新浪尚文

　　20世纪之所以常常被称为“美国世纪”，在美国的世界秩序构想中，中国的位置一直在变化。中美关系对两国来说一开始并不那么重要，但它的重要性不断递增，越到后来越是重要。

　　20世纪之所以常常被称为“美国世纪”，自然和美国的“全球化进程”有密切关联。对美国而言，两次世界大战既是灾难，又是极难得的机遇——对任何其他国家，它们都只是灾难。因为美国在战争中的决定性力量，它有两次机会按自己的意愿把这个世界塑造成它喜欢的样子。

　　第一次它失败了。威尔逊提出号称“世界和平纲领”的“十四点计划”，倡议为永保和平而建立国联，结果先被欧洲权力政治大打折扣，后被自己的人民否决。首倡国联的美国反而没加入国联。美国人似乎还没做好“达则兼善天下”的准备，不肯为大西洋彼岸的安全问题多操心。10年后，经济危机(1929年至1931年)更使其连“独善其身”也不可得。

　　第二次它成功了。与上一次不同，美国人没有再规避责任，决心领导世界。雄才大略的罗斯福将美国对战后世界秩序承担主要责任视为理所当然。国际货币基金组织、世界银行、联合国、关贸总协定、重建的欧洲和日本见证了一个美国经济资源和价值观念比以往任何时候更被接受的世界，尤其在数十年后苏联解体时。

　　这么说也许没错：在美国的世界秩序构想中，中国的位置一直在变化。中美关系对两国来说一开始并不那么重要，但它的重要性不断递增，越到后来越是重要。到二战时已对双方都有重要意义。

　　以二战为界，20世纪的中美关系总有个“第三者”，前半段是日本，后半段是苏联，与中、美构成一种“三角关系”。一战结束之后，为了争取日本参加国联，美国在巴黎和会牺牲了中国；二战时中美却成了盟友，联手打败日本。新中国建立后，中国倒向苏联，受到美国遏制；20年后中美结盟，共同制衡苏联。从某种意义上讲，两国直到1990年代才进入了真正的“双边关系”，最近10年，更有可能是世界上最为重要的双边关系。

　　美国驻华使节是波动起伏的中美关系的参与者和见证者。

　　所谓“外交授权有限”，他们不是政策制定者，而是政策执行者，有时却也能影响政策。他们一般要请示华盛顿对重大事件的工作指示，不管个人观点如何坚决奉行白宫和国务院所定的对华政策；但特殊的身份和强烈的个性，对中国的真切接触和对美国长远利益的考量，有时使他们越出这界限。从他们的资历来说，要么是总统政治性任命的，要么是外交机构里的职业官员(少数人兼而有之)。一般前者来之前对中国了解不多，但也更少偏见，因为同总统有私密关系，有时可以越过国务院直接向总统陈情；后者常常是会说汉语的“中国通”，遇事更多向国务院请示汇报。

　　我们选出了美国大使中的5位代表人物，与读者分享他们的故事：

　　蒲安臣，先后任美国第13任公使和清朝第一位全权使节，曾代表清政府出使美、英、法、德、俄诸国。

　　司徒雷登，传教士，燕京大学首任校长，及《别了，司徒雷登》的主角，他试图让新中国同美国合作。

　　老布什，可能是中国人最熟悉的大使，后来也成为对中国最友好的总统，在关键时刻维护了中美关系。

　　洪博培，已经宣布参加2012年美国大选，他在中国任期虽短，经历的风雨和收获的赞誉却不少。

　　骆家辉，美国历史上首位华裔州长，刚刚卸任的商务部长，7月即将到任的驻华大使，他需要在华裔背景和美国利益之间做出微妙平衡。

　　本刊记者 施雨华 实习记者 李在磊 刘琳

　　1919 威尔逊 牺牲中国绥靖日本

　　在19世纪，美国的对华政策常常唯英国马首是瞻，之后随着实力的不断增强，对华外交也逐渐独立。1900年前后，欧洲列强各自在中国划定势力范围。为保护在华利益，美国提出“门户开放”政策，以承认列强的势力范围和既得权利为前提，要求他们向美国开放。对中国来说，这一政策的正面意义是提出了要“保护中国领土和行政完整”。此后三十多年，“门户开放”成为美国对华关系基本原则。

　　列强之中，最有超越“门户开放”、独占中国冲动的是日本。

　　“一战”爆发，日本利用与英国的结盟，把德国赶出了中国(山东半岛)和西太平洋(加罗林、马里亚纳和马绍尔群岛)。此时，欧洲力量在亚洲的影响暂时消退，美国成为惟一能影响中日纷争的国家。

　　辛亥革命后，美国是西方列强中最早承认袁世凯政府的，不但派遣著名政治学家和行政学家弗兰克•古德诺担任袁世凯的特别顾问，还鼓励美国银行家向中国的铁路和工业投资。日本向中国提出“二十一条”，美国表示反对，同时却承认日本在满洲等邻近日本的地区有“特殊利益”。在1917年的《兰辛-石井协定》中，美国再次承认日本“在中国的特殊利益”。

　　美国参加一战后，中国也对德、奥宣战，期待通过这场形式胜过实质的“战争”，没收两国在中国的资产，终止与他们的不平等条约。

　　1918年11月德国投降，一战结束。1919年1月，战胜国在巴黎郊外的凡尔赛宫举行和平会议。在和会上，日本代表要求将山东的权益无条件让予日本。中国代表去见威尔逊，希望他主持公道。威尔逊表示：他对日本代表提出如此天真的要求很惊讶，建议中国代表也坦率地陈述中国的主张。

　　驻华公使芮恩施密切关注着这些情况。在和会召开前，他就致函国务院和威尔逊，强调中国问题必须得到公正解决，“否则我们必须放弃使这个世界免遭军国主义灾难的希望”。威尔逊却向日本让步了。巴黎和会的结果是中国空欢喜一场，取代一种不平等的是另一种不平等，德国在山东的权益被日本继承。

　　1945-1949 罗斯福与杜鲁门 盟友撤离中美反目

　　和一战时很相似，二战开始阶段美国保持中立，直到1941年12月7日“珍珠港事件”。次日，美国向日本宣战；同日，中国也正式对日宣战，这时中日战争已经打了4年。

　　接下来4年中美进行了一系列合作：双方达成5亿美元的贷款协定，美国将军史迪威出任中国战区参谋长，中美英三国在开罗举行首脑会议，讨论对日战略，《开罗宣言》宣告日本必须归还中国领土。

　　罗斯福关于战后世界的构想中，中国扮演着重要角色。他的“四大警察论”，设想美、英、苏、中，以类似世界理事会的方式来维持和平。把中国列入四强部分是出于礼貌，部分是因为美国在亚洲需要有一个支持者。因此，美国不顾英国反对，支持中国成为了联合国安理会常任理事国。

　　在时殷弘看来：“罗斯福雄才大略，看到未来，知道亚洲民族主义总是要起来的——本质上是厌恶西方的。这些新兴民族主义国家能不能追随美国，那么当然，中国很重要，是一个样板。美国在中国做好了，就可以引导其他亚洲新兴国家。另一个战略意义，是让中国盟友承担起亚洲一大部分监管任务。这两个意义无论在中国的对外关系中还是在美国的对外关系中，当然都是很重大的。”

　　如果“四大警察”之一拒绝他的角色又会如何，尤其是当这个不合群的警察恰巧是力量仅次于美国的苏联时？罗斯福来不及回答这个问题。1945年4月，日本尚未投降，他就病逝了。

　　在1945-1950年，中国的局势发生了巨大变化。

　　美国对国共两党的态度一开始就有所不同。日本投降当日，杜鲁门命令日军只能向蒋介石政府投降就很说明问题。1946年7月12日——一天前，司徒雷登刚被任命为美国驻华大使——国共内战全面爆发。美国调停国共纠纷失败后，开始援助蒋介石打内战。1949年8月发布的美中关系《白皮书》中美国承认抗战胜利后对蒋介石政府的经济和军事援助多达22.5亿美元。

　　但随着国军的败退，1948年末美国开始调整政策，从“阻止中共取胜”变为“阻止中国成为苏联附庸”。

　　1949年初，司徒雷登就开始与各国大使接触，主张各国外交官留在南京。4月23日南京解放，各外国使团中只有苏联大使随国民党政府迁往广州。周恩来让与司徒雷登有师生之谊的黄华去南京军管会担任外事处长，与他进行私人接触。

　　1949年5月13日，美国国务卿艾奇逊在给司徒雷登的电报中提出了承认中共政府的3个条件：事实上控制国家的领土和行政机关；既有能力又有意愿承担其国际义务；得到中国人民的普遍认可。令美国失望的是一个多月后的6月30日毛泽东发表《论人民民主专政》一文，明确宣称新中国将奉行对苏联“一边倒”的方针。据说司徒雷登曾请民盟的罗隆基向中共领导传话：假如中共对美国和苏联采取中立态度，美国可以承认新中国，并提供30至50亿美元贷款。而罗隆基得知《论人民民主专政》发表，不敢转达消息，几年后才说出来。

　　8月2日，司徒雷登离开中国。美国驻华使馆和各地领事馆人员留守原地“观察”中国。1950年1月，中方收回美国在北平的兵营等房产后，美国终于撤走了全部驻华人员。

　　1972 尼克松与基辛格 借力中国抗衡苏联

　　朝鲜战争、台海危机、敌意的政策使两国的正常关系中断了二十多年。在此期间，双方长达15年(1955-1970)的大使级会谈只是各说各话：中国想要解决台湾问题、被美国冻结的资产；美国劝中国放弃武力统一、加入限制武器的谈判。136次会谈只达成了一个协议，西方媒体称之为“聋子的对话”。

　　中苏早在1959年就已不和，美国的决策层却有很长一段时间没有意识到这是个战略机会，直到老罗斯福之后美国总统中少有的现实派尼克松走上前台。

　　1968年9月，获得总统候选人提名后不久，尼克松在接受一次采访时说，“我们必须不断寻求机会与她谈谈，也与苏联谈谈。我们必须不只注意是否发生了变化，我们也必须找机会制造变化。”她，指的是中国。

　　机会来得很快。1969年春天，中苏两国发生边境冲突。当年夏天尼克松做了个不寻常的决定：放弃虚耗时日的中美现行对话机制，引入中国为转化力量，打破美苏两极对峙局面，建构战略性三角关系。

　　由于中美都认为苏联是比对方更大的威胁，两国对改善关系很积极。有趣的是中国释放善意的方式。1970年10月1日，在中国国庆日的观礼台上，美国记者斯诺被安排在了毛泽东身边。12月，毛泽东接受斯诺采访，表示他愿意邀请尼克松访问中国。中国政府高估了斯诺在美国的影响。事实上，华府根本没有注意到这个信息，直到后来通过其他管道安排好尼克松访华之行时才知道有这么一段公案。

　　1971年7月，尼克松的国家安全事务助理基辛格由巴基斯坦中转秘密访问北京。为了躲避媒体，他先公开访问了南越、泰国、印度等国，最后在巴基斯坦的欢迎晚宴上假装肚子痛，被送往总统别墅“治疗和修养”。次日凌晨，他登上了飞往北京的专机，专程前来迎接的中方代表和领航员早已在机内恭候。

　　由于基辛格访问印度只用了两天，他“在巴基斯坦的时间”也不能超过48小时，以免“厚此薄彼”。当天中午专机抵达北京，下午周恩来就同他进行了会谈。开始，基辛格有点紧张，照着事先准备的稿子念，后来看到周恩来面前只放了一张写着要点的纸，他也收起文件夹侃侃而谈起来。结果包括飞机上的时间，只用了17小时就顺利完成密访。双方约定把尼克松访华安排在第二年的春天。7月16日，中美同时公布双方达成的《公告》。当年10月，联合国大会恢复中国席位。

　　据基辛格的回忆，1972年2月，毛泽东见到尼克松时，一开口就是：“台湾是小问题，世界才是大问题。”他毫不拖泥带水地表示，中国不会动用武力对付台湾，“我们可以暂时不去管它，等个一百年吧！”毛泽东身体状况不佳，不久前还病了一次，原本只准备谈一刻钟，但他靠意志坚持了75分钟，最后才以询问时间的方式，暗示会谈结束。

　　2月27日，中美达成《上海公报》，次日发表——其中有一条显然针对苏联：任何一方都不应该在亚洲-太平洋地区谋求霸权，每一方都反对其他国家或国家集团建立这种霸权的努力。一年之后，双方又发布一份公告，同意将共同“抵抗”任何国家在“全球”建立霸权的企图。

　　美国与中国合作，苏联的最佳选择只能是缓和与美国的紧张关系。莫斯科原本对安排总书记勃列日涅夫和尼克松的峰会反应冷淡，拖拉了一年多；结果，基辛格密访北京不到一个月，就迫不及待邀请美国总统去莫斯科——安排在尼克松访问中国仅3个月后。

　　中国人民大学国际关系学院教授金灿荣这样解释尼克松的动机：“尼克松飞过来和毛泽东握手，主要就是因为美国面临苏联的威胁，他要借力，然后他发现中国是一个很好的借力点。他就来了，屈尊哪，他世界首强，他主动。另外还有一个小的地缘考虑：他要从越南撤军，有一个理论上的困难，就是所谓‘多米诺骨牌’效应：如果越南被共产主义占领，东南亚就守不住，东南亚守不住澳洲就守不住。要破解这个困境技术上讲有一个环节就是把中国拉过去。”

　　次年，美国和越南签署和平协定，美军撤出了越南。中美双方互设联络处，走向关系正常化。

　　1989 老布什 艰难维持中美关系

　　中国驻芝加哥前总领事王立向记者描述老布什和基辛格的分别：“基辛格跟你见10次也不记得你是谁，老布什见过你一次就认得你了。”这天分显然对从政有利。

　　1989年1月，老布什就任美国总统。仅仅一个月后，他的第一次出访就是到中国——这在美国总统中是前所未有的。1970年代当驻华联络处主任那段经历使他对中国怀有特殊感情。所以他担任总统后亲自主持对华政策，而不是由国务院或国家安全委员会负责，一些美国的中国学家说他就像是“国务院中国处的主管”。党内的保守派反对他一上任就访问中国，刚好日本天皇去世，他就利用这机会在参加葬礼后到了中国。

　　老布什见到了邓小平，邓对中美关系感到满意，又说，戈尔巴乔夫将于5月访华，谈得好的话，中苏关系也可以正常化，但不可能恢复到1950年代，也就是说中苏不会结盟。老布什放心了，向邓保证说，“在我4年任期结束时，中美关系一定比现在更牢固、更好。”

　　在此之前，中美关系尽管时有波动起伏，总体上比较平稳。尼克松因“水门事件”下台之后，他的后继者继续寻求对华关系正常化。1978年12月16日(北京时间)中美发表了《建交公报》，两天后中共十一届三中全会在北京开幕。这并不是偶然的巧合。在邓小平改革开放的大战略中，与美国关系的正常化是重要的一环。1979年中美正式建交，邓小平访问美国；1982年中美《八一七公报》发表，两国关系进入了偶有小风波的蜜月期。根据盖洛普民意调查，1989年初，70%的美国人对中国有好感或极有好感。

　　可惜对中国最友好的美国总统，恰恰遭遇中美建交后最难处理的局面。布什访华3个月后，北京发生了政治风波。

　　6月3日深夜(美国东部时间)，老布什获知北京发生政治风波的消息后，当即给驻华大使李洁明打电话询问事态。

　　6月5日早上，尼克松跟老布什通了电话，认为要看长远，与中国的关系不能断绝。老布什表示同意。

　　6月8日，他决定直接跟邓小平通电话。中国方面表示，中国领导人没有这样的习惯。于是，6月20日，他给邓写了长信，一开头就说他是“以一个朋友、一个真正的‘laopengyou’(老朋友)的身份写这封信的”。他希望邓帮助他“维持这种我们都认为非常重要的关系”，除了两国的大使之外，能有“特殊渠道”保持交往畅通，并问中方是否愿意华盛顿派出密使。不到24小时，邓小平就回了信，欢迎美国特使访华，并愿意亲自同特使交谈。

　　通过老布什的特使斯考克罗夫特，中国领导人收到这样的消息：老布什决意维护两国的战略关系，但他必须顾及美国民众的情绪。美国对中国的制裁不会是永久性的，但目前在政治上是必须的。

　　在国会和舆论的压力之下，老布什对中国实施了一系列制裁；但他仍设法维护同中国的正常关系，几次动用总统的否决权反对国会取消或有条件延长中国最惠国待遇议案。

　　金灿荣认为，老布什极有战略意识。“他始终坚持一个大方向，美国长期利益至上，不为时势所动，所以肯定中国的价值。我们可以假设，如果当时不是他担任总统，换一个毛躁一点的，中美可能断交了，退回到代办的关系。但他能让那种关系，虽然艰难，但基本上维持下来了。这就不容易了。”

　　1992年大选，4月，老布什的支持率被低迷的经济形势拉到了39%——一年前海湾战争结束时他的支持率高达82%。压力之下，他同意向台湾出售150架F-16战斗机，向沙特出售价值90亿美元的F-15战斗机。这两宗交易一宗给了德州的公司，一宗给了加州和密苏里州的公司，以争取这3个在大选中非常重要的州。

　　老布什要驻华大使芮效俭事先转告中方，希望得到谅解——他想争取连任成功，再向中国人“作出补偿”。

　　但他没机会兑现诺言了，11月大选结果揭晓，他被克林顿打败了。

　　2001 小布什 先抑后扬顺应潮流

　　1980年代末，东欧剧变。之后，苏联解体，冷战终结。美国成为现代史上唯一一个几乎在每个重要权力领域都建立了首要地位的国家。

　　这也意味着，对美国来说，中国失去了牵制苏联的战略价值。美国甚至开始盛行“中国崩溃论”。1992年竞选总统时克林顿就说：“中国有一天也会走上东欧和前苏联共产党政权的路。美国必须做它能做的一切来鼓励这个进程。”

　　直到1996年5月，美国国务卿克里斯托弗表示，美国愿意通过接触而不是对抗来解决分歧，中美关系才开始改善。1997年江泽民访美，次年克林顿访华，两国视彼此为“建设性战略伙伴”。此后，尽管发生美国导弹击中中国驻南联盟大使馆事件，也没有影响中美关系重回正轨。1999年11月，两国就中国加入世贸组织达成双边协议。2000年，美国通过了中国永久性正常贸易关系法案。

　　2000年，小布什竞选总统时曾攻击克林顿对中国过于软弱，就像当年克林顿攻击他父亲一样。2001年他入主白宫，中美关系也紧张了一阵。先是发生“撞机事件”，而后美国同意李登辉访问、陈水扁“过境”，并宣布将向台湾出售武器，甚至公开声称要“协防台湾”。但几个月之后，“9•11”事件迫使美国重新思考对外政策的轻重缓急。美国认定恐怖主义是国家安全的主要威胁，中国一变而为反恐的“盟友”、防止大规模杀伤性武器扩散的合作者，两国又成为“建设性合作关系”。

　　和克林顿、小布什先抑后扬不同，奥巴马一上任就对中国很友好。或许这是因为当他上任时金融危机已经爆发了。中美通力合作，都比预期更早地摆脱了危机。奥巴马曾向媒体公开表示，中美关系就是美国最重要的双边关系。国务卿希拉里则称中美关系是21世纪国际关系中最重要的双边关系。美国有战略家提出了“G2”的概念，认为中美两国可以携手共进，取代“八国集团”解决世界经济问题。

　　“9•11”和金融危机使小布什和奥巴马得出了同一个结论：后冷战时期美国要应对恐怖主义、大规模杀伤性武器扩散和金融危机，不可能离开中国的合作独自担当。此外，环境和气候变化、传染性疾病等全球性问题也需要两国共同努力。中美互为第二大贸易伙伴多年，2010年双边贸易额超过3800亿美元，经济上互相依赖，在地区和国际事务中合作的广度和深度也前所未有，渐成利益共同体。

　　但中美关系从来都是阴晴不定的。尼克松早就说过，“我们美国人不知道怎样当世界第二，甚至不知道怎样当并列第一。”中国本身的崛起也给了美国很大压力。2009年，中国取代德国成为世界第一大出口国。同年，日本出口第一大市场从美国变成中国，日本民主党取代自民党成为执政党后提出“回归亚洲”口号。第二年，受金融危机影响轻微的中国GDP超过受损严重的日本，比一般预测提前了5年。同时，中国在联合国、WTO、世界银行、国际货币基金组织中也比以前活跃了，在亚洲更成为推动区域合作的重要力量。

　　所以美国对华政策不外是“合作加防范，接触加遏制”：在有共同利益的诸多领域合作；同时也要防范中国对美国在亚太地区乃至全球的利益提出挑战。奥巴马在一些时间一些场合称中国为伙伴，在另一些时间另一些场合称中国为竞争对手，甚至提出美国要“重返亚洲”。

　　不过就像2008年6月时任美国国务卿赖斯访问中国时说的：“我们有分歧，但是这些分歧并没有模糊一个非常重要的事实：美国与中国就是必须合作共事， 如果我们要解决在国际社会中面临的许多挑战的话。”

　　蒲安臣：为清廷工作的美国大使

　　一百多年来，对于这个在中国外交史上具有符号意义的“双面大使”，古今中外众说纷纭

　　本刊记者 徐梅 实习记者 吴鸣 发自北京

　　2011年3月9日，骆家辉—— 一位长着中国面孔、操流利英语的美国商务部长，被奥巴马提名为驻华大使。这位“黄面白心”的美国外交官，迅速成为中美两国乃至全球热议的焦点。

　　而143年前的2月25日，一个刚刚从驻华公使任上退下来的美国人，被委任为“办理各国中外交涉事务大臣”，率领清廷首个外交使团，远涉重洋，出使欧美。在外交史上，这位“双面大使”堪称罕见。

　　在整整两年的时间里，这位给清廷“打工”的美国外交官，带领使团遍访美国、英国、法国、德国、瑞典、丹麦、荷兰、俄国。1870年2月，在彼得堡，他不敌严寒，罹患肺炎，“殉职异域”。

　　悠悠身前事，盖棺难定论。

　　一百多年来，对于这个在中国外交史上具有符号意义的“双面大使”，古今中外众说纷纭。

　　同时代的美国文豪马克•吐温在悼词中称他为“一个伟大的世界公民”，因“他对各国人民的无私帮助和仁慈胸怀，已经越过国界”。

　　在他去世一个月后，清政府深表痛惜，不久便颁布上谕：“该使臣远涉重洋，不辞劳瘁，办事诸臻妥协。著加恩赏给一品衔，并赏银一万两。

　　而在当代，一些中国的修史者将他描述为一个“狡猾、伪善，骗得满清政府信任的资本主义外交官”。

　　他的名字叫蒲安臣(Anson Burlingame)。

　　阴差阳错来中国

　　“计划赶不上变化”这句俗话，用以描述蒲安臣使华，也许再恰当不过。他成为首位美国常驻北京的公使(在此之前，外国公使朝觐后必须立即离京，不得留驻)，的确是一系列阴差阳错所致。

　　1820年，蒲安臣出生在波士顿市的一个拓荒者家庭。

　　他的父亲是一个虔诚而热心的基督教徒，常常放下自家农场的活，参加教会活动，并四处布道。22岁时，他进入美国最著名的哈佛大学法学院深造。1846年毕业后，蒲安臣回到波士顿当律师。

　　父亲的熏陶和自身的经历，使得蒲安臣颇具美国拓荒者的进取精神和追求平等的个性。而这直接影响着他后来的政治活动。

　　1848年，蒲安臣进入政界。此时的美国，废奴运动风起云涌，年轻的蒲安臣积极投身其中。1856年，作为众议员的蒲安臣发表名为《马萨诸塞州的抗辩》的著名演说。这篇演说是美国解放黑奴运动的重要文献。

　　1861年春，林肯总统任命蒲安臣为美国驻奥匈帝国公使。但在此之前，蒲安臣曾发表同情匈牙利革命的演说，因此，奥匈帝国政府拒绝他入境。蒲安臣行至巴黎时方得此消息。正当进退维谷之际，恰好清廷已允许列强派遣驻华公使，林肯总统于是改派蒲安臣为第一任美国常驻北京的公使。蒲安臣喜出望外，立即从巴黎启程赴中国。1862年7月，蒲安臣来到北京。

　　在中国任职期间，这个无论面对国内的黑奴制度还是国外的民族压迫都十分好斗的牛仔议员，竟然成为最受清廷欢迎的外国人。究其原因，是他推行在一定程度上照顾到清政府利益的“合作政策”。这令看惯了列强脸色的清朝政府颇有好感。

　　1862年2月，美国国务卿西华德根据美国在东亚的外交传统，命令蒲安臣在对待中国的一切重大问题上，尽量与英、法等国“协商与合作”。

　　在实施“合作政策”的过程中，精明的蒲安臣扩大其内涵，将“与西方列强合作”扩充为“既与西方列强合作，也与清政府合作”。他的“合作政策”虽然顾及到清政府的利益，但主要还是考虑本国利益。“合作政策”的核心有五项，其一，在中国的“一切重大问题上”，各国 “协商合作”；其二，为了条约权利，保卫条约口岸，不要求也不占用租界；其三，赞助满清政府“维持”秩序的努力，不干涉清政府对内镇压；其四，保持中国的领土完整，不允许任何单独的瓜分或割让；第五，在中国用联合外交来代替武力争夺。

　　在具体的外交活动中，在一定程度上，蒲安臣的确能照顾到中国的利益，从而把清政府包括在合作范围之内。

　　例如，1863年，美国商船“幸运之星”号到达中国沿岸，岸上的人哄抢了这艘船。船主纳尔逊要向清政府索赔经济损失，蒲安臣拒绝为此事向清政府索赔。因为纳尔逊缺乏足够的证据来证明他的财产究竟有多少，也不符合中美《天津条约》第13款之规定：“倘商船有在中国所辖内洋被盗抢劫者，……万一正盗不能缉获，或起赃不全，不得令中国赔还货款。”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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