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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在精神远远凌驾于物质至上的圣境藏地，唐卡的画面效果总归要服务于宗教需要。藏传佛教对造型艺术一贯的要求——表达神性而非人性：尽可能拉开人与神的距离，妙在似与不似之间。这是西藏唐卡没有发展出立体写实画风的宗教性的内在制约（雕塑的写实性程度也很低）。另一方面，唐卡的绘画传统始终以线描的图案化、平面化为主流，这是唐卡画风外在的文化制约。

　　“文革”宣传画的确也是“高、大、全”脸谱化，却张张分明的写实立体。这就是文化来源和绘画传统的区别。

　　另一个更有说服力的例子是欧洲中世纪基督教圣坛画。这种宗教绘画早期与西藏唐卡有很多相似的特征，比如圣像主尊式构图，最早是研究基督教艺术的学者提出的图像母题，而藏传佛教艺术里就找到了这种对应。而且，早期的中世纪基督教绘画也是平面图案化的，之所以发生转向，是受文艺复兴的影响，文化从神性向人性转移。西藏唐卡遭遇这个问题非常之晚，到了20世纪30年代，在西方世界的冲击和现代摄影术的影响下，西藏近代的名僧根敦群培才意识到写实性问题。后来，十世班禅的首席画师安多强巴在唐卡中面对了写实与装饰、立体与平面这样的矛盾，例如他1954年画出的《毛主席和我们心连心》这样“写实”的唐卡，正是这种困惑的表达和纠结。时至今天，安多强巴带来的困惑仍然没有得到有效解决。

　　多派唐卡创始人年叙·多吉顿珠所绘的绿度母克制地融入了现代设计的时尚元素，呈现出亲切、典雅、高贵、精美的现代气质。

　　风格源于变迁

　　面对世俗化和市场化的双重压力，当代唐卡画师既甜蜜又苦涩。藏地的旅游发展带动了唐卡市场的繁荣，赋予专注虔诚的画师们财富与创作动力，也催生了传统价值观的异化与迷茫。

　　我们今天在藏区各地的寺庙、商铺、酒店……各种场合所见的唐卡几乎都是简化的新勉派“标准样式”。这种样式是这样炼成的：清代格鲁派取得绝对的政治权力之后，五世达赖喇嘛以神的名义取消了对之前艺术传统的崇拜，重新推广形成了新的审美时尚。

　　实际上，西藏历史上唐卡的风格总比想象中更加丰富多样。

　　不得不说，主导唐卡风格流变的是权力，每个强势的权力集团所推行的强势文化都曾左右过唐卡的时代风格。直白地讲，唐卡风格类型之多，并非画家风格创新多样，而是教派势力和政治斗争的结果。这就像苏联解体要推倒红场上的列宁像，美军占领伊拉克必须推倒萨达姆像一样。

　　这种历史惯性造成了唐卡传承的断裂。当代唐卡画师中没有人懂得明代以前的绘画技法。今天我们看到的种种对古老唐卡艺术的“复兴”和“传承”，不论花样如何翻新，骨子里依然是清代以来勉唐派、嘎赤派的技法传承，这就像金庸小说《天龙八部》中的鸠摩智一样，看上去少林寺七十二绝技样样精通，其实会的只有小无相功。

　　印度、尼泊尔文化主导的审美时尚盛行于11~13世纪的西藏西部和中部地区，早期流行的印度波罗王朝密教绘画传统确立了噶当派风格的雏形，以现存阿齐寺、扎塘寺（山南地区）部分壁画为代表；中期流行的是尼泊尔审美文化，盛行于14~16世纪的西藏，形成了萨迦派风格并远播汉地，以现存夏鲁寺（日喀则地区）部分壁画为代表。

　　克什米尔中亚文化主导的审美时尚盛行于11~13世纪的西藏西部地区。14~16世纪，逐渐被萨迦派风格消融，但保留了克什米尔特有的风格化特征，以现存的古格王宫遗址（阿里地区）、托林寺（阿里地区）部分壁画为代表。

　　中原汉地文化主导的审美时尚盛行于15~17世纪的全藏，形成了由噶举派、格鲁派、萨迦派扶持的几个唐卡绘画流派。如格鲁派扶持的勉唐画派（日喀则地区扎什伦布寺部分壁画）、萨迦派扶持的青孜画派（山南地区的贡嘎曲德寺部分壁画）、噶举派扶持的噶赤画派（昌都地区的噶玛丹萨寺部分壁画）。

　　和唐卡发展的脉络相仿，木刻雕版印刷在藏文化族谱里极为重要。

　　格鲁派的审美时尚从18世纪持续至今，形成了由格鲁派主导的新勉唐画派（布达拉宫和罗布林卡部分壁画），同时，其他画派也深受这种风格的影响。

　　今年3月，西藏多派唐卡创始人年叙·多吉顿珠主创的《五方度母》长幅唐卡以168万元的高价被收藏者买走，创下了新派唐卡售价的最高纪录。

　　年叙家族是康巴木雅地区藏族传统世家，历史上曾经转世过50多位活佛，还涌现出多位学者、专家。自幼研习唐卡的多吉顿珠浸淫在唐卡的宁静世界当中，立志以一生的时间来梳理画中隐秘圣境与内心的关联。他13岁出家入寺，跟随勉唐派唐卡大师年叙·拉旺堪布学习藏文文法、书法、诗学、医学、历算、唐卡、藏传佛教经典和仪轨。23岁成年还俗后，多吉顿珠的唐卡版图愈见清晰：从为《大藏经》绘制插图、在拉萨创建“拉姆拉绰唐卡画院”到确立博采众长的多派唐卡风格，一座座随身携带的庙宇开始拥有了自己的疆域。

　　多派唐卡在美学品位上追求元明时代噶当巴高远的复古情调，部分摒弃了“标准样式”的民间审美取向。同时，又克制地融入了现代设计的时尚元素，呈现出亲切、典雅、高贵、精美的现代气质。在题材选择和创作方向上，它又打通了藏传佛教和汉传佛教的界限，引入水月观音的造像，创新六长寿和笑弥勒的传统题材。

　　这些年来，多吉顿珠还创办了其他的藏文化事业，而每走一步的出发点都异常简单：赚钱资助他的唐卡画院。用他的话来说，画唐卡，不仅是一门手艺，更是一种修行。每个人都愿意在这些馥郁的色彩面前低下头来，画中坛城描绘的轮回以拥有恒久持重的力量，熠熠闪耀的佛光倒映出善恶泾渭的轮回。离开了大昭寺的桑珠自学了英语和电脑，目前在热火朝天地经营一家藏式餐厅，每天清晨和傍晚，他还是会披上一件无形的僧袍，在店里的唐卡面前沉默地观想，漫不经心地寻一寻师父所说的“未了尘缘”；多吉顿珠的唐卡帝国还在不断扩张，最近，他刚刚谈下了八廓街老城区的一座贵族古建，请来了设计师和文物专家，准备悉心规划，在拉萨的心脏位置建设一座半乌托邦半消费型的唐卡展馆和藏文化沙龙。历经1300多年岁月流徙的唐卡艺术从西藏、青海、四川、云南、甘肃绵延至北京、杭州、蒙古、尼泊尔、不丹、锡金，乃至欧美藏传佛教文化圈、藏传艺术品收藏圈。时过境迁，当代唐卡正在从神性走向人性，从宗教走向艺术，从寺庙走向市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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