打破北京外交坚冰
http://www.sina.com.cn 2011年07月18日 08:03 南方人物周刊
打破北京外交坚冰
和他的前任戴维•布鲁斯一样，布什来到中国不久，就深切感受到，与中国政府官员打交道，怎一个“难”字了得。
光是“中国特色”的外交辞令就足以让布什头疼。他在回忆录中写道，“当你要求会见一位中国高级官员时，你可能被以下三种方式中的一种礼貌地拒绝：第一种是被告知“不方便”，意思就是要等到地狱全部结冰才可能见到那位官员；第二种是“原则上”被接受，意思是请不要着急；第三种是“可以，但请稍等”，可这一稍等，可能是5年，也可能是20年。”
此外，布什还发现，所谓“中国长城”，远非一座。你若想拿起电话与一位中国官员讨论某个国际问题，那简直是天方夜谭。这里的规矩是：不必打电话找我们，我们会打电话通知你。
诸如此类，对刚到中国、又特别渴望了解中国的布什来说，颇有些失望。由于当时中美之间尚未建立正式外交关系，基辛格认为联络处只宜低调行事。布鲁斯任职期间，一直奉行这一基调，深居简出。他离任后曾抱怨：“我在中国任期内没结交到一个中国私人朋友。”布什对于基辛格的“指示”不以为然，他决心试一试，打破在北京的外交坚冰。
来到北京后的第一个星期，他就出席了阿尔及利亚使馆的宴请活动。当他和夫人走进招待会场时，房间里一片窃窃私语。“美国人出现在北京的一个外交招待会上！”这在当时算是一条不大不小的新闻。
从此，出席招待会成了联络处的例行公事。布什认为，这样可以“多让别人感到美国人在北京的存在”，“努力在中美之间建立互相尊重和友好的气氛，探索一种超越意识形态分歧的民间接触途径”，从而“打破横亘在中美两国之间的某种猜疑和不信任”。
1975年7月4日是美国独立199年纪念日，布什特意在联络处举行大型派对活动，邀请各国驻华使馆工作人员前来野餐。他向美国国务院申请这次活动经费，未获同意，于是他自费操办，从香港空运了700个热狗和100包土豆片到北京。结果，约有500人参加了这次“盛会”，大人小孩一起帮忙做饭，之后还共同收拾打扫，气氛好极了。
布什说，出席各国国庆招待会可以有机会见到中国政府代表，这是消除同中国政府官员隔膜的一条“捷径”。
此外，他还尝试从使馆中方工作人员身上了解中国人的思维方式和生活习惯。布什的母亲来北京过圣诞节，服务组组长王先生为她提供了周到服务。为了表示感谢，布什母亲按美国习惯，送了一些圣诞礼物给他，可王先生无论如何坚决不收。布什对此甚为不解，后来得知，原来那个时代，因帮忙而收人家礼物，会被视为资产阶级行为，并因此而受到批判。
不过，后来他发现，只要你向对方讲明，这些礼物是“供你们工作中使用的”，他们也会欣然接受。
这种东西方风俗差异，以及共产主义和资本主义的不同习惯，布什虽不能完全明白，但他总能找到一些通融办法，让彼此少点误会，多些理解。
毛主席让我追悔，邓小平引来嫉妒
布什来到北京后的第二天在日记中写道：“人们不知道毛主席在哪里，大家都在猜测，也在议论。这是有8亿人口的国家，但保密工作却做得非常出色。神奇，真是太神奇了！”
会见毛主席是布什的一大心愿，可这个愿望直到1975年10月21日才得以实现。这天午宴上，毛主席表侄女、时任副外长王海容对前来为福特总统访华做前期准备的基辛格说，前英国首相爱德华•希思最近访问时见到了毛主席，因为他明确提出了会见请求。基辛格心领神会，说：“如果这是正式询问我是否愿意会见主席，那么我的回答是肯定的。”
几个小时后，基辛格在人民大会堂会见时任国务院副总理邓小平。会谈时，有人递给邓一张纸条，他看了一眼，对基辛格说：“你将在6时30分会见主席。”
当基辛格一行来到中南海，一个中国电视摄制组已经等候在那里。在毛主席的起居室，布什终于见到了81岁的“中国伟人”。他在日记中如此记录他对毛主席的第一印象：“他个子高大，皮肤有些黑，看起来很结实，握手时很有力……当基辛格向他问安时，他笑着说：‘我是为来访者准备的一个陈列品。我很快就要去见上帝了，我已经收到了上帝的邀请。’听到世界上人口最多的共产党国家领导人说出这样的话，真令人震惊。”
会谈快结束时，毛主席对布什说：“这位大使，你为什么不来见我？”布什答道：“那真是荣幸，可是我怕你太忙了。”“哦，我不忙，”主席说，“我不管国内事务，我只读国际新闻。你一定要来见我。”
对于毛主席的“邀请”，布什只当是一种外交表示，并没有太在意。一年后，毛主席已去世，布什向一名中国官员说起这事，他说：“我可以向你保证，如果不是毛主席想那么做，他是从来不会发出那样的邀请的。”至此，布什追悔莫及。
这就是布什和主席的第一次会见，巧得很，距离他来到中国整整一年。5周后，福特总统对中国进行国事访问，布什又见到了毛主席，这是第二次，也是最后一次。
第二次会见毛主席时，布什排在美方队伍的最后，而中方队伍的最后是邓小平。谁都想不到，若干年后，这两个人，会分别成为各自国家的领袖，并结下深厚情谊。
早在布什来京不久之后，就和邓小平见过面。此番为筹备福特总统访华，他随同基辛格，与邓小平又有3次长谈。这个正处于上升阶段的小个子中国领导人给布什留下了深刻印象：“他抽起烟来一支接一支，喝起茶来也是一杯又一杯。他说自己是来自中国西南四川省的乡巴佬和历经风雨的军人。”
1975年底，布什接到白宫调令，要他出任美国中央情报局局长。他担心中国方面对这个职位有不好的看法，因而没有提出向中方高层领导辞行的要求。没想到，就在他离职回国前一天，邓小平在人民大会堂设宴为他饯行。席间，邓小平开玩笑地问他：“你是不是一直在监视我啊？”随即两人哈哈大笑。
邓小平表示：“无论你什么时候来访问，我们都欢迎，即使是以中央情报局局长的身份，我们也欢迎。”如此大肚胸怀，令布什感动不已。他在日记中写道，当时在京的其他外交官对此“妒火中烧”，因为邓小平是他们想见而见不到的中国领导人。
自行车上的中国
布什来中国之前，基辛格曾预言：“你会不时有实质性工作可做，但在多数情况下，你会感到令人难以置信的厌倦。”布什不信，凭他开朗的个性，怎么会交不到中国朋友？
可走马上任之后，他才真切体会到，别说是交朋友，就是接触一下当地百姓，在当时那个封闭的社会，也绝不是一件容易的事情。
不过，布什还是很快找到了办法。联络处给他安排了一辆克莱斯勒轿车。开始，他和芭芭拉都乘坐它出行，但不到一个月，他们就“炮换鸟枪”，改用中国人的交通工具——自行车。“这是我打破陈规旧俗的第一步，虽然不是什么重大的外交行动，但我要证明，亨利(基辛格)的估计是错误的。”
果然，自行车带着布什夫妇走街串巷，深入中国普通百姓的生活，他们“每天都有新的发现”。他们给路人照“立拍得”，到友谊商店买邮票，去全聚德吃烤鸭，在使馆区遛狗，努力传达一个友善的美国形象。据说，布什夫人芭芭拉学会的第一句中国话是：“别怕，它是一只小狗，不咬人。”
布什夫妇这一时期最为中国人熟悉的照片大概就是天安门前的那张合影了：他们身着便装，手推自行车，面带笑容。布什的车架上清晰地印着一行拼音：YONG JIU(永久)。正因为这段经历，当1989年布什以总统身份携夫人访华时，时任总理李鹏特意送给他们两辆“飞鸽牌”自行车，以纪念那段难忘岁月。
芭芭拉日后对朋友说：“假如问我和布什婚姻生活中最愉快的时光，那就是派驻北京的那些日子……那时我们经常游览北京各处名胜，真是快活极了。”
自行车上的布什，发现了一个“自行车上的中国”。他坚信个人外交“必须亲自去了解，而不是轻信教科书上所说的”。同时，他也想让中国人知道，“美国人和他们没什么两样”。
他的“自行车大使”名声不胫而走，并且远远超出了北京城。后来，当他去大庆参观石油城，去西安参观兵马俑，去广州出席广交会，去西藏游览，都会听到有人指指点点：“嘿，我知道那个穿黑西装的，是在北京骑自行车的家伙。”听到这话，布什觉得难以置信，也感到些许得意。
“个人外交”，让布什结交了一大堆“草民朋友”。1989年再度访华时，中国方面计划在长城饭店筹备一个大型晚宴，布什亲自点名，要求见见当年的老友，包括崇文门的牧师、国际俱乐部的陪练员、厨师等。
从1974年10月21日至1975年12月7日，布什在北京生活了13个月。这段时光，为他的后半生留下了深刻的“中国情结”：任职美国总统期间，他不顾国会的强烈反对，将中国的最惠国待遇延长一年；卸任后，他几乎每年都回到中国，有时甚至一年4次；他和芭芭拉是家乡中餐馆的常客，北京烤鸭是必点的菜品；他送给芭芭拉的金婚纪念品，也是从中国特别定制的瓷器……
2008年8月，布什作为美国奥运代表团荣誉团长再次来到中国，他的儿子小布什是美国啦啦队队长，女儿也在赛场上摇旗呐喊，一家人抢足了风头。回忆当年的北京，布什坦承“有一种回家的感觉”。
“三十多年前，北京是一个单调的城市，人们身上的衣服要么是灰色，要么是蓝色，而现在，到处五彩缤纷，充满活力，”布什说，“在我初次来到中国以后的34年中，这里唯一的不变，就是永恒在变。”
也许，在他的记忆深处，还封存着另一些“永恒的不变”。正如他在日记中写的那样：
“我永远忘不了这些声音：清晨，公园里的歌声，许多公园里都有非常动听的歌声；孩子们走队列时‘一二一’的口令声；北京城内从来不间断的喇叭声、自行车铃声，以及孩子们在公园玩耍的欢笑声，还有就是不论在火车上、公园、大楼以及其他地方随处可听到的大广播里传出的声音。”
下届美国总统可能姓洪
本刊记者 杨潇 发自北京
停好单车后，洪博培径直走向一个破旧的墨西哥饼皮摊，同时朝那些表情迷惑的顾客用西班牙语打着招呼：“你好！”“谢谢！”……小摊周围晾晒着装满棕色洋葱和土豆的桶子，我想着是不是要写一写这位州长“最爱的玉米饼”——条件是他能换个地方吃——但是他的副手已经找好了座位。
我们坐在路边开始吃那些鼓鼓囊囊的玉米饼，“这儿最好吃了！”他一边说一边擦拭嘴角的莴苣叶。一位中年的拉丁裔男子拉着他的儿子走过来，举着拍照手机向洪博培示意。“噢，当然没问题，过来吧。”他把碟子往人行道上一丢，搂住小男孩。男孩看着我，用西班牙语小声问：“他是总统吗？”
这是《新共和》杂志记者Zvika Krieger在2009年5月发表的一篇特写中描述的情景，此时洪博培还是犹他州州长，但已经接受了总统奥巴马的任命，即将出任驻华大使。不过Zvika更关心的是另一个问题：他会是下一任美国总统吗？洪博培没有正面回答。
两年后，请辞的洪博培在离任前又被问到了同样的问题，这一次是中国的媒体《南方周末》。他说，自己还没有决定，“因为我在现在的职位上不能为这样的事情做决定。驻华大使是为全体美国人民、为美国的利益工作，我必须以无党派的身份做这份工作，而不能带有政治立场。所以无论于公于私，我们都会在离职以后再做决定。”
上月，洪博培自己揭开了谜底——他宣布参加2012年美国总统竞选。他的参选，能否给群龙无首的共和党带来希望？
富二代的中国元素
在2009年之前，即使在美国，也没有太多人知道洪博培。没错，他在犹他州干得很出色，他极为重商，减税、重组服务业。根据皮尤中心的调查，犹他获评全美最佳管理之州，洪博培本人在2008年也高票再度当选州长，但就全国范围而言，他的知名度显然不够。CNN和《达拉斯晨报》都曾称他为Jim Huntsman Jr，而他的名字是Jon Huntsman Jr。
这位共和党新星第一次引起广泛关注是在2009年2月，他宣布公开支持同性恋者民事结合，这对一个保守色彩浓厚的州来说简直是爆炸性的新闻，况且他还是位共和党人。然而，洪博培不久又是一击：他公开抨击自己的党派，说共和党在搞无谓的党派之争，简直是“狭隘愤怒党”。《政治》杂志2月还把他称为“你从未听过的快速升起的新星”，5月就换了口风，说他表达能力极强、毫不退让，堪称全新的共和党人。
洪博培正变得日益引人注目，奥巴马竞选团队的经理普罗夫评价他是“共和党内唯一有潜力成为(2012年)总统竞争对手的人”。事实上，这正是洪博培来到中国的原因之一 ——美国媒体当时就引述知情人士说，奥巴马的提名难免政治动机：让一个潜在的威胁者远离本土至少两年，降低他的竞争力，让拉什•林堡和迪克•切尼这样的极端的人继续成为共和党的“代言人”，从而拖拉着大象在脱离主流选民的道路上越走越远。
对洪博培来说，这也是不错的打算，他可以暂时远离共和党激烈的斗争，同时丰富自己的国际经历。Zvika在犹他州时便已感觉到，洪博培对“州级事务”已经有点缺乏耐心了——显而易见他有自己的远大前程。在他面前还有一个现成的“样板”：老布什1970年代任驻华大使，避开了悲剧性的水门事件，以清白之身重返美国，最终入主白宫。
当然，洪博培身上的“中国元素”也的确让他成为合适人选：作为摩门教徒，他曾赴台湾传教，学会了不赖的中文；1999年他和妻子到扬州收养了一位中国女儿，取名“杨乐意”；他曾公开表示中文是战略语言，犹他州也第一个通过法律将中文纳入公共小学的课程；一些访问过犹他州的中国官员一定对那些用中文演唱歌曲的美国孩子印象深刻……
然而，他也闹过笑话，在2004年成为州长之前，他曾在犹他州接待过一个中国代表团，洪博培低调地自我介绍说自己经营一家“家庭企业”，中国来宾一度误以为他说的家庭企业就是那种世代相传的小店。实际上，他的父亲老乔恩•亨茨曼是一位营业额过百亿美元的化工业巨头、犹他州最富的人。
作为一位不折不扣的“富二代”，洪博培11岁的时候就有机会见到即将秘密访华的基辛格，并获准把一个箱包拿到等候的车辆上，那是1971年。1984年，洪博培第一次来到北京，他随总统里根代表团访华，参与会见了邓小平，“旁观这两位国家的伟大领导者互动并且为两国关系搭建早期的框架，给我留下了非常深刻的印象，”洪博培后来回忆，“你能看见板块在移动。虽然当时移动得很细微，但你知道终有一天会撼动世界。”
邀反美人士参观使馆
洪博培还没有到达北京，就在美国遭遇了第一次挑战：奥巴马政府打算对中国进口的轮胎课以重税，商务部的一位高官对此很不高兴，便召来洪博培表示不满。“他们的口气相当直截了当，”他后来对《新闻周刊》说，“他们问：为什么你们要在贸易争端中丢一颗原子弹？”但洪博培保持了冷静，在他当选犹他州州长前，曾有4年任职美国贸易副代表，见惯了谈判中的各种争端和戏剧效果，“你啥都能适应。”
当他2009年夏天真正来到北京时，他面对的是一个空前自信的国度。一年前的北京奥运堪称一届盛会，2008年底的金融危机让美国及西方国家灰头土脸，中国经济却仍然保持了强劲增长，“面对中国人对自身发展模式前所未有的自信，洪博培可能是相对最为弱势的一任美国大使。”《南方周末》评论说。
中美实力对比的微妙变化令双方都在调整自己的政策，不过关注中美关系的专栏作家安替认为，可以说这一时期的美国是最弱势的美国，但洪博培绝不是最弱势的大使。
夏伟认为，两国之间的大使一个很重要的正式作用就是出席一些典礼和仪式，给对方国家面子。其二是处理争议事件，但这主要取决于两国大的外交政策。其三才是自选动作，大使可以选择做或者不做。
美国驻华大使馆约有1200人。“在小布什时期，美国大使馆就像一个地堡，”《纽约客》驻华记者欧逸文在“中国来信”专栏里写道，“他们绝少让馆内人员走出去展示美国的见识和政策，但洪博培改变了这些。”
到任不久，他就邀请了约70名中外记者到自己的官邸，用普通话向他们问好，并且让他们“四处看看，就像在家里一样”。他接触广泛，有政经大员，也有普通百姓，有人权人士，也有驻京办主任。一个最明显的变化是，在他任上，美国大使馆好几次邀请中国网友参与对话和会谈，安替几乎每次都在其中，“他们邀请注意了广泛性，左和右都有，包括反美的人士。”
夏伟说，其实任何大使馆都有一种“官僚化”的倾向，也就是只做规定范围内的事情，而不逾职责半步，“而他们本可以成为不错的演讲者、文化交流者……我记得在1980年代中后期，洛德是驻华大使，他的妻子是中国人，他们把使馆每晚都变成了舞会、酒会、文化交流讨论的场所，请来各种有趣的重要的人物。那段时间既是中国历史、也是中美关系史上难得的令人激动的开放时期。此后再没有人做到这一点，洪博培已算是最接近的了。”
他在中国很受挫？
51岁的洪博培更为普通中国人熟知的一面是他的热情和随意，这也许是他作为民选官员(而非传统的从事国家安全工作或者商业出身)出任大使决定的。
中外媒体都曾报道他骑着自行车去中国外交部接受质问，又带着一大群使馆官员去吃附近的成都小吃。中国问题专家、乔治•华盛顿大学教授沈大伟2009年8月到2010年8月间住在北京，他常常在建国门和日坛公园附近碰见洪博培一家人散步或者骑车，“他还自己去买菜，我在婕妮路超市也碰见过他，在周围社区逛街时，他从来不带保镖，穿得也特别随便。”
在公开场合，洪博培非常懂得讨好听众。三味书屋的演讲中，他用中文自嘲是“老油条”，惹得现场笑声一片；在广东的一次访问中，他参观了一个社区服务中心，看望了里面的残疾孩子，还和他们打起了乒乓球，“我要向你学习。”他对中国孩子说。而他在各种会见中说得最多的一句话恐怕是：中国和美国应该互相学习。
“如果要我总结出大家都在做什么，我想就是使美中关系人性化，以两国人民都能够理解的方式加以阐释。”他说。
沈大伟告诉本刊记者，洪博培非常重视人与人之间的交流，“10万强计划”(100000 Strong Initiative，美国政府将在未来4年内招揽10万名美国学生到中国留学，以加深美中交流)就是他个人提出的倡议。
“这也就是所谓的‘最后三英尺’外交，”安替说，“所有的外交政策要通过个人外交来贯彻。”他曾在剑桥大学听过洪博培前任雷德的演讲，“雷德的中文很棒，对中国也非常了解，我感觉他更像是一位学者，或者是智库人士，而洪博培我不觉得他有这么了解中国，但是你感受到他政治家的魅力……他的那种魅力是能让你记住、成为谈资的。”
不过，洪博培任职的两年，尤其是从2009年11月到2011年1月，也是中美关系相当不平静的一段时期，美国对台军售、谷歌退出中国、南海争端、黄海军演等事件让两国关系一度陷入僵局，“这也许是一二十年来最困难的局面。”沈大伟说。
“外交授权有限”，美国驻华大使在很大程度上只是总统与国务卿划定的外交政策的执行者，而在夏伟看来，美国大使的作用还“取决于中国正处在政治发展的某个阶段、中美发展的某个阶段的大气候。”
一位使馆内的朋友曾经告诉夏伟，有一个时期，洪博培在公开场合表现得很乐观和正面。但实际上，他觉得很受挫，因为他不知怎样才能在一些关键问题上推进和取得突破。
“后会有期”
4月28日，洪博培以一句“后会有期”结束了自己在北京的最后一天，飞回华盛顿，在那里，一个总统竞选团早已恭候多时。据《华尔街日报》报道，这个竞选团包括新罕布什尔州、南卡罗莱纳州和佛罗里达州的幕僚，一家民意调查公司，以及一个建立在其“富爸爸”人脉基础上的筹款机构。
夏伟在3月接受本刊采访时认为，时隔两年，共和党内仍然难有温和派的容身之所，“我从没见过华盛顿的政治比今天更有害、更具破坏性，你可以把茶党(tea party)理解为红卫兵，对他们来说，洪博培太国际化、太聪明、太有理性，他的爱国心也品味过好，这让他很难在党内初选中存活下来。”
但是前《华尔街日报》记者麦健陆认为，洪博培恰恰应该做他自己，“一个有想法的温和派，知道美国需要觉醒和改变。”
正如麦健陆指出的，在共和党阵营里，洪博培是唯一有着合格外交经验的潜在竞争者。面对一个崛起的中国，他能更好地向疑惧的美国人保证：我了解这个国家，我能处理好和它的关系。
“或许再等两年对他有好处，”夏伟说，“但他在美国本土的知名度并不足够，也许他无论如何都要参选，以获得足够的知名度。当然了，他很富有，他完全可以做到。”
骆家辉的眼睛一直瞄准着中国
他的中国面孔，从美国人看来正是全球化和公共外交的典型代表，
但在中国人看来却是难以信任的
本刊记者 杨潇 发自北京
2003年8月，星巴克咖啡在广州环市东路开设了第一家分店。两个月后，时任华盛顿州州长骆家辉到访广东。头一天他在批发市场促销华盛顿苹果，第二天就来到星巴克推广咖啡文化。他亲手调制了一大杯咖啡，说自己最爱星巴克的摩卡，而太太最爱的是拿铁，“咖啡和茶都是很美味的饮料，让人放松。人们在咖啡店看书、会朋友，相信中国人民很快也会像享受茶一样享受咖啡。”
位于美国西北部的华盛顿州，当时是波音、微软、亚马逊、星巴克等大公司的总部所在地，也是美国对外贸依赖程度最高的州。彼时，骆家辉已任职近7年，“作为两任州长，骆家辉致力于在世界各地减少贸易壁垒，为美国产品开辟市场。他曾经10次率领贸易代表团前往亚洲、墨西哥和欧洲……”他后来在商务部的官方简历上这样写道，“他还成功地加强了华盛顿州与中国的经济关系。他在访华时把华盛顿州的公司介绍给中国，帮助把该州的对华出口额提升一倍以上，达到每年50亿美元。”
2006年，中国国家主席胡锦涛首次对美进行国事访问，他的第一站选择了华盛顿州的西雅图市，参观了波音公司，还与微软总裁盖茨一道用餐。据《洛杉矶时报》报道，已卸任州长的骆家辉正是背后的推动和协调者。
造化弄人的是，这位第三代华人移民，如不出意外，将以一种奇特的方式回归祖籍地——出任美国驻华大使。6月23日，美国参议院外交关系委员会通过了匿名投票，支持骆家辉出任驻华大使，但最终的任命还需要参议院投票通过。
“骆家辉的眼睛一直瞄准着中国”，这是美国总统奥巴马提名骆家辉任驻华大使后《洛杉矶时报》的大标题。
“我们家族走完这一英里，用了一个世纪”
骆家辉祖籍广东台山，1950年出生于西雅图，是第三代移民。他的祖父骆世泽，坐着蒸汽船来到美国，给一个富有的白人家庭做佣人，这里离华盛顿州州长官邸只有一英里。骆家辉的父亲骆荣硕是二战老兵，退伍后一直没有找到工作，开了一家小杂货店，一家7口挤在公屋里，生活困苦。骆家辉5岁前只会说台山话，不懂英语，在幼儿园因为不爱吃美式早餐而被教员打手板。
靠着奖学金和助学贷款，骆家辉在耶鲁大学完成学业，获得政治学学士学位，3年后又取得波士顿大学法学学位。尽管在美华人素有不碰政治的传统，骆家辉却在1982年竞选华盛顿州议员成功，在拨款委员会任职期间，赢得技术专家的美誉。1994年，他成为华盛顿州金郡第一位华裔郡长，1997年成为美国历史上第一位华裔州长。
骆家辉后来多次说，从打杂的仆人，到华盛顿州州长，“我们家族走完这一英里，用了一个世纪。”奥巴马说，骆家辉本身就是美国梦的主角，“有时美国的故事就发生在一英里之内。”
从1997年到2005年，骆家辉见证了微软和亚马逊这些互联网公司的兴起，却也不得不面对波音公司总部东迁芝加哥的现实，以及应对美国政府为减少债务而对公共开支的缩减。《洛杉矶时报》说，他在任上最令人印象深刻的决策是推出31亿美元的减税和交通规划一揽子计划，从而说服了波音公司至少把“梦幻客机”(787 Dreamliner)的生产工厂留在华盛顿州。
这也是中国从深入改革到“大国崛起”的8年，骆家辉并没有做一个旁观者。1997年10月11日，骆家辉自费与妻子李檬第一次回到广东台山水步镇吉龙村寻根祭祖，几万乡亲闻讯赶来，人们从村口的公路一直排到了水步镇。在此之前，他刚刚在北京受到江泽民的接见。有媒体说，骆家辉的寻根之旅也是中美关系冷淡期的一次试探之旅，他结束访华两周后，中国国家主席江泽民开始对美国进行国事访问，这是12年来中国国家元首第一次正式访美。
骆家辉渐渐为中国高层所熟知。他说起美国国务院告诉他，在党召开会议时，胡锦涛不大可能会见外国人，但“他还是和我会谈超过了一个小时”。而《香港商报》则报道说，在过去的两年中，几乎中国高官每次访美时，都会与骆家辉见面。
2006年，骆家辉再次回乡祭祖，此时他已放弃连任华盛顿州州长，更多地以私人身份奔走于中美之间。而作为希拉里•克林顿的老友，他也为帮助后者竞选2008年美国总统不遗余力，争取亚裔选票，直到投票前一日，他还在休斯顿的华埠为希拉里站台。
希拉里竞选团队成员罗玲后来撰文回忆说，他手里拿着一叠宣传单，走近每个在超市盘桓的人，与他们打招呼，……最后干脆站在超市门口，给每一位进出超市的顾客发放宣传单。而在回答当地媒体关于“希拉里将如何处理中美经贸问题”的提问时，他说，“美国需要中国产的廉价产品，这样美国人口袋里可以多存点钱，可以帮助美国经济。但是美方应要求中方生产没有有害化学品的产品，提高产品的安全性能和质量。中方也可以反过来用赚来的钱购买美国的产品，如此促进双赢。”
“将尽一切手段敲掉中国的贸易壁垒”
2011年3月9日，奥巴马在国务卿希拉里的陪同下，宣布骆家辉将被正式提名为新任驻华大使，接替卸任的洪博培。
“作为商务部长，我已帮助美国企业开拓了国际市场，在美国创造了更多的就业机会。我渴望继续在中国工作，辅助你，总统先生，管理好对美国而言最重要且复杂的外交、经济与战略关系。”骆家辉在发言中说。
为什么是骆家辉？
大多数观察者都把“经贸”视作最有力的理由。布鲁金斯学会中国中心主任李侃如称，这反映出奥巴马政府对待经贸关系十分认真，希望挑选一位这方面的内行人士。
《香港商报》的一篇分析文章说，奥巴马对驻华大使的布局体现了美国对华关系重心在于经贸，其重要性超过传统的地缘政治。2012年总统选战已经拉开先期序幕，决定奥巴马政府政治前景的核心在经济。然而，很多经济学家认为，在经济全球化与国际产业分工的背景下，美国经济自身已经很难创造并保持住每小时30美元工资的就业岗位。清醒意识到这一挑战的奥巴马政府把创造就业的赌注押在出口上。从全球范围看，预期可持续快速增长的大型经济体为数寥寥，能在较短时间内吸纳美国大量出口潜力最大的就是中国。
这恰恰是骆家辉的强项。作为民主党内的温和派，骆家辉一直被认为是一位“重商”的经贸问题专家，任职州长时，他便不遗余力地推销华盛顿州的产品，从波音客机到微软的正版软件，从拿铁咖啡到苹果和马铃薯；2009年起任美国商务部长，他同样不遗余力地推动出口，这一次推销的是全美国的产品——商务部长的职责正是在国内外促进美国企业的利益。
事实上，骆家辉为此已经数次展现了他“强硬”的一面。2010年5月，在接受日本媒体采访时，他直言认定中国的市场经济地位还需要很长时间；一个月以后的美国对华贸易政策听证会，骆家辉声称“将尽一切手段敲掉中国的贸易壁垒”。
今年年初，骆家辉又表示，人民币必须进一步升值，还呼吁美国以外的其他国家，在敦促中国改善贸易做法方面也必须加大力量。最新的表态是5月4日，路透社报道：“商务部长骆家辉在本周三抨击北京阻碍外国投资以保护本土企业。他同时表示如果任下届驻华大使，要致力于推翻这些壁垒。”骆家辉还声称“中国政府正在违背其为海外企业提供更友好经济环境的承诺”，《华尔街日报》认为，这是“迄今对中国作出的最为严厉的批评之一”。
无怪乎有中国网友感慨，“人还未到，声先夺人！”这不禁让人想到美国《外交政策》杂志3月发表的一篇评论，“认为骆家辉作为华裔，就职驻华大使，会享受‘游子归家’的欢迎……这是西方对亚洲国家普遍存有的一种误解。我敢肯定，亚洲人倾向于把亚裔美国人看作黄皮白心的香蕉。骆家辉不幸也属此类，他不会说普通话，更不认识汉字，他也从未在中国学习过。他的中国面孔，从美国人看来正是全球化和公共外交的典型代表，但在中国人看来却是难以信任的。”
恰如一位评论人士指出的，作为华裔大使，有些问题上的立场恐怕骆不得不比非华裔大使更强硬，因为他要极力避免被指“亲华”，所以更要凸显自己对“美国利益”的职务忠诚。
随着“中国因素”越来越呈现出其重要性，如《凤凰周刊》的一篇文章所言，从洪博培开始，美国驻华大使职位逐渐从“终点站”变为了“中转站”。换言之，在北京代表华府的工作，对政治人物而言，不再是“终极的荣耀”，而是政治生涯攀登中的重要历练与资本。
但这也意味着更大的挑战：中美两国虽然互访不断，也的确在增进彼此了解，但从根本上来说仍然缺乏战略互信。两年前，华盛顿希望通过一种“私下讨论”的政策调整影响中国，但如今显然许多美国人觉得此举并未奏效，“他们感到失望，”亚洲协会美中关系中心主任夏伟认为，“南海问题是一个重要的转折点。现在，中国方案仍然在桌面上，但我们有了第二方案，也就是备选方案，要和日韩、东南亚诸国建立更亲近的关系。”
夏伟说，中美关系现在固定在某一层面，“它并不坏，也挺好，但并没有进入一个新的层面。”骆家辉能改变这种局面吗？很大程度上，这并不取决于他。