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GQ》：一本杂志的风流韵事(图)(4)

　　百工列传

　　《GQ》的聚光灯下除了政客和明星们的生活外，还杂陈着“布衣百工”的生活百态，这其中有驻伊美军普通士兵的心酸感悟、艺术怪杰达利惊世骇俗的奇思妙想以及拳王阿里、飞人乔丹走下神坛之后的咸淡人生。这些各色的剪影拼接在一起，使得《GQ》成了一个反映现实生活更加精彩的的万花筒。

　　“我在家里备了枪”

　　1994年2月，一篇名为《堕胎医生》的新闻特写出现在《GQ》上。“主张妇女有权选择堕胎”的流产医生约翰-拜亚-布里顿(John Bayard Britton)坚持认为妇女决定是否为人母的权利应获得最高层级的宪法保护，“我在家里备了枪，因为每个天主教都有伤害我的可能，如果他们赶踏进我家一步，我就会开枪。”虽然这篇报道后来赢得了当年的美国国家杂志奖，但是却直接把约翰医生推上了舆论的风尖浪口，随着宗教狂热教徒和极端分子的卷入，最终演变为一场美国司法史和医疗史上的双重悲剧——杂志出版的5个月后，约翰医生和他的贴身保镖被佛罗里达州的一位牧师保罗-希尔(Paul Hill)开枪射杀，希尔牧师因此成为美国历史上第一个因为反对人工流产而被处以死刑的罪犯，而约翰医生也成为美国医疗史上第二个献身“堕胎祭坛”的祭品。

　　“每天早晨醒来，他都在体验一次极度的快乐”

　　1963年10月，在其70多年的艺术生涯中做尽了让世人瞠目结舌之事的西班牙怪杰萨尔瓦多-达利(Salvador Dali)就把《GQ》当成了向美国观众宣扬自己世界观的绝佳阵地。他捋着两撮高高翘向天穹的胡子悠悠地在这期的杂志采访中说到：“现在看来，民主社会很可能就要终结了。中产阶级将会崩溃。新的独裁者将会兴起。而男装将会迎来又一次文艺复兴的狂潮。精心制作的宫廷式样服装将重新占回时尚潮头，而普罗大众将会更多的穿着那些色彩鲜艳的本地服饰。”不过，《GQ》并没有中圈套，坐镇时代广场4号的编辑们回应道——达利那双目空一切的眼睛无时无刻不在忧郁的注视着这个世界。他同疯子唯一的区别就在于每天早晨醒来，他都在体验一次极度的快乐，那就是成为达利的快乐。

　　在杂志长达五十多年的历史中，艾-巴-辛格(Isaac Bashevis Singer)、迈克尔-沙邦(Michael chabon)、约瑟夫-海勒(Joseph Heller)、洛丽-摩尔(Lorrie Moore)、村上春树这些既能打动诺贝尔文学奖评委也能在畅销书排行榜上攻城掠地的名字共同支撑起了《GQ》的人文经纬线。1989年的小说《超越人类》描摹了一个后工业时代的科技迷局，2002年的《拯救东京的迷雾》通过发生在日本的故事隐射了9/11事件后的集体不安情绪，更不能错过的是《二十二条军规》的作者约瑟夫-海勒带来的《只有上帝知道》没有人比他更能把握住美国社会的内在脉搏了。

　　最后，还有一群人同样需要大书特书——那些才华横溢的时装设计师们。1971年2月，31岁的Ralph lauren带着他的设计第一次登上《GQ》。他那标志性的宽领带、大背头、大领子、大皮带和宽大裤子、大码鞋的造型，引领了七十年代“强化造型”的潮流时尚。1996年1月，跟随着Prada和Helmut Lang的前进脚步，《GQ》宣告男装彻底告别了“老爹裤子”时代，带领读者迎来了不带褶皱的裤子的新纪元……，这方面的故事不是这篇文章所能穷尽的，想要知道《GQ》是怎样与各代男装设计师们一起，不断改变男人形象的吗？且听下期分解。