中国历史上的十位传奇女谍
http://www.sina.com.cn 2011年07月15日 07:18 新华网
7月9日，传奇女谍黄慕兰(又名黄定慧)老人在杭州度过了105岁生日；7月12日，“红色特工”朱枫魂归故里。今天，我们盘点历史上的十位红色间谍，看看她们的传奇人生。
黄慕兰：出身名门的传奇湘女
黄慕兰原名黄彰定，现名黄定慧，出生于湖南浏阳县一个书香门第，父亲黄颖初曾是谭嗣同的老师。1926年，年仅19岁的她只身来到武汉，与何香凝、杨开慧等一起从事妇女运动，不久加入中国共产党，并担任汉口妇女部部长。凭借着出众的外貌、灵活的交际能力，黄慕兰结识了社会各界的上层人士。郭沫若曾将她化身为长篇小说《骑士》中的女主人公金佩秋，茅盾《蚀》三部曲中的女性，据说也有以她为原型的。
1927年3月，在董必武、瞿秋白的撮合下，黄慕兰与《民国日报》总编辑宛希俨登报结婚。1928年宛希俨在赣南领导吉安暴动时牺牲。随后，黄慕兰只身前往上海，进入党中央书记处，后经组织批准，与新任中央委员贺昌结成夫妻。不久，贺昌被调往中央苏区(1935年牺牲)，黄慕兰则继续留在上海。按组织要求，她对外瞒去了自己与贺昌秘密结婚的经历，以宛希俨遗孀、到上海找工作的身份公开露面。法租界的大律师陈志皋对她一见倾心，并展开疯狂追求。黄慕兰曾向组织提请去苏区与丈夫会合，却被否决：“你的工作岗位在上海，与陈志皋结合更有利于掩护身份，合乎工作需要。组织会向中央证明这是服从工作需要，相信贺昌不会埋怨你。”
在此期间，黄慕兰立下两大奇功。
一是密报向忠发被捕叛变。
1931年6月的一天，黄慕兰和陈志皋在一个咖啡馆遇到了陈志皋的同学、租界当局的法语翻译曹炳生。闲聊中，曹炳生说起：“今天一早，巡捕房捉了个共产党的大头头，50多岁的样子，湖北人。酒糟鼻金牙齿，一只手只有4个手指头。这人架子蛮大，但没一点骨气，还没用刑就什么都交代了……”说者无意，听者有心，曹炳生一走，黄慕兰便借口头疼回了家，并迅速将负责中央特科工作的潘汉年叫到自己的住处，将在上海工作的湖北人一个个排起队来……
“会不会是总书记向忠发？”黄慕兰脱口而出。“对，是他。他年轻时为了戒赌，将左手指砍去了一个。”
第二天，向忠发戴着手铐脚镣，领着巡捕房的人闯到周恩来家中，却扑了个空。第三天，康生和潘汉年带着黄慕兰去见周恩来，一见面，周恩来就紧紧握住她的手说：“慕兰，你真不错呀！”
第二件奇功，是智救关向应。
1931年4月中，时任中共中央政治局委员的关向应在位于上海闸北区的寓所被捕，因化名李世珍，他的身份并未暴露。几天后，顾顺章在汉口被捕，随即叛变，不仅供出中共中央地下几乎所有机关及领导人地址，还将在押的、身份尚未暴露的中共领导人一一指认出来。情况非常危急！黄慕兰接到指示，不惜一切代价尽快救出关向应。分析再三，她向陈志皋提出，拜访他的父亲陈其寿。陈其寿在法租界当了18年刑庭庭长，在上海司法界一言九鼎。
陈其寿对黄慕兰非常喜欢，主动提出收她为“干女儿”。陈志皋向父亲提出，黄小姐有个远房亲戚叫李世珍，被当局误抓，现关在龙华监狱，不知能否通融一下。在陈其寿的打点和疏通下，被关了近半年的关向应终于被放了出来。
黄慕兰与陈志皋结婚后，1933年奉命脱党，先后以银行家、慈善家、国民党特派员等身份，参与了“全国冤狱赔偿运动”、营救“七君子”出狱、香港文化名人大撤退等重大行动。
但解放后不久，黄慕兰被卷入“潘杨案”，关进秦城监狱，直到20年后才在邓颖超的帮助下得以平反。
爱情、婚姻、青春甚至生命，英茵、张露萍、黄慕兰和诸多有着同样经历的谍战女英雄，为信仰，毫不吝惜地付出了自己的一切。她们是国家的英雄！
沈安娜：卧底蒋介石身边的女速记员
沈安娜
一张1948年国民党六届临时全体会议照片格外引人注目，在主席台致辞的是蒋介石，主席台右侧端坐着速记员沈安娜。
1938年，沈安娜奉周恩来指示，进入了国民党中央党部机要处。凭着每分钟200字的记录速度和一手好字，沈安娜担任了国民党中央常务委员会等重要会议的速记员。在国民党中央党、政、军、特高层会议上，凡蒋介石主持会议，沈安娜便是速记的不二人选。
沈安娜曾说：“战斗在敌人心脏里，要克制六欲，压抑七情，人的本性被压抑是很痛苦的。”这是外人难以体会、也无法切身体会的。1946年6月，蒋介石在一次高级军事会议上，讲至绝密处，下意识地停顿，接着说：“下面的话不要记！”这时，全场都要停下笔来，沈安娜也不例外。这样重要的情报，她只能将要点死死记在心里，过后再偷偷记录，她将所能搜集到的国民党计划、武器装备等重要情报用各种方式传递给了延安。
沈安娜在蒋介石身边卧底长达11年，为我党搜集了大量重要情报。1979年12月，邓颖超在中南海西花厅接见沈安娜时说：“你这个小速记，不是什么官，作用可大了。”
八路军接收的第一架飞机
抗战时，潘汉年化名胡越明。1941年日美谈判失败后，隶属潘汉年情报系统的日籍中共党员中西功、西里龙夫和中共秘密党员汪敬远等最早发出警告：“日本舰队将袭击珍珠港！”
在潘汉年及其领导的情报人员老照片前，王馆长介绍说，1943年，中共地下党员徐楚光打入了南京汪伪军委会，在他的协助下，1945年7月，汪伪空军少尉飞行员黄哲夫找到了我党苏浙军区司令部，将驾机起义的想法和汪伪空军情况向粟裕司令员作了汇报。3天后，粟裕告诉黄哲夫，党中央指示：“待机而动，配合反攻”。并确定自己化名“左如”以及在南京和扬州的联络人、联络地点。黄哲夫代号为“于飞”。此后，黄哲夫就用“于飞”这个名字同党组织联系。
经过一番筹划，8月19日，汪伪少校飞行教官周致和到南京明故宫机场，借给汪精卫专机“建国”号检查之名，将飞机飞到扬州。一下飞机，周致和即与“于飞”联系，请他速给延安发报。8月20日，周致和与“于飞”驾“建国”号专机从扬州飞往了延安。因是8月20日飞抵延安的，“建国”号改名为820号。
这是八路军接收的第一架飞机，隶属于八路军总司令部。当年8月毛泽东参加重庆谈判乘坐的就是这架飞机。
决战岂止在战场
在解放军与国民党军队决战前夕，党的隐蔽战线发挥出积极作用。早在1946年，中共南京地下市委派遣姚禹谟为首的9名同志打入美军顾问团空军组，成立了地下党支部。1948年12月16日，国民党空军八大队飞行员俞勃等2人，驾机从南京大校机场起义。而就在渡江战役前夕，中共地下党获取了国民党的芜湖至安庆段江防布置图，策动了江阴要塞和国民党海军“重庆号”巡洋舰、第二舰队的起义。党的地下工作者是名副其实的渡江先遣队。
走出江苏国家安全教育馆时，王生乾馆长握着我的手说：“这些都是解密了的党的隐蔽战线的英雄和事迹。隐蔽战线还有无数的英雄在战斗。新中国成立前夕，毛泽东就向党的高级干部指示：‘你们只取得了一个胜利，还有一个胜利也就是隐蔽斗争的胜利，那将是一个长期而漫长的过程，只有取得了两个胜利，我们才能说是完全的胜利’。”
我的心怦然而动，江苏国家安全教育馆序厅的场景又呈现在眼前：地面上蓝色地球与穹顶闪烁的繁星呼应。隐蔽战线上的无名英雄们就像天上的繁星一样，日夜守护着祖国的和平和人民的安全。
关露：谍海才女两度深入魔窟与日伪较量
关露
1907年7月25日，在山西省右玉县这个长城边上的小城，一个新生命诞生了。
1928年暑假，关露顺利考入南京中央大学。中央大学可以说是一个孕育新诗人的摇篮，在这里，关露阅读了歌德的诗和莎士比亚的诗剧，新诗的自由笔调触发了她的灵感，她开始创作新诗。
1930年关露开始发表作品，1932年，关露加入中国共产党，同年参加“左联”。她积极投身抗日爱国运动，担任了上海妇女抗日反帝大同盟的宣传部副部长，广泛地和女工交朋友，组织诗歌小组，宣传革命道理。血与火的洗礼，使关露开始了新的人生征程。
接受特殊任务
三十年代中期，上海建立了八路军办事处(简称“八办”)，其主要任务是搞上层统战、情报、策反和宣传党的政策、出版书刊工作。
1937年9月，潘汉年任“八办”主任，12月25日潘汉年离沪赴香港后，刘少文接任“八办”主任。抗战时期，潘汉年除两次去延安之外，大部分时间在上海、香港等地进行对敌的隐蔽斗争和开展港澳同胞、以及海外侨胞的统战工作，建立一条从上海到淮南、苏北解放区的地下交通线。
抗战期间的上海极司菲尔路(今万航渡路)76号，是日伪特工总部，日伪特务们在里面设下刑讯室和地牢，乱捕滥杀爱国志士，怒骂声、惨叫声日夜从“76”号里传出，人们称之为“魔窟”，它的头子就是后来成为伪江苏省主席兼警政部部长的李士群。
1939年冬，一名眉目清秀、衣着时髦的30来岁女子走进了“76”号，她就是受党组织派遣深入“76”号魔窟的关露。
那时关露正借住在中共党员王炳南家里。一天，关露忽然接到“八办”负责人刘少文送来的一张电文：“速去港找小廖接受任务。叶剑英。”“小廖”即廖承志，住在香港九龙。身为老党员的关露懂得党的纪律，便没有再多问什么。
几天后，关露来到香港，通过复杂的关系，终于见到了廖承志，谈话时潘汉年也在座。廖承志神色凝重地对她说：“党组织要交给你一项特殊的任务。”“什么任务？”关露认真地望着他。“听你妹妹胡秀枫说，你认识李士群，是吗？”关露点点头，“现在党组织要派你到李士群那里，去了解他的动态。”“我？！”关露一下子不知道说什么是好。“我们经过慎重考虑，觉得你是最合适的人选。”
当时国共两党分裂、合作、再分裂，“你中有我，我中有你”之类错综复杂的斗争，担当这样艰巨而危险的任务，不仅需要有广泛的社会关系，而且需要有坚定的革命意念和胆识，毫无疑问，关露是具备的。
关露在香港接受任务后返回上海，并开始同李士群接触。第一次到李士群家去，关露对他说：“我失业了，想在你这儿找个事做。”李士群夫妇一听就笑了，说：“我们这儿没有适合你做的事情，如果你缺钱呢，每月来拿好了。”说完，就在关露的包里塞了100元钱。
关露连着去了两三次，还没有把真正的目的告诉他。这时党组织希望她向李士群挑明。于是关露再一次到李士群家去，就说：“我妹妹写信来问候你，她说，她有个朋友要做生意，问你要不要做？”
关露的妹妹胡秀枫和妹夫李剑华都是共产党员，当时被派往南京做秘密工作，1938年春到武汉。李士群一听就明白了关露的意思，他发了一通牢骚。为谨慎起见，关露不接他的口，只用耳朵听，渐渐听出他的言语中透露出一点可以沟通的意思。
经过反复的工作，关露成功地利用李士群的关系，获取了不少重要情报。如太平洋战争爆发前夕，潘汉年向延安提供了有关日伪军事动向的大量重要情报，这其中就有关露的功劳。李士群后来还曾保护、释放了一部分被抓进“76”号的共产党员和进步人士；派人护送我党的一些重要的干部通过敌人的封锁线；利用他的职权掩护新四军运输大米、医疗器械、药品等物资进根据地等。
将《女声》为我所用
1942年5月，上海出现了一份新杂志《女声》，主编是日本左翼女作家左藤俊子。当时，关露受中共地下党组织的派遣，经日本人中西的介绍，担任《女生》的编辑，交给她的任务是通过左藤俊子的左派朋友，设法找到日本共产党的地下党员，进而搞到日本军国主义的情报。
对于如此艰巨的任务，关露心中没有把握，她对布置任务的老张说：“假如我们搞不到敌人的情报，替他们编刊物，不是反而被敌人利用了吗？”
老张回答：“这种工作只能这样干，到底谁利用了谁，不能预先判断……我们干革命，不能不付出代价，得到多少收获，不光靠主观努力，还要看客观上有没有机会。所以要耐心坚持，守住阵地，等待时机。你先试试看吧，你本来是写文章的，先写写文章再说。”
《女生》自1942年5月创刊，到1945年7月停刊，共出38期。关露用芳君、林荫、梦茵等笔名，先后写了一百三十多篇诗歌、散文、小说、杂文和剧评等。这些文章并不涉及时事，主要是谈恋爱、婚姻、家庭问题，但字里行间渗透着反封建的思想。
在上海沦陷时期，原先的进步报刊均被迫停刊，舆论阵地受到日本侵略者的严密监控。在这种严酷的形势下，我党关于敌占区的工作方针是：“隐蔽精干，长期埋伏，积储力量，以待时机。”自己不能办刊物，就向敌伪刊物或者商办的刊物投稿，楔入敌人宣传阵地，写一些有意义的文章，进行韧性的散兵战。《女声》这本妇女杂志，成为受读者欢迎的刊物，其所发表的具有相当数量和质量的文章、诗歌等，显示出中国共产党领导下的上海文化战士非凡的智慧和勇气。
当时，分散在各条战线上的一些中共地下党员，如丁景唐、杨志诚、董乐山、鲍士用、杜淑贞、陈新华、李祖良、陈嬗忱等，先后用各种笔名向《女声》投稿。而关露当时并不认识谁是共产党员，但她凭着多年从事党的工作的经验，在那么多外稿中慧眼识珠，选用的大部分是青年共产党员的稿件。
1943年8月，佐藤俊子邀请关露作为《女声》的代表，去日本参加第二届“大东亚文学者代表大会”。关露深知此行要承担的政治风险，她向党组织请示，党组织同意她去，并指示她不要放过这次机会，趁机开展新的工作。没有想到的是，这次会议却使关露的“汉奸”之名再也洗刷不掉了。
为革命不惜被误解
为了和敌人周旋，当时关露不得不穿着入时，但长期在纸醉金迷的环境中工作，她心里觉得很不是滋味，而最让她难受的是同志们对她的误解和冷淡。
1939年秋，戴平万问锡金：“关露还参加你们的活动吗？”这里说的“活动”，指的是地下党领导的诗歌组活动。锡金说：“参加的。”戴平万说：“不要她参加了。”“为什么？”锡金不解地问道。“现在她的关系有点复杂，最好还是把她隔开。”
以后，锡金换了个开会地点，不再通知关露。关露得知后，非常痛苦。有一次，关露对好友许幸之说：“这样干下去，会弄得我臭名远扬，身败名裂。文艺界的朋友们都会误认为我已经投敌，当了汉奸。从此再也不会原谅我了。”说着，关露便失声痛哭起来。失去了同志的信任，这比坐牢、杀头还可怕。巨大的委屈，关露只得默默地嚼碎咽下。
共产党人也有着普通人的喜怒哀乐，况且关露是个多愁善感的诗人。有好几次，她想打退堂鼓，她在给妹妹的信中说：“我在这儿，无论生活上，还是工作上都不愉快，我想回到“爸爸、妈妈”(指党组织)身边去，快来信告诉我。”胡绣枫非常理解姐姐的处境和心情，立即向邓颖超同志请示，说关露想去延安、大后方。这时，邓颖超正动身去延安，说等党组织研究后再告诉她。
不久，由“八办”的陈家康带信给胡绣枫，信中说，上海方面不同意，要关露不要离开原来的工作岗位。胡绣枫按照党组织的意思给关露写了封信，说：“爸爸、妈妈不同意你回来。”
关露接信后，完全明白党组织的意思。共产党员的信仰及忠诚，使她把个人的安危、委屈一股脑儿抛弃，仍然默默无闻地战斗在这条特殊的战线上。
最后七年
因受潘汉年事件的牵连，关露曾两次蒙冤入狱，前后长达10年。出狱后，关露念念不忘的还是手中的笔，为了补偿失去的时间，她经常写作到深夜，她把以前出版的《新旧时代》重新改写成《不屈的人们》，另外还在酝酿创作新小说。
1980年5月1日，关露突发脑血栓，经抢救病情较快好转，从不能说话到头脑清醒，并由人搀扶能勉强行走。在这种情况下，关露心里仍然想着创作，她带着病体，坚持口述，请朋友代笔。在病中，关露把《不屈的人们》给楼适夷看，希望能出版……不管在什么境遇下，她对生活仍然充满了希望。
在潘汉年平反昭雪一年之后，中央公安部于1983年8月22日，做出了《关于关露同志问题的复查结论》：
可惜的是，这份通知来得太晚了，关露已于1982年12月5日默默告别了人世。