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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导语：1978年在广州开会时，我见到了汉英，才发现他竟然是一个英姿勃勃，风流潇洒的年轻才子。知道他是郭沫若的儿子。他面对权威，相当高傲，自负，但又十分平易近人。

　　6月5日早晨，在北京大学听到朋友告诉我，郭汉英教授已在当天凌晨过世，不异于晴天霹雳，难以置信，恍如梦中。梦醒之后，顿感心如刀割，独沧然而涕下。

　　汉英是著名的物理学家，中国科学院理论物理研究所的研究员。我们是30多年的老朋友了，但是各据地球的两端，已有十几年未曾谋面。这次从美国动身之前，仿佛冥冥之中有声音在呼唤，我特地请我们的共同朋友柳怀祖先生安排我和汉英6月7日在理论物理所见面。没想到，他竟然5日就走了。

　　911在纽约世贸大楼大难不死，逃过一劫之后，本以为已经参透生死，没想到，听到死讯，还是免不了心潮激荡。今天在八宝山举行汉英的遗体告别仪式，我远在广州无法参加，特请老同学代我送去鲜花，花圈，并草此文，纪念亡友。

　　一、初识郭汉英

　　我和汉英的第一次见面是1978年，但与他交流，受他指导却早在1977年，而且影响到我终生的物理之路。早在初中时，我就深受爱因斯坦的影响。文化革命下乡后，我耕田之余，就偷偷学习量子力学，相对论，幻想有一天能一鸣惊人，像爱因斯坦一样，写出惊世之作。下乡四年之后，有幸上了大学，做了工农兵学员，日夜苦干，写出了一篇叫“一个新的引力方程”的论文。自认为推出了一个能保证引力常数为零的新引力理论，并算出了新旧理论在广义相对论四大实验结果的差异。我把论文投稿后，却久久未能得到回复。我想，当时的审稿者，有的可能根本就看不懂，能看得懂的人可能觉得一个工农兵学员写的文章，不可能对，根本就不愿意花时间去找出毛病。我后来的高能物理理论研究生导师李华钟教授看了我的论文后，说他自己不是广义相对论的专家，建议我请教郭汉英。信发出不久，居然收到了郭汉英的回信。当时的汉英，在我眼中是个大权威，能与他交流，当然十分激动。

　　汉英是当时唯一一个认真分析了我的推导，指出了致命问题的人。他告诉我，我做的微扰计算中有一项有协变性的问题，不明确解决这个问题，就不可能得出宇宙常数为零的结论。我做了辩解，做了修正，但都未能彻底克服这个问题。汉英还告诉我对称性的重要，指出广义相对论不能和量子场论相容的问题，是个要害，也许解决这个要害问题后，才有希望解决宇宙常数为零的问题。他的这段话使我终生受益匪浅。也促使我走研究大统一理论到超弦理论的道路，想完成爱因斯坦未竟的统一梦。我一直对汉英心存感激，特别佩服的是他在百忙之中，能抽出宝贵时间，仔细推敲，指出一个无名小卒的错误之处，耐心地交流指导。在目前的功利社会，这样的人就更为难能可贵。

　　1978年在广州开会时，我见到了汉英，才发现他竟然是一个英姿勃勃，风流潇洒的年轻才子。知道他是郭沫若的儿子。他面对权威，相当高傲，自负，但又十分平易近人。

　　二、重逢纽约

　　1980我赴京参加李政道先生组织的中美联合培养物理研究生计划考试，被哥伦比亚，耶鲁和纽约市大学录取。我最后到纽约市大学研究大统一粒子理论，和当年郭汉英的影响也有一点关系。我在美国的第一年相当意气风发，高分通过了博士资格考试，还在著名的《物理评论》上发表了合作的一篇文章。但是，第二年却面临了相当严峻的考验。体检时发现了我有听神经瘤，必须马上手术。这手术有相当的危险性，但不手术，危险更大。

　　我当时自认已有博士论文的绝好想法，担心动手术会损坏脑神经，没法写完论文，很想写完博士论文，答辩后才动手术。我太太认为健康第一，必须马上手术，形成了僵局。当时，理论物理所的张肇西教授和我们住在一起，非常关心地跟我分析利害得失，对我做出理性的决定起了很大的作用。汉英这时正好来到纽约，也马上投入了说服工作。在大家的劝说下，我终于下了决心，做了手术。好在前后13个小时的手术十分成功，半年后就康复了。

　　这种事情，在美国属于相当私人的问题，美国人一般是不会参与意见的。其实肇西和汉英也很明白出主意的风险。多年后，我太太才告诉我，当年，肇西也劝过她，不要太过强烈地坚持自己的意见，说作为一个科学家，他很理解我的想法。如果硬逼我去做手术，如果手术失败，我可能会恨她一辈子。对这件事我一直都非常感谢肇西和汉英。我这次到北京，要见的第二个老朋友就是肇西。6月7日见到肇西时，谈起汉英的突然离去，我们都唏嘘不已，感慨万分。好在，肇西看来非常健康，活跃，让我十分欣慰。

　　三、夜话日本

　　我和汉英的另一次较深的交谈是1984年在日本。当时，我在筑波的日本高能物理研究所(KEK)做研究，汉英在京都大学做短期访问。他到KEK看我们时，我们做了彻夜长谈。他曾到他的同父异母日本哥哥家里住过。他对我的第一个劝告是，如果你的日语不精，在日本还是讲英语为好。因为日本人对语态的轻微不同，非常讲究。日语不精，一出口就很容易得罪人。如果你是白人，那还没关系，如果你是黄皮肤黑头发，那就是大问题了。我想这一定是他的切身体会，我认真接受了他的忠告，为少惹麻烦，还是少讲日语为佳。他很尊敬他的父亲郭沫若，但谈到他父亲给他带来的影响时，他的感受就十分复杂了。

　　汉英实事求是，直言不讳的风格一直毫无改变，实在难能可贵。我们当时都对日本能培养出自己的诺贝尔物理奖获得者，而中国却看不出什么苗头，深为感叹。都觉得中国文化倾向于鼓励平庸，也许是一个重要原因。

　　四、欢聚蒙特利尔

　　1985年，我得博士后到加拿大蒙特利尔的麦基尔大学做博士后，研究当时最前沿的超弦理论。汉英也到麦基尔大学做短期访问。这是我们相聚最长，也最为快乐的一段时间。他很喜欢我的儿子，经常逗他玩。我们一起在蒙特利尔爬山，逛街，品尝美食，到千岛群岛旅游，十分快乐。麦基尔大学被称作加拿大的哈佛大学，物理系就是由核物理的祖师爷卢瑟福创立的，有很强的学术气氛，经常邀请一些名家讲学。我和汉英对我们关心的超弦理论作了不少讨论。

　　我告诉他，当我应邀到大数学家邱成桐先生那里做关于超弦模型的报告时，邱成桐先生说，他的代数几何理论，懂的人极少。这些物理学家，根本就不懂，居然敢用，胆子真大。汉英听了哈哈大笑，说依样画葫芦，做点计算，并不难。其实，有的做超弦理论的物理学家如威腾，数学比很多数学家都好。后来，威腾虽然没拿到物理诺贝尔奖，却拿到了菲尔德奖章，相当于数学的诺贝尔奖，证明了汉英的判断相当准确。而邱成桐先生其实相当重视物理，他获得菲尔德奖章的工作就与物理有密切关系。他很善于从物理中获得灵感，对超弦理论很有贡献。

　　五、伤别

　　我最后一次见到汉英是1995年在汕头大学举行的首届世界华人物理学大会。那时我已离开了物理学，在华尔街工作，但心头对物理还是念念不忘。

　　1997年在台北举行的第二届世界华人物理学大会上，我找不到汉英，甚至听说他因病去世了。后来，仔细了解，才知道汉英得了一场重病，但已康复。这才放下心来。我在会上作了个物理在金融中的应用的报告。我深感荣幸的是我和朱棣文同一天在同一地方做报告，并且在从我们住的圆山饭店到报告会场的路上，我们有机会交流了各种想法。他对我们准备成立国际华人科技工商协会的想法很感兴趣，还表示，只要时间没有冲突，他愿意参加我们的成立会议。11月份我们协会成立时，很高兴他得了诺贝尔物理奖。不过，他一下子忙得不得了，也无法参加我们的大会了。

　　我痛下决心，彻底离开物理的一个原因是在这次大会上，我发现有的物理学家对我们搞的离经叛道的金融物理十分反感。既然离开了，又何必纠缠呢？当时我发现，一场严重的经济危机正向亚洲扑来，主要目标就是香港和中国。组织我们协会的专家，为中国抗击亚洲金融危机出谋献策，对祖国更有意义。我们给中国政府关于亚洲金融危机的预警和建议，起了一点作用，还收到了中央政府的感谢信。接下来，推动祖国风险投资的发展，推动留学生回国创业，为祖国引进人才，技术，资金和管理，成了我最近10年的重点。2002年参观四川乐山郭沫若故居时，看到解说词有误，说郭汉英文化革命期间被逼害致死，就想通知汉英。可惜的是，一直没有和汉英联系上。另一令人遗憾的事是我最近才听说汉英97年后也在做经济物理学，在这个领域我们本来可以有合作的机会的。

　　汉英过世后的三天，我在北大和科学院，头脑中都是汉英的形象，不由得想起了苏东坡的“浪淘尽，千古风流人物”，遥想汉英当年，雄姿英发。 人生如梦，一尊还酹江月。 在和甘子钊院士等汉英老友的聚会上，多喝了两杯，遥祭汉英，请汉英一路走好！