新年伊始，大范围的雾霾突袭中国中东部地区，盘踞不去。中央气象台将大雾蓝色预警升级到黄色，环保部门的数据显示，从东北到西北，从华北到中部，乃至黄淮、江南，各地空气都出现大范围的严重污染。全国多个地区能见度不足200米，而最为严重的北京，10米之内看不见车灯，PM2.5指标一度逼近1000。

霾之祸

　　雾是天灾，霾是人祸。逐年增多的雾霾天气，让中国空气污染的严重状况暴露于有形，既强化了公众对解决污染问题的迫切感；也推动政府了加强空气质量监控的力度。

　　PM2.5的监测已经在部分城市纳入监测体系并公开结果，但毫无疑问，监测仅仅是个开始，无论是政府，还是公众，对于空气质量的关心都不应停留在监测结果上。

　　“光灰”的武汉

　　2013年开年便是长达十余天的雾霾天气，空气质量连续为“重度污染”甚至“严重污染”，让对雾气习以为常的武汉人产生了焦虑，他们将处于雾霾中的城市称为——

　　本刊记者/杨正莲(发自武汉)

　　深夜11点了，刘峻还没有打算休息，他正在忙着赶写一份关于武汉空气质量的年度报告。

　　这天是1月14日，星期一，武汉笼罩在灰蒙蒙的雾霾中。1月6日以来，武汉天天如此，空气质量严重污染。这让刘峻意识到，他的数据或许能部分解释这场空气质量危机，他要求自己必须在本星期内完成这份报告。

　　可是，写完报告又能怎样呢？作为一名环保志愿者，刘峻的本职身份是财务软件工程师，并不具备这种专业分析能力。他需要一名有统计基础又懂空气污染的人来提供帮助，不过，这样的人现在还没有出现。

　　过去一年中，类似于这样的焦虑和孤独，不时出现。在日复一日监测空气质量的过程中，刘峻清楚知道武汉空气的污染程度，也知道，这并没有引起其他人的足够重视。

　　雾霾逼停动车

　　刘峻对空气质量的关注，也才一年多时间。

　　2011年时，一份关于中国城市空气质量信息公开指数的研究指出，与国际上其他主流国家相比，中国漏掉了一个非常关键的指标PM2.5。这一年，发生在北京的多次雾霾事件中，美国大使馆的报告也跟中国环保局形成强烈对比。这些深深触动了刘峻，2012年3月8日，他在位于武汉市青山区的自家楼顶上，第一次开始测量武汉空气质量。从那以后，每天测量两到三次，并在微博上公开。

　　刘峻那时不可能知道，就是这个引起他警觉的PM2.5，会在一年后以前所未有的力度侵袭武汉及其周边地区。

　　2013年1月10日晚，一辆从北京西开往武汉的动车D2031，在行驶途中突然断电停车。经维修继续行驶一站路后，列车再次出现故障。随后，铁路方面调来一列G字头列车转运乘客，可是该车进站时，也在“砰”的一声巨响后停下了。大约一个多小时后，这辆G525次列车才故障排除缓缓启动，抵达武汉火车站时，已经晚点了3个多小时。

　　对于这次事故，武汉铁路局将其归因于严重的雾霾引发“雾闪”，导致动车断电。事故发生于河南境内，当天河南郑州发布最高霾预警，能见度不足200米，市中心交通一度瘫痪，河南大部能见度小于2000米。

　　就在雾霾逼停动车的当天，武汉首次进入污染最严重的等级“严重污染”，10日当天污染指数达到359， 在环保部12日公布的API指数(空气中最高污染物的指数)最严重的前10个城市中，武汉位居第十，其中不包括PM2.5和臭氧的污染指数。在此之前，武汉已于6日进入重度污染。

　　虽然没有发生类似于逼停动车这样惊险的事故，武汉多条出城高速在12日遭遇交通管制，不仅如此，长江水面能见度不足千米，轮渡和汽渡也停航数小时。

　　尽管专家们不停在媒体上呼吁，当空气污染时，最好不要晨练，更不要剧烈运动，年老体弱者、心血管及呼吸道疾病患者以及幼儿应减少外出，外出活动时应戴上棉质口罩，开窗通风要注意时间和频次，少吃刺激性食物，多喝水，多吃梨子、橙子和橘子，等等。但是，武汉各大医院的呼吸内科还是迎来了比去年同期多三成的患者，咳嗽、重感冒、鼻炎、哮喘患者明显增多。

　　武汉市气象台首席预报员张翠荣和她的同事们，也深为雾霾困惑，因为雾和霾的区分大多数时候并不是那么明显。“早晨的时候是轻雾或者霾。”1月14日早上7点半，张翠荣穿过灰蒙蒙的街区来到位于汉口金银湖畔的气象台办公楼，看到气象资料显示“空气湿度98%，能见度1.6公里”。

　　张翠荣不喜欢这样的天气，即便像她这样老资格的气象预报员，在没有环保部门监测的准确数值时，也只能根据空气湿度和能见度粗略判断。“早上湿度比较大的时候是雾，到了中午下午空气湿度降到百分之四五十那就是霾了，有一个雾转霾的天气过程，雾里面含的可能有霾。”她告诉《中国新闻周刊》：“雾和霾都是不利于人们出行的，霾更差一些。”

　　这样到处灰蒙蒙的日子，家里特别容易脏，不太敢开窗户，心情也会受到影响。“除了这些，没有特别大的明显不适，也没有恐慌。”像大多数已经在武汉生活多年的人一样，张翠荣觉得她都习惯了。1月14日上午，接受《中国新闻周刊》采访时，张翠荣正在等待一股冷空气的到来，她寄望于16日的冷空气能够把雾霾吹走，“但是风有多大，能够改善到什么时候，现在还难以判断。”

　　在此之前，武汉也曾经有过特别严重的雾霾。2012年6月11日，武汉市大气复合污染物实验室监测数据显示，PM2.5浓度在上午9点时还只有41微克/立方米，一个小时后突然骤升至589微克/立方米，瞬时数据甚至接近国家二级标准的6倍。但24小时后，这样的“重污染”已经转为“轻度污染”。

　　对于那次空气质量异常，刘峻记得，黄色的雾霾中夹杂着刺激性的味道，人们一度传言是有毒化学物质泄漏。在官方通告中，这次雾霾是由于秸秆焚烧所致，与当时天气静风，逆温层降低等不利于空气扩散的气象条件有关。

　　目前为止，武汉的PM2.5浓度尚未超过2012年6月11日的峰值589微克/立方米。但与那次的“闪电式袭击”不同，2013年的这一场雾霾打起了持久战，以持续多日严重污染，不断挑战人们的认知。

　　被忽略的PM2.5

　　一年前，刘峻打算自测武汉空气质量那会儿，许多人并不了解PM2.5。为了唤起人们的注意，刘峻和他在环保圈的朋友们，采取了募捐购买仪器的做法。一台测试仪，需要2.5万元，划分成25元每份，发动人们捐款。2012年3月8日，用募集所得资金购买的PM2.5浓度监测设备，邮购到位。

　　10个月后，武汉市环保局就2013年的这次雾霾发布预警称，首要污染物为PM2.5。1月9日，环保局在另一份说明中认为，虽然监测数据表明为重度污染，但这并不意味着城市空气质量恶化很多。

　　“今年1月空气质量状况往年多次出现，但因为按老标准评价，往年API指数对应的污染等级稍好一些。”武汉环保局在9日的情况说明中表示，该市今年1月1日起按新空气质量标准(GB3095-2012)评价国控点空气质量，“新标准增加了3个评价项目(PM2.5、CO、O3)， 调整了评价时段、评价方法、评价级别、评价类别，收严了评价标准，从而导致评价结果降低的变化。”

　　武汉大学资源与环境科学学院教授胡将军认为，目前武汉并没有发现新的污染源，确实不能说污染比以前严重了多少。“排放的污染物多，再加上气象条件，这一次是全国大范围集中爆发，说明还是跟大气环境有关系。”在胡将军看来，武汉新近开通了地铁，尾气排放等污染应该缓解了一点，然而这次持久性的雾霾说明，对武汉的空气质量还不能太乐观，“气象条件再怎么坏，没有污染物就应该没问题。”

　　胡将军的观点，代表了大多数关心武汉空气质量的人的看法。华中科技大学环境工程系教授周敬宣也认为，这么长时间空气持续严重污染，绝不是一天两天形成的。“冰冻三尺非一日之寒，之所以集中爆发肯定有个积累的过程。”周敬宣在接受《中国新闻周刊》采访时表示，有时候也可能是几个原因叠加形成的。

　　早在1999年，中国环境监测总站的吴国平等人的研究表明，1995—1996年，武汉污染点PM2.5浓度达到72.5微克/立方米。颇有意味的是，刘峻过去一年的监测数据显示，2012年武汉PM2.5平均浓度为72微克/立方米，参照美国空气质量标准(AQI)，PM2.5浓度在65.5微克/立方米？?150.4微克/立方米区间即为不健康等级。

　　1月14日，刘峻向《中国新闻周刊》提供的统计结果表明，参照美标AQI等级描述，截至2012年12月31日，总共777次的测量结果中，约有6%符合健康等级，27%为中等，近30%对敏感人群不健康，而列为不健康等级的高达37%，其余分别位居非常不健康、危险、一塌糊涂三个严重污染等级。

　　在777次测量中，最好的记录是2012年9月8日。当天，武汉暴雨转中雨，空气湿度为92，三级北风，能见度可达10公里以上，下午6点测量的PM2.5浓度是4微克/立方米。最糟糕的记录则发生在6月11日。

　　“我国现阶段空气中的PM2.5主要来源于化石燃料。”刘峻告诉《中国新闻周刊》，燃煤、工业、汽车、施工不仅直接排放PM2.5，还会通过光化学氧化剂二次反应生成PM2.5，“现在的PM2.5是人造的，主要是化石燃料的不充分燃烧，煤和石油。”

　　华中科技大学环境工程系教授周敬宣也向《中国新闻周刊》证实，具体到武汉市内的PM2.5主要来源，是汽车尾气、建筑扬尘、工业排放、餐饮烧烤。“起码有50%来源于汽车尾气。”

　　最新数据显示，截至2012年10月底，武汉汽车保有量已达到135万辆。此外，在“满城挖”式的大规模建设浪潮中，此时的武汉，有5000多个工地同时开工。

　　“其实这些都是有办法控制的。”周敬宣表示，只要政府肯狠下决心，放弃一味追求GDP的政绩观，PM2.5的改善并没有那么难，“武汉本身的自然条件不错，江河湖泊多，只要想有所作为，还是有办法解决。”

　　北京盈科(武汉)律师事务所合伙人曾祥斌非常赞成周敬宣的观点，他认为PM2.5积重难返的根源在于，过去没有纳入监控体系，如今虽然各地开始公布测量结果，但仍然没有纳入地方考核指标。

　　“需要从立法、执法层面进行推进。”曾祥斌1月14日接受《中国新闻周刊》采访时表示，当务之急，是要推出针对性的立法措施，“需要一个系统的解决机制，这样全社会形成合力，多个城市联控联防效果会更好。”

　　曾祥斌是自然之友武汉小组组长，他所关注的这些，正是刘峻接下来想要去推动的。在坚持自测空气近一年之际，武汉市政府终于把PM2.5纳入监测体系，刘峻除了继续观察武汉空气质量之外，更希望自己能够推动公众认知和政府立法、执法。毋庸置疑，他所面对的将是更加艰巨的挑战，因为在过去坚持自测空气的一年中，能够跟刘峻经常就此话题进行讨论的志愿者，也不过是曾祥斌等三四个人。

　　雾霾下的车之困

　　机动车排放是不是空气污染的最大源头？要回答这个问题还需要科学计算。实际上，真正的污染大户不是小轿车，而是商用车。减少汽车出行的措施既需要落实，也需要量化的科学依据

　　本刊记者/唐磊

　　1月12日晚，潘丽靖开车从崇文门到三里屯，那晚街上车不多，但平时开车很猛的她开得很慢，时速大概在30公里左右，因为她看不清楚前面的路。已开车上路6年的潘丽靖说，“雾霾天每年会有，但那天晚上的情况以前我没有遇到过，挺恐怖的。”

　　12日晚9点更新的中国环境监测总站网站“全国重点城市空气质量24小时均值”显示，北京的可吸入颗粒物浓度为786微克/立方米，位居全国33个“空气严重污染”城市之列。

　　“尾气管排出来的，不管白的黑的，都能看得见”

　　13日，王欣收到的手机报内容是：市气象台13日10时35分发布霾橙色预警信号：预计今天白天本市平原地区将出现能见度小于2000米的霾，空气污浊，请注意防护。

　　这是北京市气象史上发出的首个橙色霾预警。

　　“都说大雾、雾霾，为什么这次单预警霾？”王欣在网上搜了一下“霾”，他才知道：雾是水汽凝结，霾是悬浮的可吸入颗粒。王欣当时就考虑去买口罩——上次这么做是非典那年。

　　“照北京的交通情况，尤其是冬天，我从家到公交站，天冷，空气差，外面的脏东西我不一样吸入吗，还不如坐在自己车里。这种天气反而更愿意开车。”在一家投资公司上班的王欣对《中国新闻周刊》说，“都说汽车尾气排放是空气污染的重要原因，这是肯定的。毕竟北京汽车的数量在那摆着。在马路上等红灯也能看见，尾气管排出来的，不管是白的还是黑的，都能看得见。”

　　根据北京市公安局公安交通管理局的数据， 截至2012年底，北京市机动车保有量达到520万辆。“机动车实际上是造成空气污染的重要来源，与酸雨、光化学烟雾、灰霾形成有直接关系。主要是氮氧化物形成PM2.5和光化学烟雾的前提物。”在2012年中国汽车产业发展国际论坛上，环保部科技标准司副司长王开宇说，“从全国第一次污染源普查的结果来看，机动车氮氧化物排放占到了氮氧化物总排放量的31%，达到549.6万吨。随着机动车保有量和使用量的增加，各污染物排放量均有上升，30年间汽车保有量增加了35倍。”

　　传统的机动车燃料分为汽油和柴油两种，主要是碳、氢原子构成的多种碳氢化合物的混合物。“由于发动机中的燃烧过程发生的空间极为有限， 每次燃烧过程持续的时间极为短暂， 所以燃烧进行得很不完全，发动机高温等因素导致排气中除含有二氧化碳和水之外， 还含有碳氢化合物、一氧化碳、氮氧化物、颗粒物等， 这些物质都在不同程度上对环境和人体健康构成一定的损害。”北京市环境保护科学研究院助理研究员樊守彬对《中国新闻周刊》说，“柴油车的氮氧化物和颗粒物排得多一些，汽油车一氧化碳和挥发性有机物排得多一些。”

　　随着北京奥运会的举行和城市功能的改造，北京市内较大规模排放企业已迁出市区。因而，机动车排放和冬季取暖燃煤就成了最大的两个排放源。

　　“我们统计过，2008年采取限行措施，机动车排放的污染物削减下降一半。但不要误导公众说，北京这500多万辆车是导致雾霾天的罪魁祸首，其实不是这样，北京还烧了千万多吨的煤，北京周边还有很多电厂，都对污染有很大的影响。北京的地理位置，也是成因。”清华大学环境科学与工程系副教授吴烨对《中国新闻周刊》说，“机动车排放是不是最大源头，这种计算我们还在做。如果是按机动车一次性的排放算，它的比重不会排到第一，但排放的其他污染物在这种空气里可能会发生二次反应，生成二次颗粒物，这部分还没有一个明确的定论。”

　　堵车，是北京城市交通最大的顽疾。早在2002年，吴烨就在论文中表明，北京城区昼间平均车速为20公里/小时。车辆走走停停，费时耗油增排。

　　“在低速的情况下，车辆会排放出更多的污染物。”吴烨的研究表明，当平均速度从30公里/小时降到15公里/小时时，车速下降一半，一般情况下每公里的油耗和污染物至少会提高50%左右，他说，“平均速度降低，就意味着走走停停越来越多。另外，油品质量的提高也对排放量有削减作用。”

　　开还是不开

　　车又遇尾号限行，那天潘丽靖没开车。下班后直接去永安里附近的幼儿园接上大班的儿子。牵着儿子从幼儿园出来，连着走过四五个路口，都没有打着出租车。一个小时过去了，潘丽靖决定带孩子坐地铁回家，母子进入1号线永安里站。“哇塞，我在车厢里都不用抱着孩子，他被人拥在上面不会掉下来。”潘丽靖说。 

　　2012年12月28日，北京又有4条地铁线路开通。这些年北京的公共交通网络提高很快，但高峰期间拥挤到近乎失去尊严的乘坐体验，和出租车怠工、挑活等现象，让很多有车族不愿选择公交出行。

　　“拥有一辆车是无可厚非的，但为了促进城市环保，应该尽量少开。北京一辆车一年的里程数比日本的一些城市多得多，相对来说，日本城市的公共交通系统比较发达，很多人倾向于选择坐公交出行，这种情况下就减少了一部分机动车排放。”吴烨对《中国新闻周刊》说，“北京过去这十多年其实是做了很大努力控制尾气排放，但不是一两年或者五年就能实现根本性的好转的。”

　　实际上，真正的污染大户不是小轿车，而是商用车。对于乘用车新车排放的标准，虽然北京自2012年9、10月份开始执行相当于欧V等级的标准，但商用车仍停留在国III的水平。

　　轰隆隆的发动机噪声中，长途大巴或大卡车一路黑烟疾驰而过，是街头时常能见到的景象。虽然北京市营运客车、厢式货车、重载卡车等商用车总量只有30万辆，但这30万辆排放的污染物，却占全市汽车尾气排放的一半左右。因此，从严治理商用车尾气污染，成为北京控制PM2.5的重要应对举措。

　　这次雾霾天严重的周末，北京市对位于本市东部和南部的党政机关下令，假如周一天气还是这样的话，公务车辆出行至少要减少30%。

　　“我们要问，这个规定仅仅是北京市所管辖的党政机关，还是中央的党政机关也要响应这个号召？”13日晚，央视《东方时空》主播张泉灵在节目中问道。12日晚的《新闻联播》中，雾霾天被放在头条播发，“编后话”说：“人人都是雾霾天气的受害者，为减少雾霾天气的发生，呼吁大家都出一把力。”

　　14日，北京市环保局召开的新闻通报会上，有媒体问如何确认公务用车真的停驶30%，交管局将通过什么途径实施监督？北京市交管局安监科科长于友群答，具体停驶车辆数尚未统计。

　　潘丽靖开车时在广播中听到了这个报道。“你有一个这样的措施，但你不知道执行的怎么样。那你告诉我们每周少开一天车，我们会听吗？是不是这种天气下可以放一天假？这也是政府的一种积极有效的措施，这样大家自然就不出门了，我们开车出门是要去工作。”潘丽靖说，“大家都从北京的发展获益，也给北京的空气质量带来负担，所有的人都有责任、有义务去改善这种情况。我不知道一周少开一天车对环境有什么量化数据。政府可以告诉我们哪些事情是力所能及的，你只要告诉我一个明确的说法，那我就会愿意采取正确的做法。”