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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赖声川(微博)不希望自己仅仅是一块招揽顾客的金字招牌，正如同戏剧不是百货公司的橱窗，而应该完全融解在人们生活中。

　　"立法委员"蔡六木在舞台上露出花裤头，对于大陆观众而言，这是一个搞笑的噱头。 1999年，《十三角关系》在台北首演，命中人们心中诸多隐痛。13年后，该剧在北京上演。

　　“我们根本活在一个原始丛林的状态，在原始丛林里猩猩比屌。屌不够大，就要用别的东西把它杠起来。权力是最强力春药，基辛格说得很好。”2012年3月11日，在北京保利剧院，台湾“立法委员”蔡六木的现身说法让观众轻笑。虽然是13年前的老戏，台湾表演工作坊《十三角关系》一开场，就呼应到了大陆观众当下的生活经验：

　　“立法委员”蔡六木白天在“立法院”公干，傍晚到情妇家里偷欢，顺带提点她买卖消息股，与大财团做内线交易。蔡妻花香兰是电台情感栏目的主持人。戏开场的时候，灯光在舞台左右两侧各切割出佛龛式的两个小空间，蔡“立委”以拯救青少年和劳工灵魂的名义慷慨提案，每个提案都“只要”若干亿新台币“而已”；花主持派送星座运程和情感指南，把在公共谈话的节目变成口水和偷窥/被偷窥的游戏。

　　接下来剧情的发展，却让大陆观众熟悉又陌生：菲佣把藏有蔡“立委”黑金账本的保险箱搬走；蔡妻发现她在电台节目中抛出的互动话题“如果你在上班，而你的先生却跑到外面和别的女人‘嗯哼’，你会怎么办”，其实适用于她自己；老婆香巢捉奸，拜情妇为师；丈夫偷情，妻子乔装成钟点工偷窥；妻子向情妇取经，丈夫化装成修理工旁听……

　　如果说捉奸、大战、偷窥一类情节，还在经验之内，蔡“立委”在舞台上露出花裤头，却轻易变成了一个噱头。观众笑了，但是只在一个并不高的笑点上发笑。

　　1999年，《十三角关系》在台北首演，笑声曾像喷射的霰弹，命中人们心中诸多隐痛：黑金政治、内幕交易、媒体堕落、全民偷窥癖、代际价值观的断裂……13年后北京再现，笑料还在有效期内，笑的后坐力却减弱了许多。

　　让不靠谱的人说重要的话

　　1998年春节，“台湾省新闻处”处长黄义交、电台名嘴周玉蔻、商界女强人何丽玲吸引了全台湾的目光。何丽玲和周玉蔻是好朋友，周玉蔻和黄义交是男女朋友。有一天何跟周说：我跟你男朋友好了。周不相信。当晚，何请周躲进自家壁橱。黄果然出现在何宅，二人温柔缱绻，关键时刻，周从壁橱里跳出来……混战开始。当事三人占据报章大幅版面一月有余，自曝并大晒对方隐私。电视台迅速跟进，计划把何黄周三角恋排成黄金强档的剧集。借助媒体，不管情愿不情愿，全台湾人都变成了偷窥者。

　　翌年春天，《十三角关系》在台北新舞台首演。以往表演工作坊(以下简称“表坊”)的戏大多是“集体即兴创作”，《十三角关系》却是赖声川的剧本在先。剧本尚未落墨，整件事情已经被人“从一千个角度讨论过”。讽刺很容易，把黄义交”改成“黄一蛟”在舞台上直接活报，第一没人管，第二票房一定好。但赖声川觉得“讽刺已经够了”，当事人已经不知道怎么面对自己的生活。

　　赖声川决定，转而向这起吸引了全岛目光的桃色新闻“致敬”——讲一个比人生还要荒谬的故事。

　　意大利剧作家哥尔多尼《一仆二主》的喜剧模式被赖声川做了几何式的放大：丈夫、妻子、情妇，每个角色都至少在三四重身份中疲于奔命，一重一重的假面，荒唐之后还有更荒唐，荒唐到最高点却是悲悯和忧伤。

　　两位主人公都很忙。身为“立委”的丈夫没时间认真听别人说什么，身为“主播”的妻子没时间想她的话有没有人听。他们化装成修理工和钟点工之后，在丈夫情妇的公寓里相遇，都没有认出对方，却竟然一见如故。然而假身份(清洁工/修理工)之间的心心相印，转脸就变成真实身份(妻子和丈夫)下的大打出手。夫妻关系全面崩盘，争相表态：不要共同拥有的任何东西。惟一的女儿被推来搡去。

　　蔡“立委”的父亲在自己的房间里经营花草，从来不下楼，躲避外面乱七八糟的世界。记者来电询问保险箱失窃案，老先生很不耐烦：我儿子的事情，没什么好讲的，不就是丢脸吗？不就是坐牢吗？坐牢还可以保外就医啊。

　　蔡“立委”的女儿是辍学在家的问题少女。父母都太忙，没有时间听她说话。有一次，女儿在公共电话亭，给她想象中的“老板”打电话，蔡“立委”要把那间电话亭变成窃听中转站。他听到女儿的声音，勃然作色：你在说什么？打啵儿是吧？！乱搞男女关系！赶快回家去！

　　谁都看得出，蔡“立委”对女儿的每一句斥责都适用于他自己。观众席爆发出哄笑声。

　　“讽刺有好几种，一种是正话正说，一种是正话反说，从写作的策略上，这两种办法都没什么太大的效果。可是，一些很重要的话，你真的要说怎么办？我这些年发展出的一个策略是说：把正话放在极荒谬的情境里，从一个极不靠谱的人嘴里说出来。”赖声川告诉南方周末(微博)记者。

　　硬功夫从不自由的时候练起

　　《十三角关系》在喜剧技巧上的圆熟，跟赖声川此前在电视台两年“练剑”不无关系。从1996年到1998年，赖声川曾任600集电视情景喜剧《我们一家都是人》的创意总监、编剧、导演。《我们一家都是人》是“今天演今天”，剧本跟当天新闻紧密相关，演员每天早晨10点开始排练，晚上8点正式表演，电视台直播。

　　政要的玩笑要经常开。剧组曾到李登辉最爱光顾的餐厅踩点。当时恰逢台海关系紧张，大陆向台湾外海试射导弹并举行两栖登陆作战演习。当晚的《我们一家都是人》就借餐厅女招待的口说，有一个老头带着一群人每天躲在餐厅里写剧本，据说要写18个——李登辉曾经向台湾民众承诺，一旦军演升级，他有十八套应对方案。

　　1996年圣诞节，《我们一家都是人》为当时台北市市长陈水扁设计了一个桥段：台北市政府门前有一棵巨大的圣诞树，陈水扁突然火大，锯掉树顶，另做一棵小圣诞树。

　　在赖声川看来，《我们一家都是人》体现了“自由媒体最辉煌的一面”——他作为总导演就是最后的审查者，作品“胡搞、脱裤子、骂街都可以”，但它却把锐利的讽刺变成真正的幽默。而这样的硬功夫是从台湾“媒体不自由”时代练起的。

　　1985年，表演工作坊的创团作品《那一夜，我们说相声》上演之前，赖声川接到同行严重警告：这样的戏上演，剧团会“不见掉”。赖声川没有理会，“我知道界限在哪里，我也知道，我只迈出去一小步。”

　　“那一夜”开场是阳明山上的一场同学会。同学们的名字恰好和政经界诸大佬音同字不同。故事的叙述者时而是重庆防空洞里躲警报的人，时而是直隶大地震里走出的提笼架鸟、专看出殡的纨绔子弟，时而是自称徐志摩师兄的假学问家……看起来荒诞不经、毫不相关的历史细节，用比蒙太奇还要自由的方式拼接在一起，种种滑稽的背后是文化失意者的苦闷。

　　当时戒严令尚未解除，两岸关系仍是禁忌，“那一夜”却以今昔关照的方式，把台湾的故事和大陆的故事紧密交织在一起。也许正因为敢于犯忌使“那一夜”获得了突然而巨大的成功，黄牛党把演出票从新台币150元炒到2000元，仍然供不应求。演出录像的正版盒带当年卖出100万张，盗版不计其数。成功似乎又让犯忌的作品拥有了某种豁免权。

　　“那一夜”开创了此后多年在“表坊”作品中若隐若现的“文风”——家与国、现世与历史、滑稽和忧伤绵密地编织在一起。在“表坊”的“家国”系列作品中，台湾的故事背后总有或远或近的大陆的影子。“台湾的故事必须跟世界、跟大陆连在一起。今天，荷兰人在我们的生活中没有留下任何东西，可能我偶尔会碰到一个朋友，他的曾祖母是荷兰人。日本人(的东西)留下很多，接着就是1949年。如果我们在20世纪选10个故事，其中一个一定是1949。它是人类的故事。”

　　1989年9月30日，《这一夜，谁来说相声》上演，李立群(微博)、金士杰、陈立华站在非常简单的布景前，诙谐且悲凉地回顾了20世纪中国人的若干次悲欢离合：1949年大迁徙；1950年代到1960年代，戒严和冷战思维笼罩全岛，几乎与此同时，整个大陆变成一间牛棚……结尾处，所有中国人都烂熟的两句诗，被制成一副对联：“两岸猿声啼不住，轻舟已过万重山”。

　　解严之后，审慎行事

　　解严带来了自由。一夜之间，什么样的表达都被允许。甚至有剧团上演关于警察制度的戏，演完之后，把观众锁在剧场里。表演工作坊不想“玩”这样的东西。

　　“在我们的认知里，民主是一个很艰难的事情，是需要老百姓付出，而不是坐在那里接受民主的好处。”赖声川对突如其来的自由抱有某种审慎。

　　解严之后，“立法院”的委员给台湾民众上了民主的第一课：大大小小的政争，往往发展成肢体冲突。曾任“文建会主委”、现任“两厅院艺术总监”的黄碧端当年写过，掐脖子，互扇耳光、远距离泼水，把麦克风折断当锤子，座椅举起来练习“过肩摔”……台湾“国会闹剧”名扬海外，在1989年被日本NHK电视台评选为“世界十大惊奇新闻”。

　　从那以后，“立法委员”、新闻主播、选举乱象，就成为“表坊”作品经常揶揄的对象。“看到很多人利用民主的概念，只为实现自己并不怎么样的利益，我觉得我们有责任说话。”赖声川说。

　　1991年，李立群和赖声川联手创作《台湾怪谭》。李立群扮演人格分裂的李发，从政坛大佬开始揶揄，又说自己的朋友“范政治”、“范统”、“范独”三兄弟开一间交通公司，以“利益输送，高来高去”为企业文化，三兄弟经常光顾的“立法院club”，一听就是专供“正人君子泡妞的地方”。因为抢卡拉OK话筒，“立法院club”的客人经常大打出手，导致club里的装潢每三年就要换一次。他从“国饮”XO说到全民戾气，说到所有的工程一起开工，台北变成大工寮，说到当年的国文老师变成了测字先生，地理老师专批风水……两小时的独角戏貌似天马行空，却句句切中当时台湾社会的要害。

　　李立群点起一根香烟，告诫台下观众：“这个地方不能抽烟，这么严肃的地方……”边说边得意地喷云吐雾，“这么多年，我一直在揣摩‘特权’是什么滋味！”

　　赖声川知道，《台湾怪谭》的成功属于时代：“如果在伦敦，那样的作品只能在一个小剧场被很少一部分人看到，在台湾，它却跑到一个主流的位置上。”

　　1997年，离世纪末还有3年，台湾政坛暗潮汹涌，“台独”意识抬头引发的身份焦虑，却提前把世纪末的仓皇带进表坊的相声剧里。《又一夜，他们说相声》从《歪批三国》一类的流行读物和中学淡化中国历史的举动中汲取“灵感”，这次表坊揶揄的是一代代圣人。

　　孔门第73贤人“子虚”的后代歪批孔子，暗喻“道之不存，斯文扫地”。老子不是老聃，而是“我老子”、一位戒严时代的蒙冤者。几十年牢狱之灾之后，他以传承中华文化为己任，办了一家社区图书馆，可是“四书五经”、《春秋繁露》根本没人要看，全民追捧各种DIY、旅游指南、色情期刊。董仲舒不是董仲舒，而是一位叫“董重”的叔叔，他把自己公寓之内的弹丸之地经营成一个独立王国……

　　这么无聊的事情……

　　对赖声川来说，1999年的《十三角关系》把表演工作坊一以贯之的社会批评传统推向近乎狂想的高点。《十三角关系》之后，社会批评从“表坊”的作品中渐渐淡去，变成“自省”。

　　2000年，《千禧夜，我们说相声》上演，题材上保留“表坊”作品一贯的大气魄：从庚子之变一直说到世纪末大选。在艺术形式上，它是此前所有“相声之夜”的集大成者，每一个包袱都凝练精粹，意味深长。但如果把戏剧看成“社会论坛”，“千禧夜”并没有提出新的议题。

　　“在台湾，社会讽刺是很难的。不管是选举的乱象、媒体的乱象，大家看得都太多了。2000年之前，一刀子划下去还能见血。2000年之后，人们已经有些麻木。”赖声川这样解释批评从自己的作品中“退场”的原因。从李登辉时代延续到陈水扁时代的“本土化”运动，也让身为“高级知识分子”的赖声川有些失落：“本土化就意味着要‘文化下乡’，好像阿公阿妈跳舞就是很好的本土化，上国际艺术节，就要挑最土的东西去。”

　　2003年，表坊新戏《全民乱讲》上演，剧中有两处对“民主”的揶揄，让很多观众“不懂”：一个大学班级在毕业的时候，剩下5块钱班费。他们提案、附议、辩论、驳回、选举……程序正义和私下串联都试了一遍，仍然无法决定那5块钱该派作何用。电视报道某候选人拉票，新闻主播、联线记者、受访候选人把同样的话重复了三遍：“今天，余弄仁来到一个非常特别的地方，用非常有趣的方式，进行非常有意义的造势活动。”观众不明白，导演为什么把这么无聊的事情编到他的戏里。

　　赖声川意识到，一个时代已经结束了。

　　2005年，相声剧新篇《这一夜，Women说相声》上演。整出戏的焦点已经从“相声系列”一贯的家国情怀变调为女人在物质世代里的身份政治。

　　2010年的《那一夜，在旅途中说相声》变得更加“雅皮”：背包客和行必头等舱、住必六星级的奢侈客在南太平洋一个小岛上相遇。恰逢岛上闹革命，交通中断，两人的行程搁浅，只好互侃自己多年的旅途经验作为消遣。满台外国地名飞溅，其中说到台湾留学生乘N次转机、N次绕远、N次加油的“四海包机”负笈海外的艰辛，说到台客在卢浮宫围观蒙娜丽莎疯狂拍照后到高级餐馆大甩“干”字的豪放，说到了“革命”，说到了“慈善”……背包客说他在印度给贫民派饼的时候，必一张张派到每个人手上，奢侈客反唇相讥：陈光标(微博)是你什么人？

　　不疼不痒的“蔡立委”

　　2012年3月，《十三角关系》在北京上演。

　　赖声川从制作人处听说，售票公司要从票房中抽取15%的佣金，再算上税，售票成本占了票房收入的20%。他大吃一惊，在台湾，这个数字通常是3%到5%。北京首演之夜，二十多个“黄牛”活跃在保利剧场内外，坐在前排观众席上的明星，在戏开始之前先被观众围观。

　　台词里的“情妇”本土化成了“小三”，“地铁”却时不时还是叫“捷运”。背景音效中的台湾话变成了唐山话，不过不太地道。大陆演员把当年台湾版演员的口头禅模仿得惟妙惟肖，台湾演员却说一口“标准国语”。谢娜(微博)把“台湾国语”、“闽南国语”、普通话、四川话和若干北方语系方言模糊成一片。第一幕，她基本上是1999年版“花姐”、台湾艺人郎祖云的翻版，但很快，真正的谢娜就跑了出来，《快乐大本营(微博)》式的豪放把台式幽默的丰富层次冲淡很多。

　　眼尖的观众看戏之后抱怨：大陆版只是给蔡“立委”贴了一枚“立法委员”的标签。为什么在台湾深刻、尖锐的东西，拿到大陆，就变成不疼不痒的搞笑减压？

　　大陆版《十三角关系》排演之前，赖声川曾经想把它改成一个大陆的故事。可如果那样，“蔡立委”就要变成“蔡总”。“这个戏就没什么意思了，想想只能放弃。”而台湾版当年语境中每个角色身上的多重身份，此时此地失去意义，“十三角关系”褪色成普通的“三角关系”。

　　舔不到的批萨

　　1998年，北京人民艺术剧院(微博)副院长林连昆及一批大陆演员担纲的《红色的天空》在首都剧场上演。这是表演工作坊的作品在大陆第一次正式亮相。《暗恋桃花源》的盗版录像带已经在文艺青年中流传了小十年，表演工作坊的戏还从来没有在大陆剧场公演过。

　　1995年前后，“表坊”的两支小分队正要启程，目的地是北京、上海和沈阳。《暗恋桃花源》和《红色的天空》的道具已经装进了货柜，演员即将登机，却突然接到通知，行程取消。到现在，赖声川也不知道行程被取消的确切理由。

　　当时，由于李登辉在母校康奈尔大学的演讲和台湾“解严”之后首次“大选”的临近，台海关系空前紧张。而《暗恋桃花源》又恰好以两岸关系为主题。1993年，电影版《暗恋桃花源》在柏林影展上获奖，评审团的颁奖词中开宗明义：这个电影是一则优美的寓言，其中包含着台湾和大陆之间的冲突……

　　《红色的天空》大获成功，“表坊”随后开展了一系列“冒进”行动：北京“表坊”在北兵马司剧场挂牌，赖声川把剧场命名为“北剧场”，投资上千万新台币更新了吊杆系统，邀请台湾艺人倪敏然和大陆的年轻演员搬演“表坊”新剧目《千禧夜，我们说相声》、《他和他的两个老婆》，主办两岸三地小剧场邀请展，资助北京大学生戏剧节……

　　“当时的想法很简单：剧场可以形成和社会的良性互动，我们有一套关于戏剧创作和剧场经营的成功理念可以直接‘空降’到北京。”赖声川说。一位台商曾经劝他：大陆是批萨，每个人都想切一块。但是不要忘记，批萨是和铁板连在一起的，切不动。上去咬，搞不好牙就断了。只能舔，能舔到就不错了。那时候，赖声川并不知道这话的确切含义。

　　2002年春节，表演工作坊受邀在央视春晚上表演只有十分钟“极简版”的《千禧夜，我们来说相声》。春晚曾让无数艺人一夜成名，身价倍增，却没把同样的好运带给“表坊”。

　　“千禧夜”在除夕夜的23：42上场。十分钟的剧本，修改了14次，“一直是很繁琐的字眼上的修改”。

　　春晚经历给赖声川上了生动的一课：“中国很大，而春晚的原则就是任何人都不可以被伤害到。开玩笑要开到谁都听得懂，那就很难了。我们已经发展成熟的一些很‘雅’的讽刺方式，都不能用。”

　　台商的话也很快应验：北剧场2002年挂牌，一年后，北京“表坊”从北剧场撤出，因为SARS的冲击，更因为“外资不能经营剧场”。

　　请叫我“华人导演”

　　2006年，连战“破冰之旅”之后一年，《暗恋桃花源》以中国国家话剧院(微博)和台湾“表坊”联合制作的方式，在大陆正式公演。此时距“暗恋”台北首演已过去20年。若从1995年未能成行的巡演算起，拿到大陆核准的“演出许可证”，“暗恋”用了11年。幸好它的题材仍能拨动大陆观众的心弦。表演工作坊至今在大陆公演的近十部作品中，“暗恋”是惟一在所有巡演城市都能稳赚不赔的剧目。

　　2007年，表演工作坊受到中央电视台和北京央华文化发展有限公司邀请，为即将建成的央视新办公楼下属剧场制作一部展示大陆电视文化变迁的舞台剧。2009年央视新楼意外起火，这出名为《陪我看电视》的舞台剧没能在预想的时间和空间上演，但它成了赖声川迄今惟一以大陆居民生活为创作素材的作品。

　　从此之后，北京央华成为“表坊”固定的合作伙伴。“表坊”规避了“外资不能经营剧场”的限制，虽无固定“据点”，却能畅通无阻地把戏一部一部地带进来。从1998年《红色的天空》首演到2007年近十年间，“表坊”只有4部戏在大陆公演；从2007年到现在，“表坊”大陆公演剧目增加到7部。

　　从2012年开始，“表坊”和北京央华在对外宣传的时候，也刻意强调赖声川是“华人导演”，而非“台湾导演”。

　　“我想全世界没有一个剧作家不希望他的观众变多。所谓市场变大，绝不是说我在这边收收利益就好。它意味着更大的责任。今天的中国已经到了成长中的关键时期。一方面，经济的增长全世界都羡慕，另一方面也有许许多多的问题：社会问题、家庭问题、青年问题、精神问题、集体的方向……所有的人都已经清楚：只相信钱和利益，不是办法。”谈到他作为“华人导演”的新身份，赖声川说。

　　但现实中涉及到钱和利益的问题，赖声川也没有办法：“跟我合作的演出商十有八九是为了赚钱。我们跟他在合同中约好：最高票价不能超过880元。在我们没有发觉的情况下，这条被他从合同的最终条款中删掉。我们要求改签合同，他不同意。开票的时候，他喊出1280元的价码。你说这个时代是不是乱了？”

　　赖声川不希望自己仅仅是一块招揽顾客的金字招牌，正如同戏剧不是百货公司的橱窗，而应该完全融解在人们生活中。但“融解”谈何容易。好在一连几年在大陆待的时间长过在台湾的时间，赖声川已总结出一套“客居”的经验。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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