任鸣34岁便担任人艺副院长的职务，曹禺和于是之等前辈的教诲和提携令他心无旁骛，从艺三十年，始终“只排北京人的戏”。年过半百，他至今不会开车，只爱吃老北京炸酱面和炒疙瘩，手机还是三星翻盖老爷机，还管公交IC卡叫“月票”。他一生敬仰李叔同，年轻时恃才傲物，如今物随人愿，在复排《我们的荆轲》前夕，他向我们聊起不多为外界道来的戏缘。

任鸣

　　五岁登台 初成戏痴

　　我五岁上幼儿园大班时就登台演小话剧了。那时是“越战”期间，中国正支持越南，我演的话剧就跟这个题材有关，名字叫《情报》，我演哥哥，和妹妹两个人救了一个交通员叔叔，并帮他去送情报。那时候是1965年，我编的这个紧跟形式的主旋律小话剧，在几个幼儿园里还汇演，所以特别高兴。

　　我父亲原来在演艺队演过歌剧，也是舞蹈队的头儿，在歌剧《王贵与李香香》里他演过王贵，后来马可(着名作曲家，曾任中国音乐学院副院长)把他调到中国音乐学院，创办歌剧系，我父亲就跟田冲(北京人民艺术剧院[微博]老演员)他们在一块儿。我妈妈年轻时也演戏，解放前在祖国剧团里当演员，后来进了人艺。当时我就看过她跟于是之老先生他们的剧照，叫《曙光照耀莫斯科》，他们都算是老人艺了。后来她到中国人民大学读商科，毕业后分到商业部，就改行了。小时候，我记得我爸爸带我去澡堂子，他就在那给人表演，跟独角戏似的，把各种看见的东西都拿来表演。这种表演上的欲望，从小我都在耳濡目染当中。父母造就的文艺环境深深影响着我，他们也从不干涉我，我觉得自己很幸运。

　　我八、九岁就跑到东北干校表演，还弄即兴节目，有个从海政文工团退下来到商业部的老师，是个文艺骨干，他看我表演后，就说了一句话，让我记了一辈子，他说这孩子有喜剧的表演天分。当时我一听，有天分，还是喜剧的，太鼓励我了。

　　1982年我考进了中戏，前几天和一帮大学同学聚会，算下来正好从艺三十年。不过进中戏前，我其实待业了三年半，那是我最惨的时候，没人理你，也没人管你。

　　那是一个很纯洁的年代，我待业的三年，去图书馆，到公园读书，完全自修，那是我一生最好的时光，因为那个时候最难。我是“待业青年”大军中的一员，每过完一年都要给待业青年分配工作，一调档案，人家觉得我家庭出身挺好，都想要我，可我坚决不去。就这样给我分配了三次工作，我都拒绝了。我就一个目标，考中戏当导演。可那时中戏导演系三年才招一次生，我就暗暗做着准备。我跟着白轼本(中戏导演系教授)老师学，有空就到紫竹院湖边背英文，夏天学累了就下去游泳。我记得有片青年林，几把椅子，我把自己关起来面对着一片竹林看书。直到现在我对公园、图书馆都特别有感情。我认为那时候我是最纯粹的，第一个没说想挣钱，第二没想成名。

　　我的父母也没给我压力，他们说你只要想考，我们就养着你。但我也不能老在家待着，我就拿着我爸的音乐学院工作证，到首都图书馆看书，老被轰出来。管理员一看工作证，黑皮的，问我，这是你吗？我说是我爸的，我是在家待业的。人家一看，爱读书的孩子，那就让进去吧。我就带一馒头，一进去就泡一天，拿着本子抄书。当时图书馆里有一帮像我这样的人。我自修将近三年，意志坚定，而且目标非常明确，我认为我一定能考上。

　　最后还真考上了。当时三里河街道办事处的工作人员说，这孩子可真有股拧劲儿。不过在中戏我是极度的偏科，就爱学专业课，专业课我从一年级到五年级毕业，全都是五分。但别的比如形体课，我就三分，还是老师看着面子给了及格，最后我的毕业实践全是优。我非常感谢中戏，我现在还是中戏的客座教授，而且我也是中戏学术委员会的委员，同时我现在可以带硕士。这两年我还给他们排过两个大戏，在中戏都加场演，还爆满，是《楼梯的故事》和《德龄与慈禧》这两个毕业大戏。总之学校请我，院长让我回去排戏，我完全没二话，因为是这里培育了我。

　　我能进中戏，得先感谢白轼本老师，我待业的那几年，他拿我当入室弟子一样对待，他是开启我艺术道路的恩人。我记得第一次见他时，他正在屋里睡觉，我就在门口站着，也不敲门，我不敢，就站着。当时约的是两点，结果他四点才醒，我在外面站了俩小时。他一醒，才记起约了一孩子。据他说他特别感动，说这孩子有点“程门立雪”的精神，其实当时我是胆小。那以后他是真玩命地教我，把他所有的本事都教了。所以我上中戏的时候，一、二年级我一点不费劲，因为在他那学的两年，我就等于先入校了。

　　当然入学还是要考试的，我考中戏那年创作了一个小品叫《绝处逢生》，我演一个“文革”里被抄家的孩子，父亲病了，我给他找药去，等回家一看，老人早被当“走资派”逮走了，家里被砸得一塌糊涂。这时家里的电话响了，我拿起电话，当时这戏编得也胆大，说周总理打来电话问老爷子，结果我这一演，当时哭倒一片老师，很多人眼泪“唰”就下来了，都有共鸣，后来那小品立刻拿下5分。考导演，最重要的就是考你的小品跟讲故事的能力，就是要看你的想象力，而且都是即兴出题。后来考评的老师说，这真是太少见了，一般老师不会给满分。这要搁现在，你给我出一个小品题目让我做，我能把他感动了吗？够呛，现在我都没这水平。

　　大学二年级的时候，我还做了一个画面小品，叫《小丑与孤儿》，在戏剧学院院刊发表，我现在都留存着，现在成导演教材了。我还记得我的毕业论文写的是《导演的艺术直觉》，完了中戏要把我这篇文章搁在院刊发表，但是当时院刊的那个编辑比较年轻，让我改，我当时脾气也特别大，我说我不改，我一个字都不改，要登就登，不登拉倒。那人说你这孩子也太狂了，就没登。这事要放现在，我肯定说，你说怎么改？行啊。我早就学会卑躬屈膝了，那时还是比较清高。

　　在毕业实习阶段，我做过林兆华老师的助理导演，是他的爱人何柄珠推荐的我。最后林兆华说这孩子不错，干脆就留人艺吧。留人艺？学校不放人，学校想让我留校，还拿出国留学诱惑我，因为我的成绩算是比较优秀的。

　　后来是林连昆老师把我调进了人艺，我特别激动。林连昆老师当时要看我的档案，结果院长没让他看，他就着急了，最后是人艺主持院长工作的常务副院长于是之先生，给中戏院长徐晓东写了封亲笔信，我拿着信找院长，中戏这才把我给放了。

　　永远只排北京人的戏

　　做个戏剧导演，有的人说是为了生存排戏，有的为了理想排戏，还有的为了兴趣排戏，我说我分到人艺当导演这天，我的理想就实现了。现在排一个戏俩月，人艺这边导演费加起来也就两万块，还得往里搭钱呢，但我喜欢戏剧，这点从小就没变过。我在这条路一点没犹豫过，我这一生就做一件事，就是排戏。

　　1993年前后我排《北京大爷》，那个戏也是我的成名作，是人艺第二任院长刘景云先生最早拿这个剧本的，于是之先生也看了这个本子，看完了给谁呢？就说让任鸣这孩子去排吧，我把剧本一看，特别喜欢，我也是北京孩子，对四合院的题材，如鱼得水。本来林连昆老师看了这个本子，接不接两可，但他说，孩子，我支持你，我演。结果当时就在首都剧场演了一百场，林连昆、何冰、杨立新[微博]、岳秀青、王敏都特支持我，还让我第一次获得北京市优秀导演奖。然后我立刻在香港又排了一百场，在北京大学[微博]排了三百场，还给香港话剧团排了一百场，压大轴，但我很少对外公开露面。所以有次在《北京日报》的联合座谈会上，我早早就去了，在那一坐，最后所有嘉宾都来了，说导演任鸣怎么没来啊？找半天，一瞧我在那，，那时候我三十多岁，他们还以为是一老头呢。

　　于是之老师排《太平湖》时，我是副导演，他让我给他说戏，我心想给于是之说戏？我找抽呢吧。但他说任鸣你是导演，你就得给我说。他逼着我说戏。我就说您这次来的没有上次那个好等等，其实他是在培养我当导演。当年在《苏联海鸥[微博]》的庆功会上，于是之拿着酒杯举得挺高，他把我叫来说，我跟人艺的未来干一杯。我在29岁时，于是之就直接提名让我当人艺艺委会委员，当时我还没级别呢，他就要培养年轻人。1994年我被提拔为副院长的时候，我才明白于是之当年为什么让我当艺委会委员了。还有我跟朱旭老师合作过《哗变》《北街南院》《生活》，这些前辈都是在悄无声息中提点和帮助着晚辈的。他们认为北京人艺最重要的就是现实主义，得先把现实主义的戏导好了。曹禺在看《北京大爷》的时候就对我说过，“戏是演给观众看的，戏要让人看懂。人艺必须有自己的风格，不然就不是人艺。你要好好学习焦菊隐，做他那样的导演。”

　　所以为什么这么多老导演提携我，我是真的有才华吗？谁年轻的时候没点才华呀？人家可能就是觉得这孩子好学，而且肯卖力气，愿意继承人艺的风格。戏剧种类可以很多元，夸张的、怪诞的、实验的，但人艺要有它自己的东西。北京人艺我认为是一个民族的剧院，它是中国人的剧院，就是要有民族气质。我排的《茶馆》《雷雨》《天下第一楼》《小井胡同》《北京大爷》《全家福》，以及近年的《甲子园》都在坚守这个特点。对于曹禺的戏、莎士比亚的戏，在别的地方，您随便改编发挥，但在人艺排，就得规规矩矩的，这就是我的态度。就是要严肃，要追求艺术的高雅和高级趣味，不是说逗观众乐，有票房就行。北京人艺是艺术剧院，不是商业剧院，卖票好不说明什么，这是我的原则。

　　所以一提起北京戏，那就意味着打着骨头连着心，就得热血沸腾。《王府井》是我排的第十部京味戏，排北京题材的作品是我一生的责任。我觉得现在北京人可能谦虚和包容多了，原来北京人绝对是爷，但是他那种爷比较大气。比如我排的《北街南院》，俩小院儿围着，哥们儿坐在院里放风筝，在院里打篮球，这多浪漫呀！当时我就特为北京人这种情怀自豪。现在北京人没那么牛了，因为北京人没那么有钱了，不过确实看得开了。北京人还有一点，不爱急躁，我排戏就从来不急。一个是我身体不好，另外我喜欢慢工，我跟演员从来不发脾气，因为导演要自信，急了别人就觉得你没底。另外演员需要鼓励，你不能骂演员。

　　最好剧场心里头

　　做人就是要简单，我这辈子只排戏，别的一概不想，我希望在我死之前，能排满一百部戏，现在已经完成七十部了，我希望能有几部精品。看这几年的成果，我现在起码有《知己》是拿得出手的，还有现在正在排的由莫言同名小说改编的《我们的荆轲》是一个，过十年、二十年，可能还能留下来，另外还有《王府井》和《甲子园》。这四个戏起码是原创的戏。人艺不能总吃老本，总复排经典，也得有自己的原创。因为必须要用当下的原创，来记录你这个时期的最高水平。

　　目前我正在复排《我们的荆轲》，其实是很早提上计划日程上的。这之前在去年首演结束后，莫言给我打电话说，想跟我要些剧照和资料，说要出个戏剧集，我说没问题。至于在他获得诺贝尔文学奖后，紧接着又出版了这本书，我觉得多少都会引起关注。毕竟这是莫言的大剧场戏，而且是在人艺演出，观众自然会有兴趣看。而且在10月29日那天，这个戏刚获得了金狮奖，是中国唯一一个话剧奖。《我们的荆轲》获得的是优秀剧目奖，莫言拿的是优秀编剧，这是莫言在国内的第一个戏剧奖。我为什么觉得《我们的荆轲》将来能留下来？因为它能够超越时间跟空间，莫言是非常有思想的，他的这种对历史的思索，是超越时代的。

　　至于最近排的《甲子园》，我要看还能演多久，因为经典就是总能重演。《风雪夜归人》就是总能重演的，所以接下来我要给国家大剧院[微博]重排《风雪夜归人》这部经典的剧。这也将是我的第七十部戏，我要给国家大剧院排出一部真正的经典，一个保留剧目，这是我奋斗的一个目的。

　　我总说，我愿意做人艺的儿子，而且我排戏也不保守，对别人的戏态度上也特别宽容，我觉得它只要排出来了，就有它好的地方，我都会作为一种现象去研究。比如孟京辉，现在他还自己买了一剧场，那时候我跟老孟见着一聊，真觉得他挺累的。最好剧场在哪？在心里头。其实累人的这些都是身外之物，一个导演，评价你的就是看你排了多少戏，往这一撂，有的价值多，有不好的，有一般的，但这些都是很实在的，是我一步一步走过来的。

　　排戏是我一辈子的事，我也没有个信仰，但我是戏剧的信徒，我不受那些潮流的干扰。我平时也没什么别的爱好，我到现在都不会开车，不会用电脑，拒绝这些东西。现在因为我是副院长，剧院还给我一辆车，将来老了我就想好了，近了我就骑自行车，远了我就拿月票。北京地铁很好，我不开车，我老婆也不开，我们家没车，我老婆骑车上班，我将来准备60岁退休，还有八年，我再买辆自行车。平时我就爱吃北京炸酱面、炒饼、炒疙瘩，十块钱的衣服我都能穿，我还爱穿八块钱的老北京板鞋。我不穿皮鞋，运动鞋都捡我儿子的，他出国了，扔下来五六双鞋，他个头跟我一样，一米九，我能穿，衣服也是穿他剩下的，我觉得挺好。我老婆说，用不着给任鸣买什么衣服，给他套个布最好，就像甘地似的，这钱对我没用。我们家现在是我挣了钱就给老婆，还处于计划经济供给制，我就不想钱的事。

　　如果这辈子不当导演，我更愿意当学者，追求一种真才实学，就像陈寅恪、胡适、冯友兰这些大家。我觉得这辈子我可能是没这做学问的命了，但是我很向往。(文/常小琥)