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力量之屋”是伊朗的传统健身房

勇士精神

　　“力量之屋”是伊朗的传统健身房，但男人们来到这里并非志在减肥或练就六块胸肌，也非为了成为运动健将，虽然这里培养出了不少伊朗奥运举重冠军。

　　“普利亚为成全贫困老妇人的心愿，故意在武士比赛时输给她的儿子，好让对方赢得比赛奖赏，缓解老妇人的经济负担，但普利亚却因此得罪并失宠于波斯皇帝……”阿克巴坐在一个大理石平台上，边吟唱着勇士普利亚的事迹，边激情高昂地拍打着圆鼓。他时高时低的歌声，时快时慢的鼓声，像魔咒般遥控着平台下方的一群人，他们随着拍子挥舞手脚、起跳、转圈。

　　后来，当我踏入被称为“力量之屋（Zurkhaneh）”的传统健身房时，再次被阿克巴那充满感染力的歌声震住了，但接着，我又被男人们手里拿的各种器械逗笑了——其中包括酷似动漫片《摩登原始人》用的圆锥形棒子，还有像洗衣板的木盾，和弓形铁条上挂着很多铁圈圈的玩意儿。

　　这些人大多长得很壮，有的还顶着个大肚腩，看起来体重至少有300多斤，却还能自如地像芭蕾舞娘般原地转圈。来到“力量之屋”的男人们，并非志在减肥或练就六块胸肌，也非为了成为运动健将，虽然这种传统健身房栽培出不少伊朗奥运举重冠军。

　　我第一次“观赏”力量之屋的培训是在叶慈（Yazd）——伊朗中部一个被山环抱的沙漠绿洲，古波斯琐罗亚斯德（Zoroastian）文化的摇篮地之一，当年马可波罗途经此地时，曾记载这里的丝绸纺织业十分繁盛。说“观赏”是因为当地有家古老、土墙圆顶的健身房已变成了旅游景点，且收取门票供人参观。可否想象你在做俯卧撑、举哑铃、或在跑步机上运动时，边上闪光灯不断，无数相机瞄着你的感觉？

　　后来我在伊朗友人带领下，又走访过好几家“力量之屋”，才了解到其背后的勇士精神和历史演变。阿克巴告诉我，“Moshen（健身房的领队，也是主唱）是一个没薪水可领的工作。”阿克巴家传三代、近百年的健身房，就位于首都德黑兰，而维持健身房运转的经费全靠会员们自愿捐款。远古时期的勇士们由朝廷供养，或社区捐款换来勇士们的庇护，有点收取保护费的意思。现今时代变了，传统健身房日渐边缘化，会员年龄也偏老，经费来源不稳定。但45岁的阿巴克还是希望他的儿子日后能继承祖业，“这是文化传承工作，无法以金钱衡量。”

　　据称“力量之屋”有数千年的历史，当阿拉伯人入侵波斯，为避免起义反抗，禁止当地人使用武器和练武术，勇士们就转向地下活动，谋略着光复祖国，而那些我觉得可笑的运动器械，就是由兵器演变而来的。听着阿巴克叙说历史，我不禁想起金庸小说里的红花会，那些背负着反清复明理想的江湖人士。

　　阿巴克所演唱的曲目，许多源自于波斯诗人菲尔多西（Ferdousi，940-1020年）的《列王记（Shahnama）》——一部书写着阿拉伯人入侵前，诸位波斯王者勇士们事迹的史诗，一部被文化研究者视为反殖民、高举古波斯文化旗帜的文学巨作。今日菲尔多西的地位依然崇高，许多伊朗人会到他的陵墓致敬（马什哈德附近），会朗诵他的诗词；另有街头算命师，借用他寓意深远的诗词来妙解生命玄机。

　　而当年立志反抗阿拉伯伊斯兰教徒的波斯勇士们，辗转千多年后，则随着大环境演变。今天的“力量之屋”有着浓厚的宗教色彩——缅怀古波斯文化的叛逆者菲尔多西的诗歌回响在“力量之屋”里，而墙上什叶派的第3代传人胡赛因的肖像注视操练中的勇士们。在我看来这个画面充满矛盾，但对阿克巴而言却再自然不过。

这是一个考验人们信念和信仰的时代

Persepolis

　　如今的伊朗的失业率居高不下，年轻人充满了怨言。国家一直以宗教之名设下种种规范，物极必反，这使得很多人对宗教和政策都失去了信心。这是一个考验人们信念和信仰的时代。

　　有一本名叫《Persepolis》的漫画，数年前被拍成动画片，还获过无数国际影展奖项。女插画家玛赞·莎塔碧，将自己在伊朗1979年“伊斯兰革命”前后的成长故事，通过四部曲——面纱、安息日、流落奥地利、回家——给讲了出来。故事描述了那个价值观混乱的时代中，一个处于青春叛逆期的女孩寻找和反思自我身份及文化认同的曲折过程。Persepolis是古波斯文化的一个古都（约公元前518至330年），它象征着一个失落的文明，作为书名，暗指身份文化撕裂之痛。但当这本书被翻译成中文为《我在伊朗长大》，这层含义流失了。

　　Persepolis被联合国列为世界文化遗产，坐落在伊朗南部城市设拉子（Shiraz）约70公里外，是一个重要的考古基地。它今天广为人知的名字，是希腊人对它的称呼“波斯之都”，而波斯人则称它为“贾姆希德御座”，贾姆希德是古代波斯神话中王的名字。这座由阿契美尼德帝国（Achaemenid Empire）历时3个朝代筑造的古都依山而建，契合地形有高矮不一的多个平台，建材大多为暗灰色大石块，墙上有精致的浮雕，建筑群包括宫殿、神殿、宝库、营房、觐见厅等，即便亚历山大大帝于公元前330年将其攻克并纵火焚毁，今日的断壁残崖依然雄伟震撼。

　　陪伴我去参观Persepolis的是维纳斯，一名大学毕业后一直失业的25岁女生。我和她偶遇在伊斯法罕开往设拉子的大巴上，后被邀请到她家小住几天。我们在一个大热天逛古迹，她被太阳烤得流鼻血，于是我们躲到遗迹内的一个室内展厅，碰巧遇上一场老照片展览。展出的都是上世纪五六十年代的黑白照，是关于当年女性在伊朗沙王统治下被迫摘掉头巾的一段历史。其中有张照片，女人们穿着西式服装，但显然不习惯没有头巾，用手把围巾拉起遮盖了半张脸，有的则把帽子压得很低。带着鲜红色头巾的维纳斯，站在一张黑白女中学生合照前凝视良久，感慨地说：“戴头巾和不戴头巾，都由不得我们。”

　　她道出了两个时代的极端。伊朗最后一任国王，把西化等同于现代化，不管个人意愿，强迫女人们脱掉头巾；而“伊斯兰革命”后的政府，则认为去西化同等于宗教化，女人们又再次没有选择余地。维纳斯和《Persepolis》的作者一样，有着身份认同的危机，虽然她是一个革命后长大的女孩，并没经历过价值观在一夜间颠倒的巨变。

　　维纳斯不是一个典型的穆斯林名字，而是罗马神话里代表爱和美丽的女神。她的名字跟其母亲是伊朗少数民族阿美尼亚族有关。她母亲是一名基督徒，爱上了一名穆斯林而结婚。“那你可以自由选择要随母亲或随父亲的信仰吗？”我问道。“我不知道我是什么，应该说我什么都不信，我厌恶宗教。”她的回答，和我在伊朗遇见的许多知识分子雷同。

　　之前在伊斯法罕，有一名也是大学毕业后一直失业的男生说：“在伊朗，所有让你快乐的事，都是非法的。”

　　早几年前，伊朗的革新派掌权时，生活规范管制稍微放松些，大学里也迎来了更开放的发言和活动组织空间。一名博士生马吉特对我说，他怀念那段时间，不仅是因为可以自由地讨论民主和人权，更因为可以自由地和女同学们一起组织活动，有正常的社交圈子。这是否意味着，当一个社会试图把一半的人（女人）隐藏起来，另一半人也不会快乐？

　　一名经济系教授对我说，伊朗的失业率升高，让许多年轻人尤其是大学生们充满怨言。尽管政府按经济学原理出台了不少政策试图改善现状，但效果往往不按着正常逻辑走，因为民间缺乏信任。“伊朗正在经历着严重的信任危机。国家一直以宗教之名设下种种规范，物极必反，这使得很多人对宗教失去了信心，对各种政策也失去了信任。这是一个考验人们信念和信仰的时代。”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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