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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萧明华：墓碑只刻3个字的女间谍 

　　“我愿意把我的一切献给党”

　　1922年8月，萧明华出生于浙江省嘉兴县。小学毕业后，她考入河南省立开封师范。

　　抗战爆发，她随父母辗转到达重庆，1941年她从重庆师范学校毕业，当了小学教员。

　　1943年秋，萧明华以优异成绩考入白沙国立女子师范学院国文系。

　　抗战胜利后，萧明华在朋友的帮助下，在北平师院(北京师范大学的前身)继续深造。在校期间，萧明华碰到了在重庆就认识的教育心理学教授朱芳春。那时，朱芳春已参加了我党的地下活动，他经常推荐给萧明华一些革命理论书籍，启发她的革命热情。

　　此时正值解放战争时期，北京如火如荼的爱国学生运动给了萧明华极大的教育和鼓舞。1947年9月，根据萧明华的表现，组织上决定吸收她加入朱芳春领导的地下工作小组。

　　在有限的资料中，有这样的一段描述：

　　朱芳春庄重地告诉萧明华，做情报工作是危险的，需要的不仅是热情，更要有坚定的意志，所以做出决定之前，你可以从容认真地考虑几天。

　　萧明华陡然立起，坚定地说：“还想什么？！我早就想过多少遍了，请您转告组织，我愿意把我的一切献给党，献给人民的革命事业，一个人能为人民的革命事业而死，就无愧于己，无愧于父母和人民的养育之恩。”

　　萧明华即将毕业的时候，远在台湾大学担任国文系系主任的恩师台静农先生深知萧明华国语注音、语音应用的教学功力，几次写信殷切邀请萧明华到台湾任教。

　　大陆解放在即，静农先生的邀请无疑是为去台开辟新战场提供了极好的机会。反复考虑之后，萧明华向朱芳春道出这一设想，朱芳春立即向上级进行了汇报，党组织很快批准了萧明华的建议。

　　1948年6月中旬，萧明华做好了赴台准备，她甚至放弃了毕业典礼。行前，她专程返回老家，探望年迈的双亲。

　　此时萧明华的父亲已年近耄耋，母亲也早过了花甲。萧明华满含愧疚地对母亲说：“您和爸爸为我们吃了那么多的苦，我这个做女儿的，还没有好好地报答你们，不会怪我吧？”

　　母亲轻抚女儿的双手说：“有你这样懂事的孩子，我这个做娘的就心满意足了。”

　　黎明的前夜，肩负重任的萧明华藏起对亲人、对故土的眷恋，义无反顾地远赴海峡对面……

　　六次送出重要情报

　　初到台湾，为了工作的隐蔽，萧明华选择了去台湾师范学院任教，学校为她提供了一处僻静的院落作为宿舍。接着，萧明华又与《国语日报》社联系好了工作。

　　至此，萧明华完成了来台工作的第一步——站稳脚跟。

　　不久，她的领导兼老师——朱芳春，化名于非，也来到台湾，与萧明华以夫妻名义开展地下工作。

　　1948年9月，他们利用台湾省政府举办的“社会科学研究会”，举办一些讲习班或讲座，由于非出面讲课，扩大社会影响，从中考察、培养革命骨干。

　　在此基础上，于非与萧明华组建了“台湾新民主义青年联盟”，把讲习班中骨干组织起来，成立了读书会。

　　此时革命形势的发展迅猛使得一些同志非常兴奋，一位同志在大学组织的合唱团中教唱《东方红》，歌声响彻整个校园。萧明华得知后，耐心地做这位同志的思想工作，告诫他，越是接近胜利，越不能放松警惕，不能冲昏头脑。

　　1949年4月23日，人民解放军强渡长江占领南京，全国解放指日可待。

　　6月，于非回北平向组织汇报在台工作。上级组织指示他们为配合解放军的军事行动，要不惜任何代价，获取军事情报。

　　任务和形势都发生了变化，萧明华和于非将“台新盟”转入地下。萧明华负责联络工作，并承担情报资料的保管、整理和密写。

　　此外，她还不能耽误学校正常的教学、报社的编辑等工作，每天都要忙到深夜，本就瘦弱的萧明华身体更加单薄。同志们劝她注意营养和休息，她莞尔一笑：“既然我们已把生命置之度外，清贫的生活和繁重的工作又算得了什么？”

　　从1949年12月至1950年1月，短短两个月，他们排除困难，六次送出重要情报，对于解放我沿海诸岛，发挥了重大作用。

　　大陆解放后，逃到台湾的蒋介石为了稳住风雨飘摇的统治，宣布全岛“戒严”，台湾岛立刻淹没在白色恐怖之中。

　　地下工作面临空前的严峻考验。

　　1950年2月4日，萧明华请三哥萧明柱到自己家中过生日，正当他们欢叙手足之情时，门外传来敲门声，两个陌生人借口请于非演讲，毫不客气地走进房间。萧明华临危不乱，面带微笑接待“客人”，陌生人没有发现异状，又没有找到于非，只好悻悻而去。萧明华立即关照哥哥多加小心，不管遇到什么事不要紧张，记住“我们只是兄妹关系，其他没有任何牵连”。

　　哥哥走后，萧明华立即想办法与于非等联系，将已获得的情报送走。当战友劝她也避一避时，她摇摇头说：“我不能动，现在情况不明，我一动就暴露了。”

　　两天后的深夜，萧明华在自己的宿舍被捕。

　　被捕时，她从容镇定地在敌人眼皮底下，取下了搭在后窗外竹竿上的旗袍，发出了危险报警信号。

　　“姐妹们，愿你们早日自由”

　　萧明华被捕之初，被关押在人称“阎罗殿”的台湾“保安司令部保安处”。

　　记者在一份材料中，看到这样的记载：

　　“阎罗殿”里残暴的“小鬼”们对她施以电椅、老虎凳、捆绑吊打，五天五夜不许她睡觉，妄图使萧明华在长时间的疲劳中失去自制力，不能进行正常的思维判断，继而从她纤弱的身上得到情报。萧明华以超人的毅力和勇气，经受了非人所能承受的煎熬。她对暴戾狡诈的敌人郑重地宣告：“我是一个拥护共产党、拥护革命、支持共产党推翻国民党反动统治的革命者。”

　　一位曾在敌人看守所做勤杂工的人回忆说，他亲眼看到萧明华遭受到的酷刑，她双手被捆吊在梁上，虽满脸鲜血，双手双臂多处骨折，仍然坚强不屈，昏去醒来，也只是对那行刑的狱卒轻蔑地一笑。

　　在这个年轻纤弱的女性面前，这位勤杂工汗颜自愧，很快找借口离开了那个魔窟。

　　1950年11月7日夜，“军法处”看守所办公室的灯光又亮了。难友们都知道，那是敌人在为第二天的处决做准备，她们从看守对萧明华的恶劣态度，预感到她们喜爱的明姐将要远离。

　　难友们紧紧地围在萧明华身边，低声哽咽着。萧明华明白难友们不舍的心思和情谊，她缓缓地站起来，走到窗边看一眼不远处的灯光，又坐在自己的铺位边，微笑着说：“我早有准备。不要紧，大家干自己的事情吧！”

　　她拿出离开家时母亲送的黄杨木梳，因受暴刑，手指骨折，她早已不能自己梳头，只好请一直为自己梳头的难友小黄再梳最后一次。小黄流着眼泪，解开萧明华又黑又粗的长辫子小心梳理起来……

　　萧明华打开自己的包袱，取出李清照的诗集，请难友小廖为大家读《夏日绝句》：“生当做人杰，死亦为鬼雄。至今思项羽，不肯过江东。”刚烈的诗句，伴着难友们的低声抽泣，萦绕在牢房中。

　　11月8日凌晨，黑暗的牢房门打开了。

　　萧明华沉静地站起来，整理好头发和衣装，同难友们告别：“永别了，姐妹们，愿你们早日自由！”她高昂着头站在戒备森严的军警中，听完“军事法庭”的“宣判”之后，她平静地坐下，从容不迫拿起笔，留下了给亲人的最后嘱托……

　　随后，萧明华被绑上汽车，押往马场町刑场。在刑场的沙丘旁，执行的宪兵令她跪下，一向温和纤弱的萧明华突然挣脱两个宪兵的挟持，奋力奔向沙丘顶，昂首高呼口号……

　　枪声响起，年仅28岁的萧明华倒在了沙丘顶上，双眸圆睁。

　　在北京师范大学为纪念百年校庆而出版的《北师大英烈传》中，有一段萧明华烈士的生平简介，这是关于她的为数不多的公开资料。在这个简介中，记者了解到萧明华是父母最宝贝的幼女，在十五六岁时就成了家中的小主人，全家人都对她言听计从……这些跟她最后走上革命道路有什么关系？她的家人现在身居何处？

　　采访中一个偶然的机会，记者了解到曾有一个人为萧明华烈士写过传记，而他就是萧明华的大侄子萧穆(原名萧宏志)。萧穆是八一电影制片厂前厂长，少将军衔，曾组织拍摄了《大决战》等多部革命军事巨片。

　　4月1日，年近八旬的萧穆将军在家中告诉记者，他至今还保留着萧明华烈士与他的最后一次通信，在这封信中，除了对亲人的嘘寒问暖，最重要的是“华姑坚定了我走上革命道路的决心”。

　　在关于萧穆的介绍中，记者看到他的祖籍是广东省潮阳县(今潮阳市)歧北墟宅美村，那为什么萧明华和他都会出生在浙江嘉兴呢？

　　萧穆告诉记者，清末，潮阳县就已经是一个著名的华侨县，因为地少人多，很多人不得不到外地去谋生存，有的去了海外，有的则投靠各地的同乡会。

　　“我的祖父萧子山就是在那个时候去上海的，离开家乡时身上只带了8块银元。”萧穆说，“到上海后依然发现生活难以为继，祖父就把家搬到了离上海很近的浙江嘉兴，在那里做过杂工、厨师、水果商贩，最后经营手工织袜作坊，生活才渐渐安定起来。”

　　萧穆的父辈均出生于嘉兴，他的父亲是家中老大。因为自己没什么文化，萧子山全力供自己的孩子读书。

　　“除了一个叔叔和长年患病的大姑，包括我父亲在内的父辈大都读到了大学。”萧穆说，“萧明华是祖父最小的女儿，从小聪明伶俐，是祖父的掌上明珠，家里人都叫她‘华宝’。”

　　抗战爆发时，萧子山的织袜作坊已经在帝国主义大型工业的挤压下破产，为避战火不做亡国奴，萧家历经千辛万苦，举家迁往大后方重庆。

　　“我的父亲担负起了养家糊口的责任，华姑的学业其实是我父亲支持下完成的，因为她只比我大7岁，所以我们之间的关系非常要好。”萧穆说，“小时候的很多事我都不记得了，只知道当年中学开学时就是华姑送我去的。”

　　1941年萧明华从重庆师范学校毕业，因为成绩优秀，被学校选送到在青木关举办的国语师资训练班，学习国语注音符号的应用和教学。

　　“萧明华国语注音符号学得很好，甚至能用国语注音符号写文章，这就为她日后的经历埋下了伏笔。”萧穆说。

　　根据当时的规定，中级师范毕业生必须任教两年方可继续深造。1943年秋，萧明华在当了两年小学教员后以优异成绩考入白沙国立女子师范学院国文系。虽然四川白沙是个小城镇，但抗战期间，这里荟萃了许多著名专家、学者，如许寿裳、台静农、李霁野、魏建功等。

　　萧穆说：“因为华姑的成绩非常优秀，给台静农等学者留下了深刻的印象。”

　　郑苹如：轰动上海滩的女间谍

　　

　　1939年12月21日的傍晚，从上海当时最有名的西比利亚皮草行传出了一阵枪声。国民党女特务郑苹如准备暗杀汪伪七十六号特工总部头目丁默村，事先虽然经过了严密的筹划，却不幸败露。之后，郑苹如又深入虎穴，准备再次暗杀丁默村，最终失败。出于一颗爱国之心，郑苹如舍弃的不仅仅只是自己年轻的生命，还有一段乱世“不了情”。

　　日伪时期，汪精卫政权在当时上海极司菲尔路(今万航渡路)76号设立了特工总部，主任丁默村是原军统第三处处长，在汉奸李士群撮合下投靠日伪，破坏抗战。为此，中统上海潜伏组织负责人陈果夫的侄子陈宝骅，决定抓住丁默村好色的弱点，施“美人计”除掉他。

　　丁默村本是个色中饿鬼，交到如花似玉的郑苹如自然是喜出望外，而郑苹如佯装成涉世未深的少女，不时恃宠撒娇，与丁默村时断时续，若即若离，逗得丁默村馋涎欲滴，神魂颠倒。中统见时机成熟，布置下手。第一次行动，由郑苹如请丁默村到她家作客，在郑家附近安排了狙击人员，然而丁默村诡计多端，他的轿车快到郑家时，他改变主意掉头离去，计划遂告失败。此时中统上海区的负责人换了张瑞京，他重新策画第二次“刺丁”，他安排郑苹如以购买皮大衣为由，想把丁默村诱杀在西伯利亚皮货店。岂料就在此时张瑞京被李士群逮捕，张李原有一番交情，当张和盘托出“刺丁”计划时，正中李士群夫妇的心意，为防事迹泄漏，他们先把张瑞京保护起来，而中统上海区见没有任何异状，于是原计划照常执行。

　　1939年12月21日丁默村在沪西一个朋友家吃中饭，他打电话邀郑苹如前去参加，郑便赶到沪西陪丁默村直到傍晚。丁说要去虹口，郑说要到南京路去，于是两人同车而行，当汽车驶至静安路、戈登路(今江宁路)西伯利亚皮货店时，郑苹如突然提出要去买件皮大衣，并嬲着丁默村同她一起下车，帮她挑选。丁默村的职业反应是到一个不是预先约定的地点，停留不超过半小时，照理说是不会有危险的。心想郑的执意要他同去，不外乎是想乘机敲他一笔竹杠。于是他便随她下车，但当郑正在挑选皮衣时，丁默村突然发现，玻璃橱窗外有两个短打衣着、形迹可疑的人，正向他打量。丁一看情形不对，便从大衣袋里摸出一迭钞票，向玻璃柜台上一掼，说：“你自己挑吧，我先走了。”说完就急转身向外跑。郑见丁默村突然向外奔跑，起初一愣，本想追踪出去，但走了两步，又停住了。

　　此时徘徊在店外人行道上的中统特务，没料到丁默村会不等东西挑好，就突然冲出店来，因此稍为踌躇了一下，竟让他冲过马路。丁的司机见他狂奔而出时，早已发动引擎，开好车门。等到枪声响时，他已钻进车内，拉上了车门，子弹打在防弹车门上，他毫发无伤，扬长而去。而李士群派出的狙击人员，因只是“协助”成分，因此也没有怎么出力，暗杀行动乃告功败垂成。但对郑苹如而言她不甘心，又心存侥幸，决定深入虎穴，孤身杀敌。于是她继续与丁默村虚与委蛇，但暗中身藏一支勃朗宁手枪，准备伺机下手，但她哪知丁默村早已布下罗网，等她上钩了。因此在第三天当郑苹如驱车到76号要见丁默村时，就被丁的亲信林之江给扣住，她被关进76号的囚室。

　　李士群的老婆叶吉卿很快就得知消息，她派了畲爱珍、沈耕梅前来审讯，丁默村自然不好阻拦。郑苹如否认她与中统的关系，只承认暗杀丁默村是因为她不甘被玩弄。丁默村虽然恼恨郑苹如参与对自己的谋杀，但又着实迷恋她的美色，因此他并没想要置她于死地，只是想关她一阵子，再把她放出来。但丁默村的老婆赵慧敏却悄悄找到林之江，并对他面授机宜，于是郑苹如被暗中移解到忆定盘路三十七号的“和平救国军”第四路司令部内，这连丁默村与李士群都不知道。1940年2月在一个星月无光的晚上，林之江从囚室里请出郑苹如，谎称丁默村找她，汽车七拐八弯，来到沪西中山路旁的一片荒地。郑苹如连中三枪倒下了，死时年仅23岁。

　　郑苹如之父郑英伯因不愿以出任伪职而保释女儿，一病不起，于1941年初抱恨而终。“七七事变”后，正在日本学习飞行的郑苹如的弟弟郑海澄毅然回国，驾机与日寇搏击于长空。1944年1月19日，他在保卫重庆的空战中壮烈牺牲。郑苹如的未婚夫王汉勋是郑海澄的空军战友，1939年春，他曾两次写信约郑苹如去香港结婚，但国难当头，郑苹如一再推迟婚约，两人相约抗战胜利后再步入婚礼殿堂。出师未捷身先死，这对恋人为了抗战先后倒下。1944年8月7日，王汉勋在衡山执行军事任务时牺牲，时为上校大队长。如今，郑海澄、王汉勋的名字都镌刻在南京航空烈士公墓的纪念碑上。一门忠烈当之无愧！

　　一直支持中国人民抗击日本侵略者的郑华君(郑苹如之母木村花子的中国名字)女士于1966年以八十高龄病逝于台湾。

　　丁默村在此事件后，被排挤出76号特工总部。抗战胜利后，丁被南京国民政府逮捕，于1947年2月在南京被枪决。

　　关于《色·戒》

　　在郑苹如被杀后，也有一种说法流传出来———她对丁默村动了感情，因而在服装店里的关键时刻情不自禁，暗示丁默村有危险，让他得以逃脱。这种说法，被张爱玲在《色·戒》强化。

　　郑苹如刺杀丁默村的时候，张爱玲正在香港读大学。她知道这件事情，是从后来上海各种小报的大肆渲染中获悉的。而后来，张爱玲和时任汪伪政府宣传部次长的胡兰成交往，她从胡兰成口中得知了详细故事。“胡兰成曾任汪伪宣传部次长，语苹如、默村事与张爱玲，爱玲乃作《色·戒》小说。然于二人情事，太多渲染云。”

　　历史的悲剧就在于历史真相被掩盖，甚至被歪曲，在流言蜚语下，这次刺杀汉奸的行动被说成是郑苹如设计诱杀丁默村，但对丁默村动了真情，这种说法被张爱玲的小说《色·戒》被进一步强化。这导致郑苹如以身报国的内幕在很长一段时间内不为外界所知，甚至被诬陷为“迷恋汉奸情人”而一度备受谴责。有学者认为，张爱玲通过郑苹如刺杀丁默村的事件，展现了女性和男性对情感的不同价值取向，以及悲剧人物的悲剧宿命。然而，更多的人认为，张爱玲为自己从胡兰成口中得知的锄奸故事涂上一层粉红的色彩，但郑苹如用自己的鲜血和宝贵的生命告诉所有人：烈士忠贞不屈的灵魂，小资情调的张爱玲们是永远不会懂的！

　　英茵：既是特工又是演员的双面女间谍

　　在抗日谍战前线出生入死；平时活泼任性，经常出入各种社交场所；但在关键时刻，为了信仰不惜牺牲生命……英茵的经历，确实与顾晓梦极为神似。

　　英茵原名英洁卿，1916年生于北平。她身世显赫，父亲英敛之是满洲正红旗人，曾创办《大公报》及辅仁大学，母亲爱新觉罗·淑仲也是皇族，哥哥英骥良12岁便到剑桥留学，回国后任辅仁大学教授，是与钱钟书比肩的语言天才。前文化部副部长英若诚是她的侄子，英达则称她姑奶奶。

　　俊美、活泼的英茵自幼喜欢歌舞、演戏，从北平女子高等师范学校毕业不久，就孤身奔赴上海，1936年加入明星影片公司，相继在《生死同心》、《十字街头》等影片中饰演重要角色。

　　“七七”事变后，英茵随一支抗日演剧宣传队自上海出发，沿途宣传，几个月后到达重庆。不久，她受导演费穆邀请，回到抗战最前线——孤岛上海，在那里结识了国民党驻沪专员、军统的抗日秘密工作者平祖仁，与之相交甚密。

　　1937年底，国民党政府迁都重庆，英茵也随平祖仁赶回重庆，继续活跃在银幕、舞台之上。此时，英茵与平祖仁的关系更为亲密，频频携手出游，有时竟会连续数月闭门谢客，在外人眼中，完全是一对热恋中的情侣。1939年冬，英茵从重庆突然消失，不久后，她在上海重新露面，平祖仁随后也出现在上海。一时间，关于英茵“为情私奔”的各种流言充斥重庆的大刊小报，就连香港媒体也对此大肆渲染。但英茵却仿佛局外人一般，对一切说法既不否认也不承认，每天还是照常演出、排练，只是每一次都来去匆匆。神秘的行踪，让同事们琢磨不透。

　　1941年4月，平祖仁被日本宪兵队逮捕。英茵虽然还继续演戏、拍电影，但不断被日本人带走审问。次年1月8日，平祖仁被枪杀。英茵强忍悲痛，领回平祖仁的尸体，将他安葬在万国公墓，并在他的墓地旁为自己预留了个“位置”。也许那时，她就已预感到了死亡即将到来——和电影《风声》中踏进裘庄的顾晓梦一样。

　　1月19日，平祖仁去世后仅仅10余天，年仅25岁的英茵将自己反锁在上海国际饭店10楼708房内，用半碗生鸦片加上烈酒，掺和了大量安眠药，全部喝光自杀身亡。自杀前，她给合众电影公司的陆洁留下一封隐晦的遗书：“陆先生：我因为……不能不来个总休息。我存在您处的两万元，作为我的丧葬费，我想可能够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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