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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隋建国说，在他的每件作品里，都能明确地找到当时的社会背景。

　　隋建国作品《衣钵》。中山装正面的残旧是作者主观意图的表达。“中山装”系列是他最有代表性，也卖得最好的作品。受访者供图

“生命不息，蘸球不止。”这个作品取名《天数》，既是蘸的“天数”，也可解为“冥冥之中，自有天数”。 罗曦 摄

　　南方周末(微博)记者 陈一鸣 发自北京

　　2006年，北京“环铁”测试基地，进行提速试验的火车就在环铁艺术区里的艺术家工作室外一圈又一圈风驰电掣，不舍昼夜，闹得人心神不宁。当时隋建国感慨：“艺术家觉得自己总是走在时代前面，其实政府比他们急得多。速度不断提上去，最后是为了什么？”

　　隋建国在“环铁”上选了12个点，用12台摄像机同时录像半小时。这12段未经剪辑的录像同步播放，就是作品《大提速》。

　　6年过去了，2012年3月在“佩斯北京”为隋建国举办的大型个展中，《大提速》又一次出现。作品还是那个作品——行人、铁路、马车、火车……还是那个问题——速度不断提上去，最后是为了什么？然而每位观众的答案应该和当初有所不同，如今与“大提速”紧密相连的两个词是“温州动车”、“刘志军”。

　　这次展览，隋建国力作倾巢而出，从1987年直到今天的作品，总数达20件。“在我的每一件作品里，都能再明确不过地找到当时的社会背景因素。”隋建国说。

　　每个中国人都穿着看不见的中山装

　　1995年初，隋建国在中央美术学院雕塑系任教，他与同系另外两位青年教师展望、于凡成立了一个工作小组，宗旨是“专门针对和自己有关的、具体的社会问题产生作品”。

　　就在这一年夏天，中央美术学院(微博)搬离王府井，教师们认为这是商业对文化的驱逐。拆迁之际，隋建国的小组就地取材，把废弃的画稿、钢筋水泥、破桌烂椅等堆在一起，命名为《开发计划》。“算是教师对拆迁的表态，当时我们也没有其他平台。”隋建国告诉南方周末记者。

　　香港回归前后，关于中国百年近现代史的讨论相当活跃。隋建国刚好去广东参观了孙中山故居，“前边山墙是西式的，后边套院是中式的。我明白了为什么有人说中山装前面看是英国绅士，后面看是中国农民。”隋建国说。

　　在澳大利亚墨尔本访学期间，一位澳大利亚艺术家问隋建国，“中国人拼命工作、赚钱、买房子，好像完全没有生活一样，你能告诉我这是为什么吗？”

　　这个问题勾起了隋建国在孙中山故居前的感触，“这一百年来中华民族积贫积弱，人民不停地备战备荒，还得在运动里互相整。简单地说，在墨尔本马路上走着的任何一个中国人，他可能也说英语穿西装，但在我看来，每个中国人身上都穿着一件你看不见的中山装。”

　　澳大利亚人明白了，隋建国也开窍了。他马上动手，做了十件能摆在桌子上的“中山装”。展览现场的小中山装就是在澳大利亚做的，作品是写实手法，但中山装正面的残旧是作者主观意图的表达。

　　回国之后，隋建国找到了毛泽东和蒋介石穿着中山装在重庆的合影，参照毛泽东那件中山装继续创作，结果一件接着一件，体量越做越大。“我尽量机械地去做，冷冰冰地去做，艺术家的个性、手法都消失不论。”隋建国说，“直到140厘米稿方有起色，至240厘米稿时，人站在衣服造型面前能明显感受到一种威慑力，它很丰满，它很沉重，此之谓‘衣钵’”。展览现场240厘米的巨大中山装，摆到成衣铺门口就是不折不扣的店招，人为的塑造、做旧等艺术手法全部不见踪影。

　　《衣钵》出笼，正赶上巴黎举办

　　香榭丽舍世纪雕刻大展，隋建国海运三件巨型中山装参展，结果半路上轮船失火，作品全部烧毁。《衣钵》挣到的第一笔钱不是来自出售作品，而是作品烧毁的保险赔偿。此后他不断地、冷冰冰地制作中山装，基本上做一个卖一个。

　　“中山装”声名大振，成为隋建国最有代表性，也卖得最好的作品。有钱了，安逸了，隋建国心里却越来越不是滋味，“我搞艺术的初衷不是为了挣钱。”他花了一个夏天，把以前所有的作品、草图、照片看了一遍。“原先我的作品卖不了多少钱，但都做得很有力量。于是我再下决心，找回当初的力量。”隋建国说。

　　跟石头耗上了

　　1972年，16岁的隋建国接母亲的班，进入青岛国棉一厂，刚上班就因为打篮球受伤住进医院。治病期间看到一群老人每天百无聊赖，他开始焦虑——我的未来就是这样的吗？

　　焦虑之余痛下决心，隋建国18岁拜师学中国画，花几个月时间，完整临摹了元代画家黄公望的《富春山居图》。1980年考入山东艺术学院雕塑系，接触到欧美现代艺术，隋建国想到的是庄子的“齐物论”——天地与我并生，万物与我为一。毕业留校期间，他用陶瓷做成无实际用途的东西，体现老庄的“无我”思想。

　　1986年，隋建国考上了中央美院研究生，正值“85新潮”袭来，他发现在北京的艺术氛围中“无我”不行，“艺术家必须证明，一己的独特生存方式便是自己的艺术存在的根据。”

　　1989年秋，留校做辅导员的隋建国带领新进校的大学生参加军训。新生在大巴上兴高采烈地高唱当时风靡全国的广告歌曲——我们是害虫，我们是害虫。正义的来福灵，一定要把害虫杀死！杀死！

　　隋建国心下悚然，随后创作了《卫生肖像》。一排铁杆，每根都顶着一个人头形状的烂石膏，石膏表面横七竖八地缠着绷带。23年过去了，《卫生肖像》在“佩斯北京”整洁的空间里更显沧桑斑驳。“为什么叫《卫生肖像》？因为来福灵是杀害虫，搞卫生用的。”隋建国说。

　　在北京待得难受，隋建国主动请缨，带学生到天津蓟县的大山里开凿雕刻用石材。“那些石材很坚硬，打轻了你打一天它也没啥变化。你必须认真地打，流汗地打。打了一个月，感觉几锤子下去，一抬头太阳落山了。我想这才是艺术品，你不流血，也要流汗。”隋建国说。

　　接下来的一两年时间，隋建国跟石头耗上了。

　　《结构系列》中的一件，隋建国把天然石头截成三段，中间一段用铜铸成，形状与上下两段石头严丝合缝。两种坚硬的材料共生在一起，但再怎么共生仍然你是你，我是我。

　　另一件，鸟笼子里面放着石头，就像鸟笼装鸟一样。这是当时隋建国做给妻子的。大学毕业结婚后他们两地分居，难免离愁荡漾。隋建国把笼子的照片寄给妻子，信中说，这就是咱们俩。

　　最著名的石头作品当属《地罣》，二十多块几百公斤重的巨石，每一块都被螺纹钢网紧紧束缚住。“罣和挂是一个字，取这个名字是怀念、记忆的意思。我用‘罣’字，因为它上面是个框子，下面是石头。”隋建国说。1994年《地罣》现身，从此《地罣》被视为中国现代雕塑的代表作。

　　1996年，《殛》的完成，是隋建国前期创作生涯的一个句号。国君杀臣子曰“殛”。他在一块橡胶传送带上密密麻麻钉满钉子，远看像块地毯。“我就像那块橡胶，钉子伤害你，可你把钉子全部吃进来，最终与钉子合为一体。我没有理由再以受伤害者自居。”

　　卖不掉的“天数”

　　展览中2006年之后的作品，开始偏于抽象和“玄妙”。一根拇指粗细的铁杆上撑着一个人头大小的蓝色球体，为什么叫《天数》呢？只有全文阅读作品实施方案之后才能明白——从2006年12月25日开始，隋建国每天都把这个小球在蓝色油漆里蘸一下，要是他出差了就由助手帮着蘸。小球直径每星期增加约2毫米。2007年南方周末记者采访隋建国时见到的“闪着幽光的蓝色的小球”只有网球大小，如今这个球已经22斤了。最初撑着小球的铁丝只有1.5毫米粗，随着小球重量的不断增加，支撑柱已经换了4根，从铁丝变成钢管。

　　隋建国近乎疼爱地看着这个不断生长的球儿，犹如农夫看着麦苗，母亲看着婴儿。他对记者表示，生命不息，蘸球不止。即便是展览也不会耽误《天数》的生长，“展出的这个球是蘸到第1893天时的拷贝，原作还在工作室里，每天都蘸。”

　　“天数”是一位中国诗人帮着起的名字，一语双关，既是蘸的天数，也可解为“冥冥之中，自有天数”。美国一个艺术评论家给这个不断生长的球取了个英文名字，叫“时间的形状”。

　　精确地说，现在隋建国是每天刷一次球。球越来越大，一般的桶都装不下了，为此他专门做了一个机械装置，可以使铁杆倒下，让球在油漆桶上方转动，用刷子涂漆，沥干之后再立起来。

　　隋建国起初是想做一个“卖不掉”的作品：“作为艺术家，有人买作品你很难拒绝，你得有一个理由让别人没意见。”小球永远刷不完，可以理直气壮地拒售。

　　更玄妙的是一个脏兮兮的洗衣机滚筒，筒边厚厚地落了一层灰，这件作品叫《一条河流》。“河流”的源头是西门子公司请隋建国用洗衣机做的一件艺术品，拍卖所得捐助给癌症病人。隋建国浮想联翩——童年时见过妇女们在河边洗衣服，现在一个滚筒原地转圈就能滚出一条循环的河……

　　滚筒周长1.5米，把一堆粗粝的石头放进去滚一万圈，也就是15公里，石头就变成鹅卵石了。速度快时两个半小时，速度慢可能要三天，但想滚出一块鹅卵石，一定得滚完15公里。“我就没问过山石掉到河里变成鹅卵石是不是也要15公里，要走多长时间，反正在滚筒里就是要15公里。”隋建国说。

　　地上的那层灰不是石头末，而是砖末。2010年一位印尼艺术家有感于中国人的舍命发展，在画廊里做了一个砖窑装置，雇一个工人在里面烧砖，砖上印着三个字“别干了”。隋建国就从画廊借来一百块砖，磨成粉，边磨边在墙上写了三个字——“继续干”。两件作品相映成趣。为了“佩斯北京”的这次展览，隋建国又用《一条河流》磨了几块砖。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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