菲茨杰拉德在好莱坞
http://www.sina.com.cn 2012年07月08日 08:46 外滩画报 微博
爵士时代的大作家菲茨杰拉德曾三次闯荡好莱坞,然而三次经历留给他的只有无尽的失望和心酸。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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文/韦伊
当曾执导《红磨坊》的巴兹·鲁曼宣布自己要拍一部3D电影时,没有人会觉得惊讶;然而当人们知晓这部3D电影拍的是菲茨杰拉德(Francis Scott Fitzgerald)的小说《了不起的盖茨比》时,不免要大吃一惊:这该是迄今为止最文艺的3D电影了。除了这部将在圣诞档上映、有机会竞逐小金人的新片外,前两年还有一部改编自菲茨杰拉德的小说《本杰明·巴顿奇事》的同名影片票房大卖。假如作家泉下有知,看到自己在今时今日的好莱坞如此受追捧,应该会感叹造物弄人吧,要知道当年他在好莱坞闯荡的时候,可没少摔跟头。
“玩得好开心,工作却都没做”
菲茨杰拉德第一次有机会接触好莱坞,是在1927年,彼时他正值人生的顶点。两年之前,《了不起的盖茨比》的出版令30岁出头的他成为美国最畅销的作家之一,他成就的“美国梦”丝毫不比他笔下的盖茨比逊色,他靠文字得到了他想要的一切,征服好莱坞自然也应当不在话下。然而,菲茨杰拉德的初次好莱坞探险却是一场滑铁卢,纵观他的一生,甚至可以发现他的下坡路正是从这里开始。
当时,菲茨杰拉德应联艺公司之邀,带着妻子泽尔达来到好莱坞,入住名流云集的大使酒店。他十分享受这里的生活,和形形色色的明星影人打起交道来游刃有余,深信自己笔下能写出让他们大加发挥的故事。泽尔达也希望这次好莱坞之旅能帮助她在身心方面有所恢复,两人的婚姻关系此前因为她的一次外遇而遭遇危机,之后菲茨杰拉德将这段故事写进了最后一部长篇小说《夜色温柔》中。这部小说里的另一个女性角色萝丝·玛丽一角也得益于这次好莱坞之行,她的原型是女演员Lois Moran。菲茨杰拉德甚至想过要与她一起主演电影,还真的去试了镜,不过他的演员梦并未成真。
联艺公司的制片人John W。Considine让他为正当红的女演员康斯坦丝·塔尔梅奇(ConstanceTalmadge)量身定做一部青春喜剧,预付了3500美元,如果剧本能被采用,还有12500美元的稿费。以当时美国一位工程师5000美元年薪和一辆克莱斯勒800美元的售价来看,这实在是一份肥差。同样曾为塔尔梅奇写过剧本、日后成为《纽约时报》首席记者的哈雷特·阿班(HallettEdward Abend)后来在其回忆录中写道:“接下来的一年是在好莱坞度过的,这是灾难性的一年,令我极其不快。这段时间我收入极丰,超过以往任何时候。那时的好莱坞一片混乱,波兰出生的戈德温(Samuel Goldwyn)在电影里糟蹋英语,闹出许多笑话。但是,把坏事都算到他一个人头上并不公平。百分之八十的错误,其实是电影行业里其他头头们犯下的。”(《民国采访战》,广西师范大学出版社,2008)菲茨杰拉德之后的遭遇印证了阿班的这番话。
菲茨杰拉德的剧本名为《口红》,女主角是个遭遇冤狱的漂亮姑娘,她有一支具有魔力的口红,涂上它,男人就会忍不住想要吻她的嘴唇。可想而知,如此大胆前卫的情节在以煽情为主旋律的好莱坞难以得到认可。剧本被枪毙了,预支的钱付完房费后所剩无几。只在好莱坞待了两个月,菲茨杰拉德夫妇便心灰意懒地离开了,两人都深受打击,婚姻关系也未见好转,泽尔达的身体更是每况愈下。按照菲茨杰拉德传记作者James R. Mellow的考证,离开大使酒店之前,“作为告别,他们将客房里的家具全都推到房间中央,堆成一座小山,把住宿账单放在了‘山顶’。”菲茨杰拉德对这段时光的评价是:“之前的数年间,人们一致视我为当时最拔尖的美国作家。 我自己也十分自信,甚至到了自负的地步。好莱坞为我们大献殷勤,对于一个30岁的男人来说,那些女士又一个个都是那么美。那时候,我发自心底相信,根本不费吹灰之力,我天生就是文字的魔术师。而结果就是——玩得好开心,工作却都没做。”
“我发誓再也不会回来这里”
1931年,菲茨杰拉德第二次来到好莱坞碰运气。11月,米高梅请他写剧本,周薪750美元,为期6周,实质工作是改写Katharine Brush的小说《Red-headed Woman》。当时他正在写《夜色温柔》,泽尔达9月份刚从医院出来,也需要他照顾,加上又是改写别人的作品,起初他并不愿意。不过,米高梅的大佬欧文·撒尔伯格坚持要用他,于是周薪涨到了1200美元一周。菲茨杰拉德没能抵挡住诱惑,开始了自己的第二次好莱坞之旅,这次泽尔达并没有同行。
由于担心妻子,菲茨杰拉德没法把全部心思用在工作上。米高梅对于菲茨杰拉德也不放心,又找了个名叫Marcel de Sano的作家一起写,菲茨杰拉德很不满,认为他是电影公司的傀儡文人。结果他花了5周完成剧本,为的是赶在圣诞前回家,但米高梅仍然认为剧本太过严肃,又找了别人改写,才拍成电影。菲茨杰拉德失望之极:“我带着钱离开了,幻想破灭,不是滋味。我发誓再也不会回来这里,尽管他们告诉我,那不是我的错,还希望我能继续留在那里。我想要去东部,去看看泽尔达怎么样了,但在他们看来,我这么做等于背叛,于是对我心生敌意。”
离开好莱坞的菲茨杰拉德依然与它有着千丝万缕的联系,他的霉运也仍在继续。1934年4-5月,他与查尔斯·马奎斯·沃伦(Charles MarquisWarren)合写了《夜色温柔》的剧本,却没人感兴趣,直到1962年才被20世纪福克斯拍成电影。1936年,他受到芭蕾舞演员奥尔加·斯贝丝泽娃(Olga Spessivtzewa)的经理L.G. Braun的邀请,撰写一部关于芭蕾的电影剧本,计划找塞缪尔·戈德温投资。想到泽尔达从小就学过芭蕾,长大后也对芭蕾很有兴趣,菲茨杰拉德觉得这个剧本他肯定能写出真情实感来。然而,完成的剧本《芭蕾舞鞋》(Ballet shoes)却没有被接受。
“要说幻想破灭,那都是客气的说法”
1937年,菲茨杰拉德同整个美国一起身陷经济危机,而好莱坞却迈入了黄金时代,于是他不得不打破之前的誓言。米高梅的制片人约瑟夫·曼凯维奇(Joseph Mankiewicz)邀请他为影片《三个战友》(Three Comrades)写剧本,为期半年,周薪1000美元,在大萧条时期这算是不错的收入。他信心满满,在给女儿的信中说:“我感到兴奋,这是我的第三次好莱坞冒险。之前我有过两次失败,尽管其中一次错不在我,但我想从这两次经历中吸取教训⋯⋯只要抓住机会,不用两年时间,我的身价就能翻番。”
《三个战友》的原著是雷马克的小说。曼凯维奇嘴上说欣赏菲茨杰拉德的文笔,但还是坚持为他派了个搭档E. E. Paramore,菲茨杰拉德想要自己单独完成,双方发生诸多不快。其实,他很重视这次工作,写得十分认真,甚至把日常饮料从各色酒精饮品换成了可乐。然而,最后曼凯维奇仍然亲自做了诸多改动。最终拍成的电影,编剧署名仍是Paramore和菲茨杰拉德,讽刺的是,这是他一生中唯一获得署名并成功拍成电影的剧本。虽然菲茨杰拉德拿到了一份周薪1250美元、为期一年的新合同,但他仍感到非常愤怒,在给曼凯维奇的信中写道:“要说幻想破灭,那都是客气的说法。过去的19年中,除了因病中断的两年,我一直不断地写着最畅销的娱乐作品,我写的对白恐怕也能算是顶尖的。但结果我发现,忽然之间,你觉得我写的对白不行,而你只要花上几个小时,就能比我写得更好⋯⋯”不知是否出于生计的考虑,这封信最后并没有寄出,而是被留在了文稿中。
1938年初,菲茨杰拉德终于在米高梅获得独立改编剧本的机会,还是替大明星琼·克劳馥写,原著是短篇小说《不忠》(Infidelity)。他非常高兴,专门找来克劳馥以前的很多片子看了一遍。可惜,这个关于婚姻不忠的故事在当时被视作禁忌,米高梅最终没有胆量拍摄。1938年11月,菲茨杰拉德着手为米高梅撰写最后一个剧本——《居里夫人》。1939年1月3日,他交出了74页的剧本,但被搁置起来。在此期间,米高梅拒绝与他续约。1943年,由嘉宝主演的《居里夫人》拍了出来,但用的是保罗·奥斯本(Paul Osborn)的剧本,与菲茨杰拉德无关。
1939年1月27日,眼看菲茨杰拉德和米高梅的合同就要结束,还剩三星期的时候,他被借给制片人大卫·O·塞尔兹尼克,为《乱世佳人》的剧本做润色工作。结果写出来的东西也没能派上用场,事后他评价小说《飘》:“是本好小说,但不太有原创性。”1940年3月,独立电影制片人 Lester Cowan 花了1000美元,买下了菲茨杰拉德1931年2月创作的短篇小说《重返巴比伦》。Lester Cowan希望能说服哥伦比亚公司投资拍摄,还以周薪500美元请菲茨杰拉德本人改写剧本;如果最终能够开拍,他还有花红。这份薪水相对以往好莱坞的标价显然过低,但菲茨杰拉德很喜欢这个故事,所以也就接受了。剧本后来更名为《大都会》(Cosmopolitan),他并未完全依照原著改编,增加了不少新的人物和情节,被认为是他写过的最好的电影剧本。原定找秀兰·邓波尔主演,菲茨杰拉德甚至都和这位小童星以及她的母亲会面了,结果片酬方面没谈拢,导致整个计划流产。Cowan转手以40000美元的高价,把小说拍摄权卖给了米高梅。1954年,米高梅找人重新改编剧本,找来伊丽莎白·泰勒,拍成了影片《魂断巴黎》(The Last Time I Saw Paris)。同样是在1940年,20世纪福克斯邀请菲茨杰拉德改写Emlyn Williams的话剧《The Light at Heart》,这是他最后一次写电影剧本,但交出的成绩依然没法让公司满意,又被退货。之后20世纪福克斯另外找人完成了剧本,拍摄了电影《Life begins at 8:30》。
菲茨杰拉德第三次也是最后一次闯荡好莱坞前后历时三年半,留给他的除了一堆没能拍成电影的剧本之外,还有一部未能完成的小说——以好莱坞传奇制片人欧文·撒尔伯格为原型的遗作《最后的大亨》。大导演比利·怀尔德当初与菲茨杰拉德关系不错,也很欣赏他的小说,但他也觉得让他来当电影编剧有点大材小用,就像是“雇了个伟大的雕塑家,来通下水道”。曾经因为改写了菲茨杰拉德的剧本而饱受批评的曼凯维奇,在1967年接受《电影手册》采访时为自己辩护:“他写的剧本必须要改!因为他写的那些台词,演员根本就没法说。全都是十分文学性的对白,小说化的对白,完全没有电影对白所需的特质。电影对白都是需要‘说出来’的,而在这方面,菲茨杰拉德真的写得很糟糕。”用菲茨杰拉德研究专家Mary Jo Tate的话来说:“作为电影编剧的菲茨杰拉德并无特别之处,他这个讲故事的人,风格、声音、叙事技巧都更适合书面文字;这些都无法在大银幕上传递——所以但凡根据他作品改编的影片,结果都不能让人十分满意。”
2004年,南加州大学花费47.5万美元从匿名卖家手上买下将近2000页菲茨杰拉德在米高梅写过的剧本手稿。负责这项计划的学者MatthewJ. Bruccoli表示,这批档案的重要性在于“纠正了过去关于菲茨杰拉德在好莱坞这段时间的许多错误偏见,认为他终日买醉,无所事事”。从这些剧本中可以看出,菲茨杰拉德对待剧本的态度和对待小说一样,巨细靡遗,经常为人物写下大量背景故事,尽管这些最终在剧本中毫无用武之地,“看到他的心血付诸东流,这才是最令人感到心酸的”。