司徒雷登：归去来兮的政治隐喻
http://www.sina.com.cn 2011年07月18日 08:03 南方人物周刊
主动送上门的工作
而刚从美国驻华公使任上退下，旋即披挂上大清国的一品顶戴花翎，以“办理各国中外交涉事务大臣”头衔，率清廷首个外交使团出使各国，在蒲安臣看来，更像是个送上门的工作。
1867年11月下旬，担任驻华公使已达6年之久的蒲安臣辞职回国。在总理衙门(清廷负责外交事务的部门)举办的饯行宴会上，他向奕䜣等表示，“嗣后遇有与各国不平之事，伊必十分出力，即如中国派伊为使相同。”
蒲安臣的这番表态，让处在焦虑中的奕䜣眼前一亮。
当时，正在开展洋务运动的清政府已深深感觉到与列强之间，不仅要“请进来”，更要走出去。恭亲王在给朝廷的奏折中写道：“近来中国之虚实，外国无不熟悉，外国之情伪，中国一概茫然，其中隔阂之由，总因彼有使来，我无使往。”
更为紧迫的是，1858年《天津条约》规定的10年修约之期将至，清政府担心西方列强趁修约之机“索要多端”，急欲事先遣使笼络各国。可是使臣的遴选和中外礼仪纠葛却成为两大难题。
一方面，以中国之大，居然“使才难觅”，即使要找出些精通外文的翻译人才，都十分困难。另一个担忧是，中国一直要求外国使节觐见皇帝和太后必须行三跪九叩大礼。这遭到列强的强烈抵制，双方只好暂时搁置争议，各国外交官也因此无法按照国际惯例觐见中国元首。如果中国派出使臣，按国际惯例觐见外国元首，那对方的使臣就可以要求对等待遇，“磕头”的问题必定会成为一个大麻烦。
蒲安臣在饯行宴上的这番话，让奕䜣等不禁灵机一动，何不干脆请洋人为使呢？这既能取得遣使出洋的实效，又可以避免中外礼仪的纠葛。在获得蒲安臣的同意之后，奕䜣正式向朝廷上奏：“请派蒲安臣权充办理中外交涉事务使臣。”
在奏折中，奕䜣对蒲安臣极尽赞扬之词： “其人处事和平，能知中外大体，遇有中国为难不便之事，极肯排难解纷。”而且说明由于中外礼仪不同，“用中国人为使臣，诚不免于为难，用外国人为使臣，则概不为难。”
就这样，在清廷和蒲安臣的一拍即合中，外交史上堪称奇闻的“蒲安臣使团”组成了。
为打消英法两国的疑虑，奕䜣等人在使团中加入了英国人柏卓安(时任英国驻华使馆中文翻译)、法国人德善(时任职中国海关)。二人均“通晓汉语文，……兼可以笼络英法诸国”。柏卓安被任命为左协理，德善为右协理。同时，为了维护清廷的体面，以记名海关道志刚及礼部郎中孙家谷二人，同任“办理中外交涉事务大臣”，名位与蒲安臣完全相同。
毕竟，蒲安臣是外国人，清政府对其权限作了某些规定：“凡于中国有损之事，令其力为争阻；凡于中国有益之事，令其不遂应允，必须知会臣衙门覆准，方能照行。在彼无可擅之权，在我有可收之益。倘若不能见效，即令辞归。”
更具标志性的是，在出使期间，蒲安臣设计了中国有史以来第一面国旗，样式为黄底蓝镶边，中绘一龙，长三尺，宽两尺。作为中国象征的黄龙旗飘扬在欧美各国，意味着中国第一次以主权国家面目出现在国际社会之中。在与国际规则接轨的方向上，中国又跨近了一步。
备受争议的《蒲安臣条约》
1868年2月25日，蒲安臣使团乘坐“格斯达哥里”号轮船，自上海虹口港起航，开始出访欧美各国。
面对国势颓弱的老大帝国，各国不可能轻易就范，按清廷的意愿来修约。作为一个资深外交官，他深知此行的难度之大。因此，他把使团的第一站选在了最有把握的地方——美国。
经过一个多月的海上航行之后，蒲安臣使团抵达旧金山。
久历美国政坛的蒲安臣深深懂得，公众舆论对国会决策的影响。从旧金山前往华盛顿的途中，他充分施展自己的口才，热情地向美国听众陈述他的使命：“我希望中国的自治能够得到保持，我期望它的独立能够得到保证，我期望它能够得到平等的待遇，从而使它能够得到与所有国家同等的权利。”
充满热情的演讲，在所到之处引起轰动，深深打动了听众。在华盛顿，蒲安臣取得了此行最大的成就——代表中国与美国签订了中美《天津条约续增条约》八条，史称《蒲安臣条约》。而这也是让他在中国成为一个争议人物的关键。
单从字面上来看，这无疑是中国近代史上所签订的比较平等的条约。在形式上，中国首次以主权国家身份订约；在内容方面，其对等性反映在缔约双方均有设领护侨、移民、办学、宗教信仰自由等权利和义务。这一方面满足当时美国的需要。同时，清政府则通过这个条约，从形式上获得了不干涉中国内政的保证。尤其值得一提的是，其中第七条规定，中国学生到美国留学时，美国“需照相待最惠国人民”对待，为首批中国幼童赴美留学打下了法律基础。其他一些条款对赴美华工、侨民也起了某种保护作用。
在论及这个被后世某些史家指责为卖国的条约时，梁启超称赞“彼条约实为最自由最平等之条约也”。这些矛盾的观点直接关系到中国人对蒲安臣的评价：他要么是中国人民的友善朋友，要么是帝国主义的阴险帮凶。
殉职异域的“客卿”
在结束访问美国之后，蒲安臣使团继续前行，遍访英国、法国、瑞典、丹麦、德国、俄国，会见了各国元首。
1870年2月18日，在参观完沙俄皇宫回寓所后，蒲安臣就觉得不舒服，又咳又喘，而且感到两肋疼痛。志刚让随团的中医给蒲安臣诊治，结论是“肝郁兼受外邪，治宜清解和肝”。蒲安臣夫人请来西医治病，但不见好转。志刚的日记记载了蒲安臣当时的状况：
病势日加，犹日阅新闻纸，以俄国之事为忧。盖蒲使长于海面商政，而至俄国，则与中国毗连陆地将万数千里，而又各处情形办法非一，恐办法稍差，失颜于中国；措语未当，贻笑于俄人。乃日夜焦急，致病势有加无已。
1870年2月23日蒲安臣病故，志刚对此深为悼惜。他认为蒲安臣“为人明白豪爽，办事公平。而心志未免过高，不肯俯而就人，一遇阻碍，即抑郁愁闷而不可解。兼之水陆奔驰，不无劳瘁，受病已深，遂致捐躯于异国”。
蒲安臣病故后，使团由志刚主持，继续访问了比利时、意大利、西班牙等国，于1870年10月回到北京。
19世纪70年代，清政府终于开始陆续派出驻外使节，蒲安臣使团的出行无疑对此起到了关键性的推动作用。此外，随行的中国官员大开眼界，接触新事物，吸收新思想，并锻炼了外交才干。如使臣志刚不仅盛赞在法国看到的铁路、火车，“公私皆便，而利益无穷”，甚至在参观美国国会后还肯定议会制度可使“民情达而公道存”，而且深感国际交往之必要。这些可以从他们所写的几部游记，如志刚的《初使泰西纪》、孙家谷的《使西述略》、张德彝的《欧美环游记》等书中看出来。
有意思的是，在上世纪80年代初中国重新走向世界时，这3本尘封百年的游记被再次印行，再度成为启蒙读物。蒲安臣为清廷“打工”居然会有益于百余年后中国的改革开放。从某种意义上来讲，这恰恰说明了中国走向世界的道路是何其艰难！
司徒雷登：归去来兮的政治隐喻
他与这片土地之间的奇特关系，
就和他魂牵梦绕的回乡之旅一样充满痛苦的政治隐喻
本刊记者 徐琳玲 发自杭州、上海
杭州半山的安贤园墓地，寂静得只有虫鸣鸟叫声。
6月的风轻轻拂过一块八成新的墓地，碑上刻着寥寥数字：“司徒雷登，1876-1962，燕京大学首任校长”。
46年的等待
2008年11月17日，经过46年的漫长等待，美国将军傅履仁终于部分完成了父亲的遗愿——把司徒雷登的骨灰带回中国。下葬当日，到场的有时任美国大使雷登，以及五六名白发苍苍的老者——他们是从京、沪等地赶来的原燕京大学校友。
司徒雷登与这片土地之间的奇特关系，就和他魂牵梦绕的回乡之旅一样充满痛苦的政治隐喻。
1955年，早于去世8年之前，79岁的司徒雷登立下遗嘱：希望自己的骨灰能安葬在燕京大学校园，与妻子墓地为邻。1972年尼克松访华、中美建交，这让追随他一生的秘书傅泾波看到一丝曙光。他四处奔走，与中方高层沟通以落实回葬事宜。
情势于1986年有了突破性进展——傅泾波接到中方通知，经中共中央书记处同意，北大方面允许司徒雷登的骨灰以原燕京大学校长名义安葬于临湖轩。然而，不久，有消息传来，北大方面有人发起联名上书，阻扰骨灰归葬之事。
1999年，北大方面再次提出，出于人道主义原则允许安葬，但要求“低调进行”。不久，发生了美国轰炸中国驻南斯拉 夫大使馆事。中美关系一度紧张，骨灰回葬之事搁浅。
历史学家林孟熹这样评价司徒雷登：“整个20世纪大概没有一个美国人像他那样，曾长期而全面地卷入到中国的政治、文化、教育各个领域，并且产生过难以估量的影响。”
在中美关系历史上，司徒雷登是中国最家喻户晓的名字，虽然是以一种奇特的方式被记住——每一个在1949年后上小学的中国人都能朗朗地背诵上一段：“司徒雷登走了，白皮书来了，很好，很好。这两件事都是值得庆祝的。”
在毛泽东那些广为流传的文章标题中，只有两个外国人的名字曾被提及，一个是“伟大的国际主义战士”白求恩，另一个就是他——“美帝国主义的官方代表”司徒雷登。
“回中国去吧”
初夏时分，银杏和榉树披挂上绿色，给隐匿在闹市区的耶稣弄堂添上一些生机。光绪二年六月，作为美国传教士长子的司徒雷登就出生在小弄里的一幢二层小楼上。
老杭州人中至今还流传着许多关于他的逸事和段子：他能说一口流利的杭州话，每到清河坊街王润兴饭庄吃饭，会对伙计说：“件儿(五花肉)要瘦、肥了倒胃；木郎豆腐(鱼头)多放胡椒，要烧得入味；响铃儿要熬稍！”
1887年，长到11岁的司徒雷登被父母带回美国。对于在中国土生土长的男孩来说，这是一次新奇而可怕的冒险——巨大的轮船，冒着浓烟的火车头和车厢……为了激起家乡人对中国宣教事业的关注，牧师夫妇们采取了功利而轻率的举动——他们给孩子们穿上中国的长袍马褂，让他们用筷子吃饭，用中文唱圣歌，带着他们四处展示。好奇的大人们常常围着司徒兄弟问一些恼人的问题，有些甚至说——“天哪！他们看上去多么像中国人呀！”
大学毕业后，司徒雷登成为一名受学生爱戴的青年教师，他喜爱教育事业，他爱弗吉尼亚平静而熟悉的生活。可是作为海外传教士的后代，他的耳边总是盘旋着一个摆脱不掉的声音——“去海外布道去吧，回中国去吧。”
1905年，司徒雷登带着新婚妻子艾琳，回到了阔别多年的第二故乡——中国。
为了能真正地了解中国文化，司徒雷登专门聘请了一位中文老师，学习汉语和经史子集。他欣赏中国文学中温和的人道主义思想，尤为推崇孟子和王阳明的学说，认为前者“代表先进社会学说”，后者则是“集施政者、教师和思想家于一身”，而墨子的非攻主张则是和基督教倡导的和平一脉相承。
在浙北乡村传教时，司徒雷登觉察到父辈传教方式的狭隘与不足。他认为：没有必要让信徒们在新教和尊崇祖先之间左右为难；洗礼只是一种简化了的信教模式……他的观点逐步为许多在华布道团所采纳。
1908年，司徒雷登被委派任教于南京神学院。为吸引中国民众对基督教的兴趣和关注，他在布道和福音写作中，常常引用儒家的学说来诠释基督教义，以“大同主义”来比喻和描述将福音传遍地球的使命。
这位思想开阔的年轻传教士积极地介入中国人的社会生活，逐渐成为在华传教士中的佼佼者。
自嘲为乞丐的“燕京之父”
1918年，一封来自北平的邀请信改变了司徒雷登的人生轨道。他被力邀出任即将合并的两所美国教会在华大学的校长。
一名教员曾这样回忆燕京刚刚合并时的惨淡局面：人事内斗不休，校舍简陋破败，设备缺乏，学生不足百名，多数教员没有大学教授的资格，学校年年财政亏空。
为弥合现实与理想之间的差异，司徒雷登自动放下了不管筹款的就职条件。他先后10次漂洋过海到美国，和副校长鲁斯博士等几位筹款人，从一个城市辗转到另一个城市，在任何有可能筹到款的场合演讲，向各种潜在的捐款人做说服动员。
“我每次见到乞丐，就感到我们属于他们这一类。”在一次筹款旅行归来时，司徒雷登如此自嘲。对一个以清贫谨守为荣耀的传教士来说，不得不向有钱人低头是一种痛苦而屈辱的经历。为了从美国铝业大亨霍尔遗嘱执行人那里得到遗产，他一次又一次接受难堪的拷问，在几年中为燕京争取到150万美元的捐赠。他努力和富豪大亨结交，成为福特和洛克菲勒家族的座上宾，并最终使得洛克菲勒家族成为燕大最重要的资助者。
在他的执着努力下，一笔笔捐赠开始源源不断地流入燕京。截至1937年，燕京所募的款项高达250万美元。这为学舍、设备、日益庞大的维修经费和教学经费奠定了基础。
司徒雷登清醒地意识到：燕京大学若要发展成一流的学府，必须摆脱过于狭隘的宗教意识的束缚。为此，他频频写信，努力争取美国宗教界人士的理解和支持。1922年，燕大废除了学生必须参加主日和教堂礼拜等宗教活动的校规，第二年又做出削减宗教必修课的规定。燕园里活跃着各种形式的宗教讲座与活动，但是，学生有选择的自由；师生无论是基督徒、共产党党员、无政府主义者，都被一视同仁地对待。
几乎是依仗司徒雷登一人之力，燕大从一所籍籍无名的小教会学校逐步成长为中国一流、世界著名的大学。1928年，在国民政府对14所私立大学的教育、行政的考核中，燕京均名列第一，并被美国加州大学列为亚洲两所仅有的甲级基督教大学之一，其毕业生有资格直接进入美国的研究生院。
曾与他共事多年的燕大末任校长陆志韦曾评价说：“凡是崇拜司徒先生的人，不必褒扬他的长处，也不必为他的短处辩护，应当体谅他的难处。……燕大内部的人事，芝麻绿豆大的事都得轮到他管，他也喜欢管，所以越管越多。外国教职员有外国的事，中国教职员当然更是人多口杂。他老人家一视同仁，种族之见他全然没有。”
上世纪50年代，陆志韦因“协助司徒雷登进行帝国主义文化侵略”遭到了重点批判。
“结识每个营垒中的显要人物”
在动荡的中国时局中，为了让燕京大学能在中国站得住脚，赢得人们的善意，也为了能筹到更多钱款，在助手傅泾波的帮助下，司徒雷登开始了“一场广交朋友的活动”。
他和各个时期不同营垒的政坛重要人物，包括北洋军阀、伪满、民国政府、中共、汪伪政权等等都有过交往。段祺瑞、孙传芳、蒋介石、孔祥熙、宋子文、张作霖父子、冯玉祥、李宗仁、汪精卫、陈果夫兄弟等军政要人都和他结下了不解之缘。
为购买新校址的地皮，他结交了陕西军阀陈树藩，并以低于市价三分之一的价格买到了土地。当他去拜访军阀孙传芳时，虽然对方怎么也不明白“为什么你们外国人要到中国来教育中国人”，还是用100美元打发走了这个老外，后来又加捐2万美元。在司徒雷登的所有社会关系网中，他和蒋介石的交往是最为引人注目的。上世纪30年代，美国遭遇经济大萧条，燕大陷入财政危机。他发起“百万基金运动”。为帮助燕大渡过难关，1934年10月，蒋介石、孔祥熙、汪精卫三人以私人名义在南京举办茶会。随之，燕京大学得到了政府各部的支持。
对于共产主义，司徒雷登在个人信仰角度没有好感。然而，在燕校，他对马克思主义学说和信仰一直采取宽容和保护。抗战期间，他曾帮助共产党获得一批军用通讯器材，并通过个人关系网，把决心抗日的燕京学生输送到中共根据地。一度，中共高层对这位在中国享有很高声誉的美籍教育家也非常友好。1940年，司徒雷登一次意外受伤，毛泽东还特意发去慰问电。
1937年抗日战争爆发，司徒雷登坚守“孤岛”办学。他一边在校园里插上美国国旗，维持正常教学；一边与日本军方周旋，竭力保持燕大的独立性；私底下，以各种方式帮助抗战事业。太平洋战争爆发后，他被日本宪兵抓捕入狱，拘禁长达3年零8月10天。
正是由于这场监禁，在许多中国人心中形成了司徒雷登与他们共存亡、同进退、患难与共的深刻印象。抗战胜利后，他的获释引起了各方的关注。《时代》刊文指出，司徒雷登“有可能是目前中国境内最受敬重的美国人”。
1946年6月，燕大为司徒雷登70寿辰举行了盛大的庆祝会。当时中国国内各党派代表，包括以张道藩为首的国府大员，以及由叶剑英领衔的中共高层，都出席了这次庆生。蒋介石特以一块刻有贺辞的横匾作为寿礼，国民政府颁发“褒奖令”，赞扬他对中国教育的伟大贡献，及在抗日战争中体现出的与中国患难与共的精神。
别了，司徒雷登
司徒雷登在中国极高的个人声誉，以及与各个政治阵营、派别的密切关系，立刻引起当时奉命调停国共矛盾的乔治•马歇尔的极大兴趣。这位杜鲁门总统的特使派出私人飞机把司徒雷登接到南京，游说他出任新一任的美国驻华大使。
1946年7月，司徒雷登出任驻华大使的消息一经传出，处于战火威胁的中国兴起一场意想不到的舆论热潮，“有如阴云密布的天空突然出现了色彩鲜明的一道长虹”(《新闻晚报》语)。在《最后的演讲》中，闻一多热赞司徒雷登“是中国人民的朋友，是教育家……是真正知道中国人民的要求的” 。这一段话却在该文1949年后入选中学教科书时被删得一干二净。
上任伊始，这位“政治生手”对推动和平怀着相当的乐观。1946年的夏秋之交，正是和谈最紧张的时期。当时，蒋介石以避暑之名上了庐山，年逾古稀的司徒只得在烈日下频频奔波来往于庐山和南京之间。
很快，司徒雷登发现自己低估了国共之间无法化解的敌意。他不由得想起曾任驻华大使的纳尔逊•约翰逊在日本侵华期间和他说过的一番话，大意为：我们正在观看一场最有决定意义的历史剧，我们的座位在前排，但是除了旁观和接受以外，发挥不了任何作用。“哪想到我们现在就坐在一个豪华的私人包厢，观看一场令人甚为悲伤的演出。”他悲伤地感慨。
1947年1月，调停失败的马歇尔应召回国。启程前，他和司徒雷登进行了一次针对中国局势的谈话。司徒雷登积极主张美国应支持国民政府，并要求它做出内部改革。他的建议得到马歇尔的赞成，华盛顿也采纳了这一意见——内战全面爆发后，美国在不进行军事干涉的前提下，提供援助，帮助国民党打击中共的军事力量。
局势在一年里发生了根本性的改变。1948年的圣诞节，炮火已弥漫到北平地区。此时，他还乐观地相信这不是他在中国的最后一个圣诞。作为一名信仰自由主义的基督徒，司徒雷登将共产主义和苏联视为某种类似法西斯式的独裁势力。然而，当面对中共接管整个中国的前景，他致电美国国务卿，主张接受现实，积极与共产党接触交往。
1949年南京解放，司徒雷登留了下来，他在静候着另一种可能。
4月24日清晨，一阵吵闹声惊醒了尚在睡梦中的司徒雷登——他惊诧地发现，十来名配枪的士兵闯进了他的卧室。他们一边好奇地打量着他的家，一边大声呵斥这个美国佬——“所有这一切都是中国人民的，而且很快就会归还给我们”。英、法大使馆在差不多时候也遭到了同样冲击。
经过数月的漫长等待，司徒雷登逐渐意识到——他和他所代表的美国已是不被欢迎的“人”。8月2日，他黯然离开中国。在日本冲绳转机时，他得知美国国务卿艾奇逊公开发表了《美国与中国关系》白皮书。
这让司徒雷登惊骇万分。他所呈报的秘密谈话等全被公诸于世，“我越来越不安地想到：这一切将对美国、中国、美中关系产生什么影响呢？那些被提了名字、引用其言论的中国人会有什么后果呢？这对那些一字不改地重新发表观察、估计和报告的美国人——其中包括我自己，会有怎么样的影响呢？”
不出其所料，蒋介石认为司徒雷登对其“支持不力且背后拆台”，毫不客气地拒绝老朋友到台湾履新。而胜利的一方——毛泽东在随后一个多月亲自为新华社撰写5篇“评白皮书”，其中包括那篇流传甚广的《别了，司徒雷登》。
在巨大的精神压力下，司徒雷登不久中风，经抢救后幸免于难，从此行动不便。一年后，他辞去了大使一职。
燕京的肢解，传教士大半个世纪以来种种努力的结果——医院、学校、教堂被毁，友人们所遭受的迫害，让晚年的司徒雷登沉浸于巨大的伤痛之中。让他最为痛苦的，是在那片土地上所遭受的污名——“我自己的处境也是一种嘲弄，过去我是美国自由主义和对中国亲善的代表，而现在却被污蔑为美帝国主义政府的官方代表。”
从名利角度衡量，他的晚年近乎窘迫。他一生持守着清教徒的生活方式，没有个人积蓄；由于长期在华工作，他在美国没有医疗保险、住房和养老金。人生最后十多年是在傅泾波一家的照顾下度过的。做牧师的独子也很少来探望他。后来，美国基督教高等教育委员会得知他的情况后，每月寄来六百多美元的生活资助。
1962年9月19日8时，86岁的司徒雷登在华盛顿去世。寥寥数人出席的葬礼上，管风琴奏出的是中国古曲——《阳关三叠》。
老布什的中国缘
“不打不相识”，与中国在联合国的较量失败后，
他清醒地认识到，中美关系将改写未来世界格局
特约撰稿 尚之 发自北京
老布什与中国的缘份，始于一场“较量”。
1971年10月25日，第26届联合国大会以压倒多数通过第2758号决议，恢复中华人民共和国在联合国的合法席位。之前，时任美国常住联合国代表的布什一直四处游说，力求通过“双重代表”计划，保住台湾在联合国的席位。
面对自己的失败，布什很是沮丧。不过，所谓 “不打不相识”，他清醒地认识到，中国在国际舞台的崛起，正成为不可阻挡的历史潮流；中美关系，将改写未来世界格局。
从此，他把目光投向这个神秘而陌生的东方大国，开始了与它长达三十多年的不解之缘……
和新中国的“第一次亲密接触”
“中华人民共和国代表团穿着淡灰色的毛式服装抵达纽约市，这是我头一次直接同共产党中国打交道。从地缘政治学的角度讲，我感到有些吃惊 ……”
1971年11月11日，布什在日记里写下上述文字。这是他与新中国的“第一次亲密接触”。
由于没法安排任何约见，他精心设计了一场与中国代表团的“偶遇”。11月15日是中国代表团首次出席联合国大会的日子。布什早早来到通往联大会场的走廊，假装与人闲聊。看见中国代表团一行到来时，他扮成不经意间碰到的样子，主动上前与代表团成员“热诚而又不过分热情地”握手，表示欢迎。
他至今仍清晰地记得，当中国代表团副团长黄华遇到苏联大使马力克时，马力克伸出手来和他打招呼，黄华却把手缩了回去。
“我意识到，中国代表的举动是早有预谋……马力克的手就那么停在半空，他的脸色由青变紫……那一刻，虽然只有短短几秒，却显得如此漫长，紧张的气氛无以形容，”布什在当年的日记中写道。
这一幕，让布什明显感觉到，中国对美国只是不喜欢，对苏联却是蔑视。他预感到，冷战时期的中美关系将发生巨大变化。果然，次年2月，尼克松总统正式访华，两国发表《中美联合公报》，打开了两国交往的大门。
1974年8月9日，尼克松因“水门事件”辞职，副总统福特接任总统。因为没能兑现让布什当副总统的诺言，他有意做一些补偿，让布什出任美国驻英国或法国大使。这可是外交官们梦寐以求的美差，意味着将来会飞黄腾达。谁知，布什却做出出人意料的选择：“我想去中国。”
福特在烟斗里装满烟丝，抬起头来。“中国？”他有些不相信自己的耳朵。
“是的，中国——如果可能的话，”布什重复道。
这并非布什的赌气之言，而是他深思熟虑的决定。一方面，“水门事件”让他在尼克松政府里的最后岁月宛如一场“噩梦”，他希望尽快远离华盛顿这个是非之地；另一方面，凭他在联合国任职期间与中国的接触，他敏锐地感觉到，“新中国正在崛起，在未来的岁月里，美国和中华人民共和国的关系，不仅对美国的亚洲政策至关重要，对美国的全球战略也是如此。”
“这是一场前途未卜的挑战，”他在日记中写道。
启程赴任之前，他很想了解当时中美关系的进展，但很快发现，时任国务卿基辛格把所有关于中国的事务看成是他的个人领域，除他身边最亲近的助手，很难接触到有关文件。
“好吧，那我就用自己的眼睛，看真实的中国。”1974年10月21日下午，布什携夫人芭芭拉飞抵北京，出任美国驻中国联络处主任，开始了他对这个神秘国度的探索。