新浪尚文

　　导语：南非为世界杯投入了近26 亿美元，是原预算的7.5 倍，而约三分之一的南非人每天花费不足2 美元。被誉为“南非的良心”的诺贝尔文学奖获得者纳丁-戈迪默发出质疑：“这是场盛大的马戏，我也不想让大家扫兴，但当人们连面包都吃不上的时候，我们要马戏干什么？”

　　戈迪默的作品中始终贯穿着反种族隔离的斗争激情，她与库切是两位获得过诺贝尔文学奖的南非作家。近日，86岁高龄的戈迪默出版了非虚构文选《讲述时代—写作与生活：1954-2008》(Telling Times—Writing and living)，书中结集了她55 年来创作的19 篇文章。

　　自称是“现实的乐天派”的戈迪默担忧地说，虽然种族隔离制度已经废除了16年，但南非离“彩虹国度”的目标还很远，那些本来为平民们建造简陋小屋的预算，都“牺牲给了巨大的露天体育球场”。纵然人们需要狂欢，但更多人的温饱怎么办？

　　宿醉后隔天起床时的头痛

　　16 年前，大主教戴斯蒙德-图图(Desmond Tutu)引用曼德拉的话，将南非人民称作“上帝的彩虹子民”，此后，象征着多文化、多种族团结的“彩虹国度”(rainbow nation)成为南非的代名词。当时，南非刚刚废除种族隔离、促成民主选举，戈迪默可以说是曼德拉智囊团中的功臣之一，曼德拉曾将其视为自己心目中的英雄。如今，戈迪默承认：“16年前的我们满脑子想着如何摆脱它(种族制度)，根本没有心情思考未来。当时我们彻夜狂欢，现在则必须面对宿醉后隔天起床时的头痛。”

　　让戈迪默“头痛”的现状是，如今的南非，还有相当一部分人连温饱都成问题。数据显示，约有三分之一的南非人每天用于生计的花费不足2 美元。贫富差距很难在短期内解决。面对世界杯，戈迪默在接受采访时说自己态度尴尬：“老实说，没人真正需要那些露天体育场，等世界杯结束以后，我们要怎样处理它们？让那些棚户区居民去那里躲雨吗？”

　　作为南非执政党非洲国民大会(ANC，简称“非国大”)的议会成员，戈迪默曾表示，只有在党内才能更好地为国家服务。如今她显然后悔了。非国大内部党争不断，就在世界杯开赛前不久，党内的右翼领导人还被暗杀，引起巨大震动。

　　至于如今非国大的两位领导人，戈迪默也并不看好。在非国大领导人雅科布-祖马(Jacob Zuma)和非国大青年联盟领导人朱利叶斯-马勒马(JuliusMalema)的领导下，南非为世界杯投入了近26 亿美元的资金，用来建设道路、机场、铁路、大型露天运动场等相关设施。这个数目是2002 年日韩世界杯和2006 年德国世界杯花费的许多倍，也是原预算的7.5 倍之多。这个数字相当于南非10 年的住房建设投资。在南非，仅有7% 的学校具有运作完善的图书馆，但是新造的场馆中，每7 个座位的花费就能为一所学校建立一个图书馆。南非大量的财政收入，以投资回报的形式被国际足联(FIFA)和国际投资者“吸金”，基础设施和场馆投资的最大受益者则是建筑业老板。

　　艾滋病、种族主义与犯罪

　　总统祖马在面对南非严重的艾滋病问题时的表现也令戈迪默不满。南非是世界上艾滋病感染者人数最多的国家，据联合国卫生组织统计，感染人数高达570 万，这个数字意味着有16% 的南非人携带艾滋病病毒。而祖马早先承认，自己曾在未使用任何保护措施的前提下，与一名艾滋病毒检测呈阳性的女性发生关系，他在法庭上的一句“艾滋不可怕，完事洗个澡”的惊世言论遭到全世界艾滋病防治机构的批判。在美国《赫芬顿邮报》记者看来，南非世界杯根本无法阻止数量惊人的性交易，而在南非人看来，政府对卖淫已持默许的态度。

　　虽然马勒马在年轻的、贫困失业人群中很有号召力，但戈迪默说：“这家伙是个悲剧，天知道他对这个国家的未来是否还存有一丝关心。”29 岁的马勒马是个痛恨白人的激进种族主义分子，据说，他从地方政府的招标资金中大捞油水，拥有数辆跑车，居住在约翰内斯堡富人区，但却拒绝承认拥有个人财产。“这真是个不幸的现象，尤其当你理解他是如何变成这样的。”

　　过去被压迫的黑人获得解放后便任性放纵，而在过去替被迫害民族仗义执言的白人也惴惴自危。库切在《耻》中所诉说的，便是这些不幸现象背后的原因，就是南非新自由社会所产生的另一现象—废除种族隔离制度后的“白人焦虑”。南非正因“犯罪之都”而备受关注，这里每年发生2.1 万起谋杀案、10万起抢劫案、30 万起入室盗窃案、5 万起强奸案；这里有超过300 万支非法枪械，死于各种暴力的人数是世界平均值的8 倍。但在贫困黑人的眼中—他们很乐于忽视周遭的罪恶—新社会仍然正变得越来越令人乐观，黑人作家扎克斯-姆达(Zakes Mda)在《死的道路》(Ways of Dying)中就是这么写的。

　　南非，在足球之外

　　尽管暴乱、艾滋病、政府危机一直困扰着南非，尽管对现实充满批判精神，但戈迪默并不悲观：“既然我们可以克服种族隔离，就没有什么解决不了的困难。碍于那些潜在的压力，人们现在还没有感受到黑人和白人之间发生的良好转变。”

　　戈迪默成长的岁月，正是南非种族歧视最严重的时代。她说，当自己还是个小孩子时，所接受的教育就让他们害怕黑人，说这些黑人是从非洲其他地方来的，是怪物。但当她长大，她对“黑白分明”的社会产生了怀疑。她和黑人交朋友，一步步走出封闭的白人圈子。出于对人性的思考，黑人与白人的关系一直贯穿在她的作品中。

　　“许多人分不清文学与政治宣传(propaganda)的区别，政治宣传企图说服人民，而文学、诗歌、小说却是对生活的探索。”戈迪默引用加缪的话说：“‘当我仅仅是作者的时候，我就该停止写作了。’他的意思是，作家必须首先是个人、是个公民，因此必须具备社会责任。这个社会责任要求你去探索生活而不仅仅是写作政治宣传。”

　　戈迪默的质疑提醒我们关注世界杯之外的南非。如果足球把你的注意力吸引到了南非，而你又对这个国度产生了进一步探究的兴趣，那么，在姆达的《后裔》(Cion)、克罗地亚裔小说家弗拉迪斯拉维克(Ivan Vladislavic)的《钥匙的肖像：未锁上的约翰内斯堡城》(Portrait with Keys：The City ofJohannesburg Unlocked )、安德烈-布林克(André Brink)的《其他生命》(OtherLives)以及反种族隔离运动家鲁思-福斯特(Ruth First) 的《117 天》(117Days)中，你可以读到不同维度、不同人眼中的南非。