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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在羊皮纸上用粉彩条作画，而且用如此复杂而古怪的方式让颜色固定，这种对于绘画的精通和大胆尝试，加上左撇子的因素，只有达·芬奇才是答案。

　　故事要从纽约开始讲起。1998年1月30日，纽约佳士得拍卖行在举行年度艺术品拍卖会。其中一件物品有些不同寻常：一幅年轻女人的画像，用粉彩画在羊皮纸上，面积比A4纸大一些，裱在一块橡木板上。佳士得的拍卖品画册上写着：“德国学派，19世纪画作，价值12000至16000美元。”

　　翻着这本拍卖册，收藏家彼得·休福曼怎么也无法把眼光从这幅画上移开。“佳士得肯定搞错了，怎么会把它列进‘19世纪德国学派’里呢？这是幅非常棒的画，要么它是一幅意大利文艺复兴时期作品，要么就是一幅非常出色的仿制品。”休福曼特地从巴黎飞到了纽约的拍卖现场。作为一个低买高卖的艺术品炒家，如果第一个猜测是对的，那他可要大赚一笔了。休福曼出了价，却没把它买到手。

　　“我当时出价太保守了，大概是十八九万美元吧，有个人出到了22万，把它买走了。”

　　像这种拍卖品，一般会消失在某个私人收藏室，过上很长一段时间才重见天日。所以当休福曼再次见到这幅画的时候，简直不相信自己的运气。那是几年后，在纽约东73街的一家画廊里。这回他没有错失机会。“我问画廊主人，这幅画卖多少？22万，他说。我毫不犹豫地买了下来。”

　　碳-14测定法的缺陷

　　休福曼把画摆在了起居室的壁炉上方，一些来访的专家也认同，这应该是幅文艺复兴时期的作品。随着研究的深入，一个大胆的想法蹦进了他们的脑袋：“如果，这幅画不仅出自那个时代，而且出自当时最好的画家之手呢？比如说，达·芬奇！”

　　在艺术界，只要轻轻念一声达·芬奇的名字，就能引起一阵涟漪。这位于1452至1519年在世的艺术家，对于科学、自然历史和艺术的精通，简直可谓整个文艺复兴时期的代言人。但他的画作能留下来的却极少。把全世界博物馆都扫一遍，确定出自他手的画也不过十几幅。如果休福曼猜对了，这幅画的价值可能翻个成百上千倍。

　　但是，这幅画没有签名，也找不到任何关于它的记载。要找出它的作者，休福曼揣摩，必须从三个方面着手：艺术、历史、科学。

　　他找到了牛津大学的荣誉教授马丁·坎普，世界上最有影响的达·芬奇研究者之一。坎普在电脑上将原画扫描图放大，发现了一些极为熟悉的细节：“女子的发带，微微将脑后头发压得凹了下去；眼睫毛画得非常精致，连下睫毛也没有忘掉；达·芬奇对这种细节总是有敏锐的感觉……”坎普爱不释手，越看越兴奋。

　　不过，圈内专家们很难达成一致。休福曼拜访了另一位意大利艺术品专家、家住巴黎的吉亚马可·卡普佐。一听到达·芬奇这个词，卡普佐就笑了：“我说，老兄你还好吧？不是在逗我吧？”

　　要证实画的真伪，首先得验它的年龄。“这幅画是画在羊皮纸上的，这就好办了，碳-14测定法！”卡普佐取了一小块样本，送到了相关的研究室。

　　我们知道，所有的植物都在不断地吸收二氧化碳，进行光合作用。宇宙射线在大气中能够产生一种带放射性的碳-14同位素，它与氧结合成二氧化碳后，会进入并沉积在植物的体内，而动物吃下植物后，这些碳-14又驻扎在了动物体内。当这些生物死亡后，其组织内的碳—14开始以5730年的半衰期慢慢衰变，逐渐消失，这个速度是恒定的。因此对于任何含碳物质，比如这张羊皮做的画纸，只要测定其剩下的碳—14含量，便可推断其年代了。

　　羊皮纸的检测结果出来了：它的主人死于1440年至1650年间的可能性高达95.4%。而达·芬奇的在世时间是1452年至1519年，正好跟它重合！

　　初步的论据有了，休福曼很兴奋。不过他知道，证明画纸的年代跟达·芬奇一样，并不能证明画就是出自他手。莱奥·斯蒂文森对此再了解不过了。

　　“做赝品的人有各种出神入化的手段，不仅能骗过艺术专家，连科学家也一样忽悠。”斯蒂文森是位赝品历史学家，也是位艺术家。他的家就像私人博物馆，从房间到走廊再到楼梯间，挂满了各种大师的代表作：米开朗琪罗的《创世纪》、莫奈的《日出》、高更的《塔西提妇女》……不过，这些都出自他自己的手。

　　在PBS的纪录片中，斯蒂文森展示了仿造莫奈作品的全过程。“如果你仿造的是19世纪末的油画，那最基本的，就是搞到19世纪末的画布。”他先买来一幅100美元左右的19世纪匿名画，将它从框上拆下来，翻出画布背面打着的年代认证印章。“这些印章是最好的障眼法，我们只要把正面的画去掉，在帆布上画上更值钱的作品就行了。”

　　他在油画上面涂满颜料去除油，用刮刀将软化的油画颜料全刮掉，再重新调整画框尺寸，便得到了一幅完美的画布。接下来的事情很简单，像个大师一样举起颜料板，将要仿制的画原样临摹即可。40小时以后，一幅莫奈的《夏末的干草垛》便完工了。“这个起码可以骗到两三百万美元，你甚至可以加上莫奈的亲笔签名。”

　　在美国FBI的一个证据室，就藏着许多这样的赝品，其中不少是通过拍卖会流出来的。它们的背面不但有认证印章、拍卖编号、画家签名，就连污渍都模仿得惟妙惟肖。

　　左手大师的神作

　　无奈，卡普佐和休福曼只好带着画，骑着小摩托来到了巴黎圣日耳曼大街，求助于另一位世界级专家——帕斯卡·柯特，卢浮宫曾请他去研究《蒙娜丽莎》。柯特的独门武器是他自己发明的一种超高清摄影机，能将名画扫描成4亿像素的高清图片，在电脑上放大几百倍。这种摄影机还能探索到画面的深层。

　　柯特利用自己对大师画作研究得来的数据，通过数码技术去除掉年代留下的痕迹，分析出原画颜料的构成和密度，成功还原出了《蒙娜丽莎》当初画好时的样子。而对这幅画，他也应用了同样的技术。

　　他的摄影机还有一项功能：通过彩虹色的光谱滤镜，深入到画的内部，将其分解成13个层次，不同图层可以在不同光波下显现，从而将表层颜料遮盖住的细节挖掘出来。

　　研究这幅画时最有用的图层，是位于底部的，显现出素描草稿的那一层。“在素描线上我们可以发现，女孩的下巴、前额和颈部轮廓都被修改过，比原来的纤瘦了。这种绘画习惯在另一幅达·芬奇画的肖像里也发现过。”柯特比较了过去扫描过的达·芬奇画作，发现了这个共同点。

　　但是，有没有另一种可能，即一位同时代的，深受达·芬奇影响的画家，用了相似的笔法来创作这幅画？

　　这个问题得咨询克里斯蒂娜。她是位意大利的艺术史专家，专门研究达·芬奇的学生和他画室雇员的作品。仔细观察这幅画的扫描件后，克里斯蒂娜发现了一个特别之处——肖像轮廓处阴影的笔法。“这些阴影的线条方向很奇特，是从右下往左上方向扫的，明显是出自左撇子之手。吉奥瓦尼·特拉非欧是达·芬奇的门徒之一，也是最能画出接近他作品水准的人，但他是个右撇子。”文艺复兴时期，左撇子画家屈指可数，其中能出这种大师之作的，只有达·芬奇。即使这幅画不是达·芬奇的，这也是某位极有艺术水准，而且竭力模仿其左撇子特征的神秘画家所画。

　　与此同时，继续研究画作高清图的柯特有了个新发现：画的左上角，被底色颜料盖住的地方，留着一枚不完整的指纹！

　　达·芬奇的作品里，经常能发现指纹，他的标志画法之一便是用手指来涂抹颜料。瑞士洛桑大学犯罪学与犯罪法中心的阐柏教授将指纹提取了出来，进行了数码描绘，然后把它和达·芬奇的指纹一起放上了网，请他的同行和学生们共同鉴定。但结论都是一致的：“提取的指纹太局部，而且没有特征，无法鉴定其是否跟达·芬奇的指纹一致。”

　　又走进了死胡同。

　　这时，坎普突发奇想，能否找个专家重新描绘这幅画，看看它到底是出自几百年前，还是用现代方法仿制的。

　　英国罗斯金艺术学院的莎拉·辛普勒，是世界上最有名的艺术导师之一。她擅长人体解剖学，懂得用与原作一模一样的材质和颜料复制古画。

　　辛普勒找来相同制法的羊皮纸，调配了文艺复兴时期所用的墨水，以及用矿物土自制的粉彩条，开始尝试复制这幅画。

　　“很明显，这幅画的作者拥有精湛的绘画技巧，而且精通人体解剖学。比如说鼻子和耳朵的比例，眼球下方的轮廓，以及未成年女子特有的身体特征。”

　　达·芬奇对于人体解剖学的探索和了解，是众人皆知的。他称达·芬奇曾解剖过30多具人体，以一位美术家的观察力和超凡的绘画技巧，描绘了人体骨骼、肌肉、肌腱、神经、脉管和主要脏器，绘成了近200幅解剖图。他著名的《维特鲁威人》便是代表作之一。即使用现代医学标准审视，这些画稿也是相当准确的。

　　辛普勒遇到的最大挑战，是如何让粉彩条的颜色留在羊皮纸上，而不是散落吹走。在目前发现的达·芬奇画作中，没有一幅是画在羊皮纸上的。最终，她尝试用树脂和蛋清作为粉彩的黏合剂，在红色颜料下先打了白色的底，并用手指去涂抹颜料，才成功地得出了原画的效果。

　　“我们都知道达·芬奇是个创新大师，但他也有很多糟糕的尝试。比如在《最后的晚餐》，他打破了几百年来的传统，在墙体上涂了一种特殊的黏合剂，而非传统的灰浆，然后直接作画。”如今我们来到米兰的圣玛利亚德尔格契修道院，会发现餐厅墙上的“耶稣和十二门徒”已经褪色得快看不见了。

　　画中女子到底是谁

　　在羊皮纸上用粉彩条作画，而且用如此复杂而古怪的方式让颜色固定，这种对于绘画的精通和大胆尝试，加上左撇子的因素，辛普勒和克里斯蒂娜都觉得，只有达·芬奇才是答案。

　　当然，这更多是一种主观和感性的判断。坎普觉得自己需要更多证据，“为什么不调查一下，这位画中女子到底是谁呢？她又为什么会被画成肖像呢？”

　　其中，最大的线索可能是她的发型。于是坎普找到了伊丽莎白·茵尼娅，一位服饰历史学家，专门研究文艺复兴时期的服饰。“这是15世纪末期，在米兰短暂流行过的一种发型，而且多为贵族女子所用。”

　　那时的米兰，被一个家族统治了长达二十多年的时间，这就是斯福尔扎(Sforza)家族。米兰大公爵卢多维科·斯福尔扎是当时米兰最有权势的人。在一幅家族藏画里，他的夫人贝阿提斯留的正是这种发型。茵尼娅非常肯定，这种发型在1491年至1497年间尤其时髦，之后就很少见到了。

　　而那段时间，达·芬奇正待在米兰。

　　根据史料记载，达·芬奇在1482年至1499年间，作为卢多维科的画师和工程师留在了米兰，为这位慷慨的资助人工作。为卢多维科工作的画师中，也只有他一个左撇子。他几幅最出名的画作，都与卢多维科家族有关，比如《抱银鼠的女子》、《额饰女郎》，而且她们的发型和画中女子的如出一辙。

　　将卢多维科家族的肖像一一对照，坎普发现，有一位女子的面容和她特别相像，年龄也最相符——比安卡·斯福尔扎。她是卢多维科和情妇贝纳蒂娜所生的私生女，13岁时便嫁给了卢多维科的侍卫队长加里佐亚，后者在当时也是举重若轻的人物。“比安卡婚后4个月便去世了，可能是由于不顺利的妊娠”。

　　如果这幅画真是达·芬奇为比安卡画的，为什么它没留下任何记录呢？既没被达·芬奇的学生们临摹，也没被列入王室物品清单？这时，巴黎的柯特又有了新发现。

　　“我们在高清图上发现，画最靠左的边缘，从上至下有用刀猛烈划过的痕迹，似乎想把它从什么上面割下来。而且顺着割痕，可以隐约辨认出三个圆孔，均匀地排列在画的最左边。”柯特说。

　　最可能的解释就是，它是从一本装订好的书册中撕出来的。这就说明了它为什么没有记录可寻。坎普的脑子飞快地转了起来：“这幅画为什么装订在一本书里，这又是本什么书呢？

　　他初步的推测是，这本书是1496年比安卡出嫁时，作为礼物送给她的。在意大利的贵族家庭里，每当有人出嫁或是有新成员出生，送一本书作纪念是种传统做法。但这不着边际的想法没能说服其他同行。

　　然而，幸运女神再次站到了坎普的这边。一天，他收到一封来自南佛罗里达大学艺术史教授爱德华·怀特的邮件，后者写道：“我刚刚结束一项研究，接触到了一本波兰和米兰联姻有关的羊皮书，我想它可能是你要找的东西。”

　　坎普和柯特立刻飞到了华沙。在华沙国家图书馆的收藏室里，他们见到了一本500多年前的羊皮书，它是四册斯福尔扎家族藏书Sforziadas中的一册，献给卢多维科的父亲及整个家族的。根据被赠予对象的不同，每一本都加上了不同的画像，比安卡的这本，正是为了庆祝她的婚礼而送给她的。比安卡死后，这本书辗转成了法国弗朗索瓦一世的收藏品。后来在1518年，它被赠予了波兰国王西岐门一世，庆祝他和另一位斯福尔扎家族的公主波娜的婚礼。

　　戴上手套，坎普和柯特小心翼翼地翻着书页，急切地希望发现缺页的地方。在传统线装法装订的羊皮书中，通常先将几张纸对折成一叠，再与其他叠装订在一起。也就是说，每页书都与另一页连接着，如果某一页被撕下来，对应的那头肯定会多出一张孤零零的书页。但是，这本书装订得非常紧密，而那在年月中被磨得毛茸茸的书侧，也难以用肉眼看出哪页和哪页不相连。

　　这时，柯特带来的超高清摄像机再次派上了用场。他将羊皮书靠装订线的那侧拍了下来，在电脑上放大数倍，再耐心地将每一页纸标上追踪线，企图发现两头连不上的一页。

　　很快，柯特发现，就在书的开头几页，有一张纸无法找到对应的另一页，而它本身则被黏到了相邻的一页上，因此没有脱落，也难以被察觉。

　　这页正是前言和插图的分界点，跟坎普的想象一模一样。他们压抑着加速的心跳，将原画的百分比复制品摆到这个位置，大小正合适。然而，羊皮书的装订孔是五个，而原画上只有三个。

　　当两人感到心头一凉的时候，收藏室的专家提示说：“这本书后来被重新加固过，最外端的两个孔可能是那个时候加上去的。”他们赶紧将原画上的装订孔与书中间的三个作对比。间距、深度、大小，全部一致！而画纸和其他书页的薄厚也一致！

　　于是，这幅画的身世终于有了完整的补充：在18世纪重新装订羊皮书时，达·芬奇的这幅作品被取了下来，重新装裱后，它成了德国Zamoyski家族的收藏品。后来，一位住在佛罗伦萨的瑞士艺术品修复者Marchig拥有了它，他的遗孀又把它以21850美元的价格在佳士得卖了出去……

　　如今，这幅画被重命名为《美丽的公主》(La Bella Principessa)，锁在了瑞士的某个秘密保险箱里，据说已经有藏家出价超过了1亿美元，而它的主人休福曼毫不动心。他仍然在全世界周游，发掘有价值的艺术品。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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