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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张露萍：打入军统内部让戴笠险被撤职查办的“美女间谍”

张露萍

　　1940年的一天，一颗“重磅炸弹”爆炸在国民党军统电讯总台，这就是震惊国民党最高当局的“红色电台案”——当时国民党最核心、最重要的军统电讯总台竟然由一群年轻的地下共产党人掌握着。

　　事发当天，蒋介石怒发冲冠，把戴笠骂得狗血喷头，戴笠险遭撤职查办，史称这是戴笠一生最大的耻辱。从重庆出版社新近出版的《忠诚与背叛——告诉你一个真实的红岩》来看，这段尘封的历史将会被更多人所知。

　　“红色电台案”的主角就是深入国民党军统电讯总台的“中共美女间谍”张露萍。

　　1939年10月，张露萍受党派遣，秘密打入重庆国民党军统局电讯总台。电台地下党支部犹如一柄出鞘的利剑，插在敌人的心脏，在敌人最森严、最机密的特务首脑机关里，构建了一个党的“红色电台”，并使敌人的许多秘密行动被我党掌握。

　　张蔚林在戴笠军统总部干电讯工作，张露萍与他以兄妹相称。张露萍经常以给哥哥带东西或找哥哥的好朋友为名，出现在军统电讯总台的会客厅。就这样，源源不断的敌方情报被秘密送到南方局军事组，有时来不及将情报送往“周公馆”，她便顺手利用敌人的电台直接把情报发向延安。后来因张蔚林烧坏电子管引发我党机密暴露，涉足“红色电台案”的7名共产党员在1945年7月14日，被国民党特务秘密杀害于贵州息烽快活林。

　　新中国成立后，“红色电台案”因为缺乏档案资料却成了疑案。1982年，中共四川省委复查组经过一年多时间，跑了14个省、市、自治区和19个部委，找了100多位当事人和相关人员，最后由时任中共中央副主席叶剑英元帅出面证明，才把被当做无名女英雄的张露萍的身份弄清楚。

　　上个世纪80年代，沈醉在回忆录中，也澄清了这段历史。

　　其实，从张露萍牺牲的1945年至上世纪80年代之前的几十年里，曾经和张露萍一同关押在白公馆和贵州息烽监狱的，《红岩》小说中“疯老头”华子良的原型韩子栋每年清明都要给“红色电台案”的7名烈士扫墓，因为他了解和熟悉张露萍等烈士的情况，他坚信他们都是真正的革命烈士。

　　宋维静：打入阎锡山军队内部的女杰

宋维静

　　宋维静同志是广东省高明县人，生于1910年10月，1927年1月加入共产主义青年团，1927年5月转为中国共产党党员。

　　1936年，曾参加过广州起义的宋维静打入阎锡山控制下的妇女团体，她与丈夫温健公配合默契，收集、传递情报，机智果断，受到党中央情报部的肯定。

　　后来，宋维静受组织派遣，再次打入阎锡山军队内部，没有暴露身份的她，被阎锡山委任为上校专员。

　　宋维静是在上海结识丈夫温健公的。1930年11月，温健公在上海被捕，被投进龙华监狱。当时受党组织委托，宋维静以表妹的身份去探监，两人产生爱慕之情，于1933年结婚。

　　1938年，温健公牺牲，这一年宋维静才28岁。尽管此后有无数次机会可以再婚，宋维静都放弃了，直到去世，整整64年。身边的工作人员说，她难以忘却革命中患难与共的丈夫。

　　朱枫：牺牲在台湾的红色女特工

朱枫

　　朱枫，我党隐蔽战线杰出的无名英雄，原名朱谌之，生于1905年，出身镇海名门。1945年加入中国共产党。

　　1937年“七七抗战”开始，朱枫毅然投入救亡运动，借镇海民众教育馆举行义卖展览，出售自己多年创作和收藏的金石、书画、手工艺制品等，得款全部捐献抗战运动。

　　1938年初，在武汉向党领导的出版事业――新知书店捐款500元，武汉沦陷后前往湘西地区，后又迁回浙江；1939年夏，在浙江金华，会同党派遣的华白沙、张一之二人，帮助台湾爱国志士李友邦筹建“台湾抗日义勇队”，并捐资800元，解决义勇队初建时的经济困难。

　　1939年秋，赴皖南新四军军部，参加新四军“随军书店”工作；1940年，“皖南事变”前奉命疏散至浙江金华，随后，接任新任务前往日寇占领的上海，期间，为解决大后方革命出版事业的物资和经济困难，变卖母亲遗物，采购印刷物资，并亲自押运绕道香港、大亚湾、沙鱼冲等地，溯东江转运至广西桂林。

　　1940年至1942年，先后在新知书店总店和桂林办事处工作，期间，代表组织三次进入“上饶集中营”，探访慰问并设法营救朱晓光同志，出色完成任务。

　　1943年，接受整顿、加强书店副业“珠江食品店”的任务。1944年初，经武汉到上海参加新知书店驻沪办事处筹备中的“同丰商行”工作；1944年10月，“同丰商行”遭敌人破坏，工作人员被捕，朱枫关押在日本沪西宪兵的牢房中，经受住残酷刑审的考验，在组织营救下出狱。

　　1945年后，在地下党开办的公开商业机构“联丰棉布号”、 “鼎元钱庄”以公方代表身份负责财务工作；1948年，奉命调往香港，继续从事党的地下工作。

　　1949年11月，中华人民共和国成立后，朱枫接受党的指示，经华东局派往台湾执行秘密任务。11月25日，朱枫经香港乘开往台湾基隆的客货海轮抵台。到台湾后，按照预先的约定，朱枫尽快与台湾工委书记蔡孝乾接上了头，随即又与吴石将军取得联系。几天后，朱枫按照预定的工作方案，在基隆码头将已经到手的一批重要情报交到了中共华东局情报部交通员手中。

　　1950年2月，由于蔡孝乾被捕叛变，岛内先后有数百名地下党员被捕，随即，朱枫也在舟山定海(当时仍由国民党军队占据)被捕。朱枫被捕后，大义凛然、坚贞不屈，表现了一个共产党员大无畏的革命精神。

　　1950年6月10日，朱枫烈士在台北马场町高呼革命口号，英勇就义，时年四十五岁。同时遇害的还有台湾“国防部参谋次长”吴石将军、吴石副官聂曦上校、台军联勤总部第四兵站总监陈宝仓中将。此事轰动一时，朱枫是四人中唯一的女性。

　　1983年6月，朱枫被追认为革命烈士。

　　陈修良：从事情报工作的女市委书记

陈修良

　　提起南京的解放，许多人都会联想起当年那位出身入死，战斗在敌人心脏的我党南京地下市委书记陈修良同志，这位巾帼英雄在抗战胜利后，即深入“虎穴”南京与文化名人沙孟海四弟沙文威密切配合，为迎接南京的解放，演绎了一个又一个惊险的传奇故事。

　　身世

　　1907年，陈修良出生在宁波一个大家庭，她原名陈逸仙，1926年改名陈修良。在少女时，就师从著名文化名人沙孟海学习书法。悟性极高，是沙孟海最得意的女弟子，她性格坚强，思想活跃，15岁时考入宁波女子师范学校，学习特别努力，国文成绩名列前茅，是当地“新学会社”书店(共产党人创办)的常客。她的母亲思想开明，同情革命，早期著名共产党人张秋人、罗亦农、赵世炎都在陈家住过。“五三”运动中，陈修良被同学们推举为女师代表到“学联”去，与沙孟海四弟沙文威同为宁波地区学生运动中最活跃的领袖人物。1926年，她加入了共青团，并考上了上海的国民大学，继而在是年下半年和沙孟海二弟沙文求进了广东大学文学系。从此，得与正住在当地东山的周恩来、肖楚女、张秋人等著名共产党人接触，不久，成为两广团区委刊物《少年先锋》的编辑。1927年4月，她被组织调往武汉，参加团的“四大”后，任中共汉口市委宣传部负责人向警予秘书，5月转正式党员。7月15日，汪精卫撕下“左派”面具后，党组织转为地下，陈修良赴苏联入莫斯科中山大学学习，在此认识了陈伯达、陈昌浩、章汉夫、冯定、叶剑英、董必武、林伯渠、徐特立、杨之华等人，并与沙孟海三弟沙文汉相遇，两人结为终生伴侣。

　　1930年夏，陈修良与沙文汉回国，在上海从事地下工作，后由于出了叛徒，二人逃亡日本，1934年复回上海与党组织接上关系。抗战中，刘少奇准备让她担任华中局妇委书记，但妇委未成立，陈毅委派她担任《新华报》总编辑，抗战胜利后，华中分局副书记谭震林找她谈话，由于斗争需要，任命她为南京地下市委书记。

　　深入虎穴

　　1946年4月中旬，陈修良脱去军装，换上旗袍，从淮北南下。她与丈夫兼上级的沙文汉分手时，不觉脱口吟道：“风萧萧兮易水寒，壮士一去不复还”，沙文汉也口占一首七绝相赠：“男儿一世事横行，巾帼岂无翻海穷鲸？欲得虎子须入穴，虎穴如今是金陵。”

　　在镇江火车站乘上了上海至南京的火车，陈修良看到窗外渐渐移近的钟山，不禁感慨万端，她想起了1931年4月在南京牺牲的青年导师、中共五大中委恽代英及曾任江苏省委组织部长、1932年7月在南京牺牲的黄励，还有前任中共南京地下市委书记孙津川、恽雨棠，共青团市委书记史砚芬……他们都为党献出了生命，不禁默咏起恽代英那首豪迈的诗：“浪迹江湖忆旧游，故人生死个千秋，已摈忧患寻常事，留得豪情作楚囚”。

　　在地下党员马文林护送下，陈修良安全进入了“虎穴”南京，挑起了地下市委书记的重担。开始，她住在地下党员朱启銮家，后来以“姑妈”的身份，搬到中正路武学园3号一对地下党员的夫妻家中，就在这里指挥起南京的地下斗争来。那时内战已经爆发，情报工作特别重要，有一次，一位地下党员告诉陈修良，他有个亲戚是军统人员，近来把一包军用密码放在自己家中的箱子里，不知这包密码有没有用，陈修良一听，立刻嘱咐他设法取来看看，那位同志很顺利地将密码取出，原来是一包绝密的电台密码，陈修良立即抄了一封送往上级，结果中央回电嘉奖：在军事上起了重大作用。

　　在陈修良领导下，南京市委又根据党的“把人民爱国民主运动大大向前推进”的方针，利用各种合法机会，发动学生和市民掀起“反饥饿”、“反内战”争取民主权利和言论自由的请愿、示威、罢课、游行的斗争。特别是“五·二○”运动，政治影响极大，得到了毛泽东同志的高度评价。

　　1949年1月，由于内部出现叛徒，陈修良又一次搬到中华路85弄内，其公开身份是华得电料行大股东，直到南京解放。

　　震惊国统区的三次倒戈事件

　　淮海战役后，国民党败局已定，人民解放军举行了大反攻，为了减少解放军流血，顺利占领南京，陈修良加紧了策反工作，于是，南京解放前夕，出现了三起震惊国统区的倒戈事件。

　　1948年12月的一天，市委组织策反工作的史永(沙文威)向陈修良汇报了一个重要情报：南京空军医院的军医，我党地下党员林诚的挚友，国民党空军八大队飞行员俞勃等人要求驾机起义。陈修良非常高兴，立即批准了这次起义计划，并亲自乘火车到上海，向上海局作了汇报，商定降落地点和联络信号。随后，又马不停蹄返回南京，通知了史永、林诚、俞渤等人。12月16日夜晚，俞渤、郝桂林、周作舟、陈九英、张祖礼5人成功地驾驶飞机上空，原计划轰炸总统府，但因故未能实施，炸弹落在燕子矶附近，国民党政府紧张的全城戒严，并派出飞机追击，但一无所获，俞渤等安全着落于石家庄解放区。接着，上海、西安、杭州、香港等地陆续有飞机起义，投向解放区。

　　1949年2月25日，国民党“重庆号”巡洋舰在上海吴凇口外发动武装起义，一时，震惊中外。

　　原来，金陵大学有一学生地下党员叫王毅刚，一次，他得知“重庆号”有人来暗中找他哥哥王淇(进步青年，原海军少尉)要求找共产党，投奔解放军，则将此事报告了党组织，陈修良马上找来史永商量。第二天，史永就和王淇在金陵大学见了面，史永鼓励王淇尽快去上海和“重庆号”秘密联系，陈修良接着也亲自赴沪对起义工作做了具体安排及提醒注意事项，她满怀感慨地说：“我希望‘重庆号’能成为苏联‘阿芙乐尔号’巡洋舰！”经过半个月紧张的串联、准备工作，“重庆号”上已形成了三、四十名骨干为核心的起义人员，周围又团结了一批人，这段时间内，陈修良和史永又先后两次赴沪，加紧起义的布置工作，并将此事交给了上海局统一领导。2月25日，“重庆号”巡洋舰终于成功起义，驶向烟台解放区。

　　国民党45军97师是首都警卫师，南京解放前夕驻在板桥。其师长王晏清的舅舅邓昊明及其妻都是邓演达的第三师成员，早年参加过朱德领导的湘南暴动，邓昊明有位挚友陆平，是我党地下党员，从邓昊明口中，陆平得知王晏清深感国民党政府腐败，经常收听解放区广播，是位思想进步的军人。陈修良听了史永和陆平的介绍，觉得是个好机会，就嘱咐陆平，一有机会就和王晏清谈形势。经过几个月的接触，双方关系渐渐融洽，最后陆平公开了自己的身份，王晏清高兴地表示，决心投向人民的一边，陆平及时向陈修良和史永作了汇报，市委再次派史永和王晏清面谈，觉得他正直可信。分手后，市委根据中央指示，与王晏清共同着手起义准备工作，不料由于缺乏经验，王晏清不慎暴露了起义企图，虽然仓促地将队伍拉过了江，但广大士兵缺乏思想基础，敌人又用飞机撒下许多传单要部队回去，结果，王晏清只带了一个特务连平安到达解放区。这次起义虽然没按原计划完成，但在人们心中投了一颗炸弹：御林军倒戈了，蒋家王朝肯定完蛋了。(本段文字来源：中国网)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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