新浪尚文

　　导语：嵩太太走下讲坛。她一身土黄色军装，背着一个草绿色布尔什维克军挎——这是罗战友几年前从美国捎来的。

    她刚刚做完《新左派新英雄郑大世》的年度学术讲演，兴奋劲还没过去。她吩咐随从：“我十九点去半岛酒店，会一会几个阶级敌人和动摇分子，摸一摸情况。明天飞加德满都，主持国际左翼妇女拯救汪晖大行动电话会议。你们也准备一下。”随从诺诺而退。这时，从暗处闪出一条人影，轻声道：“嵩太太，能和您说几句话吗？”嵩太太眼皮都不抬：“想要签名吗？我一次只签一本书。快把书给我，我还有事。”来人道：“不不不。您误会了。我不要签名。我这里有几张照片，想卖给您。”“什么照片？”“当然是嵩太太您的照片，您抱着一个男人。那个男人可不是嵩先生。”“什么？”“只要五千块钱。价格很公道。您一本书版税的十分之一。怎么样？一手交钱一手交货。”嵩太太脸色煞白：“你想敲诈……”定格。

　　这是一部虚构电影剧本的一小段。暂且把敬爱的嵩太太放到一边，我们的问题是：来人是好人还是坏人？你或许会问：来人只是一个简单的敲诈者吗？还有没有其他隐情？——告诉你：没有隐情。他就是在敲诈。你现在可以毫不犹豫地回答，敲诈者当然是坏人。

　　碰到类似的案例，我原来也会相当肯定地把敲诈者归入秦始皇朱元璋希特勒本拉登一类。读了瓦特-布拉克的《百辩经济学》以后，自以为是的信心减退不少。常识性的判断未必对。常识的对面有可能藏着严肃的道理。

　　《百辩经济学》的英文原名叫Defending the Undefendable，意思是“为无从辩护者辩护”。这些“无从辩护者”都是我们常识里的“坏人”，这张名单里包括妓女、皮条客、纨绔子弟、吸毒者、毒贩、敲诈者、无照计程车司机、污点警察、黄牛票贩、造谣生事的人……这些人在我们固定印象中，是不用讨论无可置疑的坏蛋，有什么值得辩护？

　　瓦特-布拉克是Libertarianism的顶尖学者。这个词很难翻译，通常译为“自由放任主义”，在《百辩经济学》(齐立文译)里，第一次被译成“自由人主义”。自由人主义主张完全的市场经济，痛恨一切国家干预。它的哲学精髓是“非暴力”，反对暴力，反对强制——国家是最大的暴力。“暴力唯有基于防卫目的，因应先前的攻击行为，方才有其正当性”。反过来说，人类的一切行为，只要没有暴力强制的成分，出于双方或多方的自愿，都是正当的。

　　布拉克为“坏人”辩护，因为这些坏人“没有做有暴力性质的坏事”，当事人的行为出于自愿，各得其利，也没有伤害其他人。就以敲诈为例：来人建议一项交易——以五千元人民币交换可能伤害嵩太太声誉的照片。嵩太太可以接受或者拒绝这项交易。她觉得伤害的价值低于五千元时，她会拒绝交易；她觉得伤害的价值大于五千元时，她会接受交易。嵩太太接受交易，来人交出照片，保持沉默，放弃行使言论自由权。否则他将行使权利，公开秘密。对嵩太太来说，碰到一个敲诈者，可以说是她的福气，让她有一次选择的机会。假定她是一个明星，照片落到东方早报娱乐版编辑的手里，编辑二话不说立刻发表，成为当天引人注目的八卦，没人觉得这件事有什么错，报社的Q领导还会给编辑发奖金。凭什么八卦无错有功，威胁准备八卦反而成为罪恶？布拉克进一步指出，如果一个社会认可敲诈，那么针对各种犯罪的敲诈将提高犯罪的成本和风险，降低犯罪率。

　　布拉克向来行文大胆无所顾忌。他说，那些坏蛋并不是真正的坏蛋，他们是英雄。说他们是英雄，并不是说他们是大善高德，布拉克也不会打算让自己的女儿做妓女自己的儿子拉皮条。布拉克所谓的英雄，是说这些人行为正当，却长期受到社会成见的不当指责。他们是社会成见的牺牲品，是蒙受不白之冤的被侮辱与被损害的好汉。

　　《百辩经济学》初版于1976年，1991年再出增订版，历三十年名声不坠。当年出版之际，就受到奥地利学派经济学大家哈耶克、罗斯巴德等人的激赏。它以最极端、最刺激，甚至最偏颇的内容考验读者的问学之心和良知逻辑。哈耶克说，他读这本书，无异于接受一次“休克治疗”。

　　对中国而言，这剂猛药的药性太烈。内地似乎至今没有出过这本书的中译本。而且根据伟大的重庆经验，再过两年连八卦说不定都会送去劳教。所以再回到开头那个虚构电影：嵩太太最后得到了那张照片，照片上的男人的确不是嵩先生，但是他是嵩公子，嵩太太的宝贝儿子。原来这只是一个拙劣的、安全的笑话。第二天，嵩太太心情愉快地搭上了去加德满都的飞机。