甚至流亡他国的几十年间，索尔仁尼琴都以一种“牛犊顶橡树”的精神在写作这部作品，历经七十余年不间断的努力方才出版面世。

　　但是，但是面对这样一部奇书，我们有多大的耐心去阅读、钻研和评述呢？不妨这样说，《红轮》的尴尬之处就在于，我们其实已经对其展露出的长长的历史和政治画卷露出了倦怠之相。我们当然会对这位笔耕不辍的老作家献上无限的敬意，同样会议论其作品之奇绝，但也仅限与此。相对索尔仁尼琴的辛劳写作，作为读者的我们却不是他的理想读者，对这部奇书，可以观看大部分已发表的评论，十之八九不是谈论这部小说本身，而是谈论书背后的那个大写的人。

　　索尔仁尼琴于1918年生于前苏联的一个教师家庭。父亲曾在沙俄军队中供职，战死在德国；母亲是中学教员。由于他是个遗腹子，童年全靠母亲的微薄薪水维持生活。1945年2月，他在东普鲁士的前线被捕，按他本人的说法，是因为在与友人通信中批评斯大林而案发被捕的。内务人民委员部以“进行反苏宣传和阴谋建立反苏组织”的罪名判处他8年劳改。刑满后被流放到哈萨克斯坦。1956年解除流放，1957年，终于宣布他“无犯罪事实”，被恢复名誉。此后，他定居于梁赞市，在一所中学里任数学教员。

　　在担任教学工作的同时，他从事文学创作。他的大多数作品都以流放时的经历作为素材，因此被称为“集中营文学”。 1962年11月，经赫鲁晓夫亲自批准，《新世界》杂志发表了索尔仁尼琴描写劳改营生活的中篇小说《伊万-杰尼索维奇的一天》。《文学报》曾报道，它是“在苏共中央赞同之下发表的”。 随着政治形势的变化，《伊万-杰尼索维奇的一天》从1965年3月开始又受到公开批判。可想而知，旨在暴露斯大林时代阴暗面的长篇小说《癌症楼》(1963—1967)和描写政治特别收容所的《第一圈》(1969)已没有可能在苏联国内问世了，大都通过地下文学圈秘密流传。它们同索尔仁尼琴此后的其他作品一样，很多都是被外国友人偷偷带出苏联然后在国外出版的，且引起巨大的反响。

　　1969年11月，索尔仁尼琴被前苏联作家协会开除会籍。但瑞典皇家学院却于1970年“因为他在追求俄罗斯文学不可或缺的传统时所具有的道义力量”授予他诺贝尔文学奖。当时，前苏联官方认为这是“冷战性质的政治挑衅”。索尔仁尼琴没有前去领奖。1971年，德国、法国同时出版他的长篇小说《1914年8月》，这也就是《红轮》的首卷。1973年12月，以揭露十月革命以来“非人的残暴统治”为主旨的《古拉格群岛》第一卷也在巴黎出版，这是一部自传兼特写性的3卷本长篇小说，披露了从1918年到1956年间苏联监狱与劳改营的内幕。此前在国际上只是若隐若现的苏联的集中营统治，一旦被揭开旋即在世界上引起了轩然大波。《古格拉群岛》也成为了索尔仁尼琴最富有影响力的代表作。某种程度上说，他以后的作品都被《古格拉群岛》的光辉所掩盖，尤其对《红轮》这样一部煌煌巨著，对普通读者的阅读承受能力也是一种挑战，更别说作出合理客观的评论。

　　二、《红轮》的出版是一个巨大文化事件

　　我也不能免俗，对这部宏大的作品，大概也无法过多深入探究。但是它的出版仍然是一个巨大的文化事件，而不仅仅是文学事件。对索尔仁尼琴这样的作家，乃至二十世纪整体的俄罗斯文学，这部历史小说所展露出的对二十世纪俄罗斯历史的深度透视令人叹为观止。在《红轮》中，除了小说中的虚构人物，有百十位历史人物登场，按照作者的说法：“本书所有出场的历史人物，均冠其真实姓名，并采用其生平业绩的全部准确具体细节。

　　这些原则也适用于虽不著名但当年实际存在的人物。”索尔仁尼琴很早就创造了一种复调小说的形式，或者如诺贝尔奖授词所说的“没有主角的小说”。照他本人的说法，就是“每一个人遇到与己有关的事情时便成了主角。”在他看来，所有的人其实都是不幸的，他太关注每一个人的命运，所以才采取了一种复调手法，让各自独立而不相融的声音在作品中出现，通过互相争辩、补充与加强，使主题更加深化。如果更加深入探究这种小说形式的运用颇有意味。在历史的长卷中，在冷冰冰的残暴统治下，在时间的亘古长河中，寻找历史的绝对主角显得颇为可笑，毋宁说，我们都是历史的人质，被无生命的历史意志胁迫着，跌跌撞撞地度过自己苦难，悲惨的一生。

　　但是，对一个悲弱具体的小人物来说，面对苦难时的态度，却能彰显人性的荣耀。索尔仁尼琴一生的坎坷际遇，流亡苦难尽在一个作家的写作和责任之中：“作家绝不能以事不关已的态度去评论社会和自己的同胞，他应该分担自己的国家和同胞所犯的一切罪孽的结果。如果你的国家的坦克曾在邻国首都的马路上进行屠杀，那永不褪色的血迹将永远喷在你的脸上。如果在一个深夜，在那些信赖你的人中有人被从床上推上绞架，那绞索必然在你手上留下紫色勒痕。如果你国家的青年们懒惰而玩世不恭，甚至吸毒、绑架，那么你的呼吸中必然杂有污秽之气。我们谁能够大言不惭地宣布，现在这个世界的弊病与我们无关。”

　　三、流亡作家的荣耀

　　我在本文开篇部分中说，二十世纪的俄罗斯文学的光辉与荣耀很大部分都流亡在西方的作家所书写。1974年，索尔仁尼琴被苏联以叛国罪逮捕，强行驱逐出境。他先在联邦德国、瑞士居住，1975年去了美国。身处西方这个自由的国度，他还不断指责西方的社会的道德堕落，批评自由主义的一系列弊端。在美国二十多年后，1994年经俄罗斯总统叶利钦邀请回归俄罗斯，他的作品得以正式出版。索尔仁尼琴从美国佛蒙特州，重返后共产时代的俄罗斯，但仍然不改其敢言的性格，他指责叶利钦领导的俄罗斯腐败和物质主义盛行，也缺乏民主。

　　这个时候的索尔仁尼琴与其说是一个作家，不如称之为有良知的知识分子更为合适。他更多在文学以外的领域发言，更多以自我的思考良知面对大众和国家。这是一个内心无比清醒的流亡者，他与他的时代，他的国家，他所隶属的政权都格格不入，我们对他的《红轮》献上敬意，很大程度上不是因为其中的文学品质，而是对他作为一个知识分子的人格和言论的魅力所呈现出的巨大力量而崇敬万分。索尔仁尼琴有句名言，对一个国家来说，有一个作家等于有了另外一个政府。这句话也许应该划定一个前提：他必须是一个对人类的苦难有所认识，对人类的悲剧性命运有所担当的作家。我们现时代的作家，陷入了大众消费文化的深渊，自顾且不暇，哪有心思关注和思考个体之外的广阔世界。

　　《红轮》出版后一直争议不断，究其原因大概与其文学作品中浓厚的政治意味有关。政治是二十世纪俄罗斯文学的一个主题，但是政治对文学的巨大杀伤力我们也曾亲眼目睹。十九世纪俄罗斯文学中一直贯穿着一种悲悯的气质，但这种悲悯经过了二十世纪的政治和暴力的耗损基本已消解殆尽。是不是正因为如此，我们才对《红轮》本身避而不谈，反而被作家本人身上所延续的悲悯气质所吸引？《红轮》值得我们书写，但《红轮》背后的索尔仁尼琴却更值得我们敬畏。