新浪尚文

　　原来在美国，称赞某位作家是短篇小说大师并非是多么光荣的赞誉。但是，这些年来，长篇小说死了，短篇小说却仍然保持着旺盛的生命里。奥康纳和另外几位重要的20世纪美国短篇小说家的作品，强有力地挑战了人们低估短篇小说的惯性思维。

　　在美国作家的眼里，你若称其为短篇小说大师，这种称谓充其量也就是敷衍勉强的赞美，糟糕时还会被当作是一种侮辱，这就好比你对一位雄心勃勃的小说家说他/ 她的新闻报道——或者是，但愿不会如此，他/她的评论作品——是其取得的最引人注目的成就。通常，短篇小说看上去像是一种次要的，甚至是尚未发育完善的文学形式，让人联想起艺术硕士学院里学生为打发时间的练笔之作，还使人联想到它对艺术可能造成的影响。一个好的故事可能有幸保存下来成为课堂素材，或者是被当作有趣的习作来欣赏，但只是一首练习曲而不是奏鸣曲或交响乐。

　　一名年轻作家，带着一本短篇小说集来到编辑或文稿经纪人的门口，几乎可以保证，他/她碰到的将是略带怜悯的冷冰冰的问候。原因很简单，短篇小说不迎合市场。雷蒙德-卡佛(Raymond Carver)可算是证实这种潜规则的一个例子——他所写的小说几乎全都不超过12页。卡佛于1988年英年早逝，其小说的缄默和简约的风格为人所津津乐道。卡佛是一位优秀的微图画家，他的作品诞生在一个令人忧虑、处处受限的时代，围绕小人物的日常生活而展开。但是美国文学界的习惯思维往往是篇幅说了算，追逐“伟大的美国小说”的是那些大猎物的狩猎人和重量级拳击手—这可从海明威(Hemingway)或梅勒(Mailer)小说中那些暗喻大男子气概的运动中可以看出。

　　但这种多数派的观点可能是完全错误的，至少是亟待更正。19世纪美国伟大的作家们全都以篇幅短小的作品见长，他们的作品在现在的教学纲领中占据主要部分。赫尔曼-梅尔维尔(Herman Melville)的《广场故事》(“Piazza Tales”)不逊于他的小说《白鲸》(“Moby Dick”)，都是一样地栩栩如生、一样地不同寻常；纳撒尼尔-霍桑(Nathaniel Hawthorne)的短篇作品比他的《红字》(“The Scarlet Letter”)更言简意赅；亨利-詹姆斯(Henry James)的小说，无论超自然与否，除了表现出人们预想中的那种敏锐的心理分析之外，还显露了这位大师的精炼天赋。此外，美国第一位伟大的小说家埃德加-艾伦-坡(Edgar Allan Poe)，其不朽之处在于他能在寥寥几页纸中积聚大量的情感，比与其同时期的作家在一部小说中所能表达的东西还要丰富。

　　几乎在同一时间出版的三部新的文学传记的出现，强有力地挑战了低估短篇小说的习惯。这三部传记的主人公—弗兰纳里-奥康纳(Flannery O’Connor)，约翰-契佛(John Cheever)和唐纳德-巴塞尔姆(Donald Barthelme))—全都创作过长篇小说，但他们的美名停留在短篇小说上。短篇小说远非次要文学，它是美国20世纪下半叶最有影响力的本土文学之一。

　　许多短篇小说确实使长篇小说相形见绌，显得多余。上世纪50年代和60年代初的文学图景里，满是南方作家、天主教作家以及涉猎于哥特式或荒诞派的领域的作家，但是没有一个能像奥康纳那样，在那些描述难以捉摸的南方人的故事中，将怪诞喜剧性、道德严肃性和敏锐的学术严密性糅合在一起。而关于不幸福的婚姻或是城市诟病的那些杂乱无章的、充满痛苦的史诗般作品，没有一部能与契佛的作品的洞见性和优雅相媲美。举个例子，在《游泳者》(“The Swimmer”)中，契佛完美地讲述了一个由富裕而造成的缺失的故事。

　　至于巴塞尔姆，他不仅将那些本土的前卫人物搬上《纽约客》(The New Yorker)，而且还在某种程度上将上层的实验主义和中产阶级的娱乐性结合在一起，且两者互不相悖。如果把约翰-巴赫(John Barth)和托马斯-品钦(Thomas Pynthorn)那篇幅宏大的反现实主义小说比作巨大的机器—不只是有点压迫，甚至还有点危险—那么，巴塞尔姆的短篇小说则是能舒适地握在你手中的精巧零部件，散发点点光芒，爆发阵阵冲击力。

　　通读他们的短篇小说集，你会怀疑长篇小说是否完全有必要存在。妄自尊大的美国长篇小说胸怀巨大的抱负，要理解整个现代生活，要描述美国平民关于社会、生存、性和政治的种种力争，但实际上却开始误入歧途，变得滑稽可笑。通过巴塞尔姆的片断，契佛实实在在的镜头或是奥康纳那水晶般透析的作品的针孔摄像机，我们得以一瞥大半部分的生活，而且这一瞥，还更清晰。

　　严格上说，巴塞尔姆、契佛和奥康纳并非同一时代的人。(契佛出生于一战前，奥康纳出生于1925年，巴塞尔姆出生于1931年，比约翰-厄普代克(John Updike)早一年，菲利普-罗斯(Philip Roth)早两年。)他们在截然不同的社会背景下进行创作，并且相互之间没有明显的风格上或影响上的相似之处。他们的传记作家—布莱克-贝利(Blake Bailey)为契佛立传、布拉德-古奇(Brad Gooch)为奥康纳立传、特雷西-多尔蒂(Tracy Daugherty)为巴塞尔姆立传—除了专注于这三段迥然相异的文学生涯的不同之处，还对他们进行心理层面上的描绘。

　　这三位作家的共同点在于他们都有幸在上世纪中期进行创作，那时的出版业空前绝后地支撑并促进了短篇小说的繁荣发展。那时存在大量发行的各类杂志以及范围更专业的期刊，读者们为其所读的内容付费，杂志或期刊又付费给创作故事的作家们。除了《纽约客》(The New Yorker)，还有《审视》(Esquire)和(稍晚出现的)《花花公子》(Playboy)和一大堆以冠以“评论”的出版物：《星期六评论》(Saturday)，《党派评论》(Partisan)、《凯尼恩评论》(Kenyon)、《美国评论》(American)、《常春藤评论》(Evergreen)，其中有些直到现在仍在出版。所有这些都促进了短篇小说的繁荣，若不是它们，短篇小说在那时可能没能得到人们充分的赞赏。

　　也许，我们会很容易情不自禁地怀念那些日子。但如果说美国杂志的黄金时代已远逝，那短篇小说本身则保持着非凡的持久性，甚至兴许还能东山再起。威尔斯-托尔(Wells Tower)的《一切被蹂躏一切被烧毁》(“Everything Ravaged, Everything Burned”)可作为一个较新的、也是最为生动的例子来说明一个好的短篇小说，或是一整部短篇小说集，能比一部长篇小说更充分地诠释日常生活的本质和语言表达的可能性。此外，短篇小说还可能是一剂良药，及时地缓解过去十年来的文化膨胀—在过去十年里，似乎篇幅达不到500页就不是长篇小说，持续时间不长达三个小时就不是电影，至于连续剧，至少也得持续四年之久。

　　新兴的后印刷时期的文学媒体显然是响应遵循精简原则的。博文和推特信息与其说是简洁优雅的，不如说是短暂易逝的，但是使它们得以茁壮成长的文化却是渴求更多的故事，追求更简洁的表述。正如iPod扼杀了唱片一样，这星星之火或许会及时地催发小说的重生。如果你愿意花一美元买一首单曲的话，为什么你不能把同样的钱花在一本有血有肉地描述人物、时间和语言创作的小巧的简装书上呢？为什么你不积攒几十元或几百元来买一本个人作品集，一本囊括或幽默、或悲悯、或神秘、或惊喜的作品集呢？

　　长篇小说死了，这已是过时的新闻；印刷业之死，或将成为明日的头条。但是伟大的美国短篇小说仍处于不断的创作中，并且在前方等待它的读者们。

　　原文作者： A. O. SCOTT