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这个小康社会，叫做中国式的现代化。翻两番、小康社会、中国式的现代化，这些都是我们的新概念。”邓小平在1984年完成了他对小康社会的新定义。历经30多年实践，从小康社会—总体小康—全面建设小康社会—全面建成小康社会，中国现代化进程的完整路线图逐渐成形成。

小康杂志封面报道

　　文｜《小康》记者  张凡 罗屿 综合报道

　　到2020年全面建成小康社会——只剩下8年零1个月。

　　从“建设”变为“建成”，整个世界都注意到了中国领导人的决心。11月8日，中共十八大召开，提出了全面建成小康社会的新要求。

　　回顾中国人追求小康的历程，可谓一波三折，历尽艰辛。小康这一概念，最早源出《诗经》之“大雅·民劳篇”——“民亦劳止，汔可小康，惠此中国，以绥四方。”公元前800多年的中国人生活在周厉王的统治之下，农耕生活将持续2000多年，“整日劳作没有尽头，应该好好休养生息。”已是人们祈望的幸福生活。

　　这首流传千年的古诗同时出现了影响后世的两个概念，一是“小康”，一是“中国”。2000多年后，这两个词才会重新组合在一起，焕发出新的生命力和感召力。

　　把小康作为一种社会形态，则出自中国儒家开创者孔子。西汉的《礼记·礼运》记载了孔子在年底参加完蜡祭之后，登上门楼时，感时忧世，提出了两种理想社会的模式：其一为“大同社会”——“大道之行也，天下为公”，其二则是“今大道既隐，天下为家……是谓小康。”近代史学家吕思勉在其《中国通史》中写道，“孔子所谓小康之世，大约从有史时代就开始的。因为我们有确实的历史，始于炎黄之际，已经是一个干戈扰攘的世界了。”

　　此后数千年中国人所孜孜以求的梦想就是——小康社会。

　　这一理想社会不绝于史书，但却从未能变为现实。最终赋予这一传统概念以新意的，是中共第二代中央领导人邓小平。此后历届中央接力前行，历经30多年实践、完善，从小康社会—总体小康—全面建设小康社会—全面建成小康社会，呈现出中国现代化进程的完整路线图。

　　邓小平勾勒“现代小康”

　　“中国根据自己的立场提出了宏伟的现代化规划，将来会是什么样的情况，整个现代化的蓝图是如何构思的？未来的中国会是什么样的？”

　　1979年12月6日，人民大会堂，前来访华的日本首相大平正芳向邓小平发问，邓小平沉默了有一分钟时间。

　　大平正芳的提问显然不仅代表日本，世界上其他国家都在关注着中国的未来走向。这个刚刚停止了呼喊“革命”的国家，会选择什么样的道路？1979年初把邓小平列为年度人物的美国《时代》周刊，同样追问道：“为什么这样一个人口众多的民族在极短时间内能够来个180度大转弯，如同让航空母舰在一角钱硬币上转圈？……西方人可能会觉得非常费解。”

　　邓小平其时的日语翻译王效贤清楚地记得，在沉思片刻之后，邓小平说道：“我们要实现的四个现代化，是中国式的四个现代化，不是像你们那样的现代化概念，而是小康之家。”

　　看着大平正芳疑惑的目光，邓小平接着解释道：“日本现在的国民生产总值是1万亿美元。你们有1亿人口，人均1万美元。中国现在人均国民生产总值是250美元。”他扳着指头说：“我们设想，到本世纪末达到1000美元，也就是20年翻两番，人均水平达到你们现在的十分之一。而我们的人口是你们的10倍，也就是说，到那个时候，从总量来说和你们现在差不多了。”

　　对这个问题，邓小平显然有过深入的思考，他接着说：“有了这个总量，就可以做一点我们想做的事情了，中国人就可以吃饱穿暖了。也可以对人类做出比较多一点的贡献。我想把这种状态叫小康。”

　　这是邓小平首次用“小康”这个概念来描述中国的发展前景，也是第一次用“小康”代替此前“四个现代化”的提法。

　　1979年年初邓小平访美后曾专程到日本访问，在美日两个发达国家的所见所闻深深地触动了邓小平。在日产公司，邓小平说出了影响深远的那句话：“我懂得什么是现代化了。”归国之后的大部分时间，他显然都在思考中国现代化的道路。

　　这一年3月21日，在与英中文化协会的代表团会面时，他第一次谈到了自己的设想。“我们定的目标是在本世纪末实现四个现代化。我们的概念与西方不同，我姑且用个新说法，叫做中国式的四个现代化。”两天后，在中央政治局会议上，邓小平再次强调自己的发现，“我同外国人谈话，用了一个新名词：中国式的现代化”。

　　此后的7月28日，在接见山东省委和青岛市委负责人时，邓小平试图为“中国式的现代化”定出一个标准，他说“如果我们人均收入达到1000美元，就很不错，可以吃得好，穿得好，用得好。”

　　1980年1月16日，在中共中央召集的高层干部会议上，邓小平重提“小康”概念，这一次他有了更深入的解读。

　　“前不久一位外宾同我会谈，他问，你们那个四个现代化究竟意味着什么？我跟他讲，到本世纪末，争取国民生产总值每人达到一千美元，算个小康水平。这个回答当然不准确，但也不是随意说的。现在我们只有二百几十美元，如果达到一千美元，就要增加三倍。新加坡、香港都是三千多。我们达到那样的水平不容易，因为地广人多，条件很不一样。但是应该说，如果我们的国民生产总值真正达到每人平均一千美元，那我们的日子就比他们要好过得多。”

　　四个现代化—中国式四个现代化—中国式现代化—小康。

　　邓小平所描述的“小康”之路，逐渐成型。1000美元在当时是一个不可想象的天文数字。1979年的中国人均收入不及非洲国家平均水平的1/3，中国农村人均收入为83.4元，全国所有制职工平均工资为705元。人们很难想象1000美元的生活是何种状态。

　　邓小平访日看到的日本最大的钢铁厂君津，一年的产量要超过首钢等几大钢铁厂的总和。这一年和日本合作启动建立宝钢时，《人民日报》发表了一篇财政部官员的文章“替宝钢算一笔账”，发现按照规划建设宝钢需要300亿元的资金，而当时国家财政收入只有800亿元，全国银行个人储蓄才180亿元。按10亿人口算，宝钢的投资分摊到每个人头上也要30元——这几乎就是当时普通工人的月收入了。

　　在“小康”设想刚刚提出后，邓小平先后到陕西、四川、湖北、河南等地参观考察，“对如何实现小康，我作了一些调查，让江苏、广东、山东、湖北、东北三省等省份，一个省一个省算账。”在考察结束时，他和时任河南省委第一书记段君毅、第二书记胡立教谈话时说，“你们河南地处中原，你们算账的数字是‘中原标准’、‘中州标准’，有一定的代表性。”

　　最初的发展确如那句流传已久的名言一样——“摸着石头过河”，即便连小康社会这样的目标，邓小平也是琢磨了好久，在1000美元还是800美元这样的标准上，他有过数次反复的考量，并最终决定降低标准。他说：“经过这一时期的摸索，看来达到1000美元也不容易，比如说800、900，就算800，也算是一个小康生活了。”

　　这是头脑冷静下来的邓小平的睿智之举，他显然不会忘记1958年大跃进的教训。

　　日后人们会明白邓小平的远见，但是当时要说人均收入达到800美元，几乎没有人能够相信。在后来所公开的邓小平这一时期的谈话中，不断能听到他鼓励、打气的声音，他说——“这是我们的雄心壮志”。

　　1982年8月，邓小平在会见美籍华人科学家邓昌黎等人时，进一步解释说：“我们提出20年改变面貌，不是胡思乱想、海阔天空的变化，只是达到一个小康社会的变化，这是有把握的。小康是指国民生产总值达到1万亿美元，人均800美元。社会主义制度收入分配是合理的，赤贫的现象可以消灭。到那时，国民收入的1%分配到科学教育事业，情况就会大不同于现在。”

　　邓小平不断寻找，定义中国式现代化的梦想。他所找到的实现途径是改革开放，解放思想，解放生产力，使各个阶层的人都释放出了活力。改革先是从农村开始，从家庭联产承包责任制开始，然后是乡镇企业、国有企业。先是五个特区的开放，接着是十四个沿海城市的开放，紧接着是上海的开放，全中国全方位的开放。

　　1982年9月，党的十二大隆重召开，时任中共中央总书记胡耀邦在报告中大声宣告： “从1981年到本世纪末的20年，我国经济建设总的奋斗目标是，在不断提高经济效益的前提下，力争使全国工农业总产值翻两番……实现这个目标，城乡人民的收入将成倍增长，人民物质生活可以达到小康水平。”

　　20世纪整个“80年代”，你能看到邓小平在不断地谈起“小康”，不断地修正、补充他对“小康”的重新定义。

　　1984年3月25日会见日本首相中曾根康弘时，邓小平把国民生产总值人均1000美元的“小康”指标最终确定为800美元。他说：“这几年一直摆在我们脑子里的问题是，我们提出的到本世纪末翻两番的目标能不能实现，会不会落空？从提出到现在，五年过去了。从这五年看起来，这个目标不会落空。翻两番，国民生产总值人均达到八百美元，就是到本世纪末在中国建立一个小康社会。这个小康社会，叫做中国式的现代化。翻两番、小康社会、中国式的现代化，这些都是我们的新概念。”

　　一个人不能没有梦想，一个国家不能没有梦想，一个民族更不能没有梦想。

　　如果有人追问“中国梦”是什么？那么1980年代邓小平的一系列思考与行动所得出的答案是相当明晰的，那就是——小康社会。

　　翻两番、人均国民生产总值达到800美元，中国式的现代化——在不断总结中国发展目标的时候，邓小平最终从内涵到外延，重新定义了“小康”社会的标准。

　　世纪末的“总体小康”

　　发展是硬道理。

　　此后20年中国发展的曲线图虽屡有起伏，但基本上是沿着邓小平所规划出来的“小康”路线图向前发展。公开资料显示，1978—2000年中国经济年均增长9.52%，而1989—2001年年均增长9.3%，中国成为世界经济增长最快的国家。

　　1997年，乍暖还寒的春天，93岁的邓小平溘然长逝。而就在这一年，中国的人均国民生产总值提前实现翻两番的目标，总体上达到了他当年提出的小康水平标准。此前的1995年，国民生产总值翻两番的目标也提前五年实现。

　　此时中共中央并没有急于宣布“小康”目标的完成。时任中央文献研究室第四编研部主任陈扬勇曾撰文指出，1995年9月召开的中共十四届五中全会考虑到虽然从经济指标上实现了国民生产总值翻两番的目标，但实际生活中老百姓的感觉似乎离小康社会水平还有相当距离，全会在制定九五计划和2010年远景目标的建议中，除了强调实现经济的较快增长外，还特别突出了发展的全面性和社会的全面进步，强调“要把社会发展放在重要战略地位。”

　　直到2000年，由国家统计局小康研究课题组推出的一份调查报告显示，到1998年，城镇人均可支配收入已率先达到小康标准；1999年农村人均纯收入达到2210元，是1978年的16.5倍，按可比价格计算提高4.74倍。到1999年底，城镇人均住房使用面积由1980年的5.5平方米提高到14.2平方米以上；农民告别了土房，住上了钢筋砖木结构的楼房。

　　人均数显然并不能反映出整体的状况，沿海的深圳人均收入已经达了5000美元，而西南的贵州则只有280美元。沿海、东部与中西部的差距相当明显，国家统计局调查数据显示：1999年底全国有一半人基本过上了小康生活，东部绝大多数人过上了小康生活，中部也有2/3的人过上了小康生活，而西部过上小康生活的人不到一半。

　　即使同一地区，发展的差异也显而易见。1998年底，江苏省成为全国八个率先实现小康的省份之一，但其所辖52个县(市)之间却是天上地下，发展水平低的县，人均GDP只相当于所在省辖市平均水平的近三成。

　　另一项数据则反映出城乡之间的差距进一步拉大，到2000年底，全国除市辖区以外的2000多个县级单位中未达温饱线的占22.8%，居温饱线和小康线之间的占63.2%，居小康线和比较富裕线之间的占13.7%，达到比较富裕线的仅占0.3%。

　　作为党的第三代中央领导集体的核心，江泽民对当时中国人民小康生活水平的现状有着清醒的认识。他说：“我们现在达到的小康还是低水平的、不全面的、发展很不平衡的小康。”

　　从2000年开始，发展的不均衡问题，开始为执政党高度重视：西部大开发开始布局；小城镇建设，成为农村人口城市化的方向。根据《全国人民小康生活水平的基本标准》测算，到2000年全国小康生活水平实现程度达到了95.6%，2001年7月1日，在建党八十周年纪念大会上，时任中共中央总书记江泽民代表党中央庄严宣告：“十二亿中国人不仅解决了温饱问题，而且总体上达到小康水平。”

　　中国的领导人们，在这样的节点上，开始筹谋为未来的发展确定新的目标。

　　第三步 →“全面小康”

　　邓小平提出的“三步走”战略的前两步已经提前实现，达到总体小康水平之后，“第三步”该怎么走？

　　这一问题显然要由江泽民率领的中共第三代领导人来作出回答。陈扬勇研究发现，江泽民最早提出“全面建设小康社会”是在2000年6月，但开始酝酿这一思想则可以追溯到1995年左右。

　　在十四届五中全会上，决定在九五计划中把“社会发展的主要任务和基本政策”单独列章，这是此前已经完成的8个五年计划中没有的，在党的文件中也是第一次出现。而这意味着——经济建设、政治建设、文化建设、社会建设四位一体的格局已经呼之欲出。

　　1996年10月10日，在中共十四届六中全会上，江泽民进一步提出“社会主义社会是全面发展、全面进步的社会”。之后他又强调，“社会主义社会作为人类历史上崭新的社会形态，是以经济建设为重点的全面发展、全面进步的社会。经济、政治、文化协调发展，两个文明都搞好，才是有中国特色的社会主义。”

　　“全面小康”的概念事实上已经初具雏形，江泽民表达的意思已经很清楚，“全面建设小康社会”，应该是一个经济、政治、文化、社会等全面发展的目标。

　　1997年5月，美国有线新闻电视网的记者陈梦兰在采访江泽民时问道：“您早晨醒来后，心里想到的最重要的事是什么？”

　　江泽民回答道：“每个人都有不同的习惯。我通常很晚才睡，在我的心目中，就内政而言，最大的问题就是如何确保12亿中国人民的温饱。怎样才能改善他们的生活呢？……我总是想，怎样才能使一部分地区、一部分人先富起来。然后再实现共同致富的目标。一直以来，这都是我们最重要的任务。我是学电机专业的，也学过高等数学，但我还是觉得这道题很难解。”

　　解题的第一步，是确立一个新的发展战略。

　　1997年，中共十五大召开，这次大会提出了中国现代化建设“小三步走”的发展战略，即：21世纪第一个十年实现国民生产总值比2000年翻一番，使人民的小康生活更加宽裕，形成比较完善的社会主义市场经济体制；再经过十年的努力，到建党100周年时，使国民经济更加发展，各项制度更加完善；到世纪中叶建国100周年时，基本实现现代化，建成富强民主文明的社会主义国家。

　　明确提出“翻一番”指标，提出“新三步”的战略安排，事实上构建起了全面建设小康社会的具体内容。

　　但是经济指标上已经达到原定小康标准的部分地方政府，已经按捺不住快速发展的念头，十五大刚一闭幕，各地的报纸上已经纷纷出现了“建设宽裕性小康市(县)”的报道。

　　美国人库恩在《他改变了中国》一书中描述道：江泽民意识到保护中国文化十分急迫。人口众多的中国正在经历着一场巨变，如果传统的信仰体系被冲垮，国家的社会结构就可能会分崩离析。冷溶在谈到江泽民的构想时说，只有“文化上具有连贯性”，中国将来才可能“作为一个独立的国家始终屹立不倒”。为了继续发展并确保独立生存，中国需要有自己的文化——但不是一种完全用反西方的术语堆砌起来的文化。

　　就在开始构建“三个代表”重要思想的过程中，江泽民开始考虑提出 “全面建设小康社会”的构想。

　　2000年2月，江泽民在广东提出“三个代表”。这一年的6月9日，在中央党校参加全国党校工作会议时，他除了重点阐述“建设一个什么样的党、怎样建设党”的问题，亦同时提出“我们要在胜利完成第二步战略目标的基础上，开始实施第三步战略目标，全面建设小康社会并继续向现代化目标迈进。”

　　这是迄今为止在公开出版的党的文献中首次出现“全面建设小康社会”这一说法。

　　经济学者胡必亮分析说，江泽民继续沿用邓小平从中国古代借用来的“小康”概念，并有所发展，是有其深刻含义的，它表明中国共产党领导中国人民所探索的现代化道路，从形式到内容都是具有中国特色的。

　　2000年10月9日，中共十五届五中全会在京召开，183名中央委员和144名候补委员聚集在一起，讨论新世纪中国发展之路。这次会议主要研究关于制定第十个五年计划的事情，会议最终做出的结论是：“从新世纪开始，我国将进入全面建设小康社会，加快推进社会主义现代化的新的发展阶段。”

　　时隔两年，执政党决定将全面建设小康社会的目标具体化。

　　2002年1月14日，江泽民在中共十六大报告起草组会议上说，“不少同志在讨论中提到，从现在起到本世纪中叶基本实现现代化这五十年，时间跨度比较大，能否划出一段时间，提出一个鲜明的阶段性目标，也就是以本世纪头20年为期，明确提出全面建设小康社会目标。我认真考虑了大家的意见，认为基本是可行的。”

　　在这次会上，江泽民对全面小康社会作了大致的描述：基本完成工业化，经济更加发展、民主更加健全、科教更加进步、文化更加繁荣、社会更加和谐、人民生活更加殷实。

　　这些描述基本原封不动地出现在了十六大报告中，而十六大报告的主题也旗帜鲜明地确定为“全面建设小康社会，开创中国特色社会主义事业新局面”。

　　在十六大上，江泽民宣布，“经过全党和全国各族人民的共同努力，我们胜利实现了现代化建设‘三步走’战略的第一步、第二步目标，人民生活总体上达到小康水平。这是社会主义制度的伟大胜利，是中华民族发展史上一个新的里程碑。”但他同时指出，“现在达到的小康还是低水平的、不全面的、发展很不平衡的小康”，“城乡二元经济结构还没有改变，地区差距扩大的趋势尚未扭转，贫困人口还为数不少……就业和社会保障压力增大……”

　　报告明确指出：综观全局，二十一世纪头二十年，对我国来说，是一个必须紧紧抓住并且可以大有作为的重要战略机遇期。根据十五大提出的到2010年、建党一百年和新中国成立一百年的发展目标，我们要在本世纪头二十年，集中力量，全面建设惠及十几亿人口的更高水平的小康社会。