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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蒋介石下手了

　　在蒋介石眼中，当时被地方势力所割据的西南大后方，四川、贵州、西康都不足惧，惟独云南龙云，虎踞全滇，开富增源，养精蓄锐，所有军事、行政、财政、人事都与蒋介石中央保持独立或半独立状态，对蒋介石貌合神离，阳奉阴违，加上民主运动在昆明开展热烈，蒋对此甚感不安。他因此秘密授意杜聿明：要在军事上解决龙云。

　　蒋介石认为：龙云不可原谅的“罪行”有三：“阻挠政令，危害抗战，包庇左翼分子，使昆明成为共产党的温床。”云南已成心头大患。他曾经计划挑起驻滇美军跟龙云部队的矛盾，两次阴谋未成后，他开始另谋良机。

　　日本战败，1945年8月17日，对法西斯作战的盟军统帅部发布第一号命令指出：“台湾及北纬16度以北法属印度支那境内的日本高级指挥官以及所有陆海空军和辅助部队，应向蒋介石委员长投降。”蒋介石即以此为根据，命令以卢汉为总司令的第一方面军，全部入越，在河内设立占领军司令部(临时军政府)，接受日本投降。其目的就是要调开龙云的左膀右臂及主要武装，对龙云下手。

　　龙云对云南军队全部入越的命令，很费踌躇。他在卢汉去越南受降前，密告卢汉：“如果后方有事，闻讯即火速回军……”

　　事实上，杜聿明已在10月3日凌晨5时左右开始采取行动。昆明北校场的龙云部队及北门宪兵大队都表示愿意照命令缴枪，但东门宪兵大队不接受命令，不准任何人接近城楼。有一个居民说，他同宪兵大队的人相熟，自告奋勇，愿将信送上城去。他得到宪兵大队的同意将信送上去后，这个队长一看是蒋介石要他们缴枪，立即开枪打死了送信人。于是枪声四起，双方交火。北门和北校场龙云的部队听到枪声，也翻了脸，开起火来。

　　“一○·三事件”(又称“十月事件”)事起仓猝，出乎龙云意外。当时全国都沉浸在抗日战争胜利的兴奋之中，龙云对蒋介石也放松了警惕。10月2日午夜，龙云突然接到一个电话，声音仓惶：“龙主席，事情不对，不知有什么意外，市区已戒严几分钟了，是防守司令部戒严的，电话怕中断！……”话还没说完，电话果然中断。龙公馆被包围，交通断绝。杜聿明、李宗黄两人写来的公函此刻送到，说明他们奉命改组云南省政府的缘由。

　　龙公馆有一道后门，龙云就是从儿出走的。离家时，穿着一件普通衣衫，把呢帽戴得很低。在他后面约100公尺的距离，有一个名叫刘兴才的随行副官紧跟，携带一支“自来得”手枪。他们约定：如果前面有阻挡盘查，可能发生危险时，龙云抬手揭帽子，刘兴才就从后面隐蔽处发枪，藉以转移盘查者的目标，以便乘机脱身。

　　10月3日是龙云切齿难忘的日子，他曾多次对他的亲信部下讲述这次事变的过程，“我并没有和蒋介石争江山，夺社稷，大不了只是政治主张不同。蒋介石搞中央集权，我主张地方均权；蒋介石要独裁，我主张民主。抗战期间，昆明就号称民主堡垒。哪里料到抗战一胜利，这个龟儿竟用卑鄙无耻、小偷式的流氓手段对付我。古今中外哪有用军事突袭的方式改组一个地方政府的，真正是贻笑外人了，可恨可笑。龙绳文(龙云第四子)从美国来信说，美国报纸刊登10月3日的事件，标题为《小偷式的袭击》，并说这是‘中国抗战胜利后的第一枪’。本来嘛！连我都容不下，蒋介石还容得下共产党吗？”

　　从此，龙云对蒋介石产生了幻灭感。

　　此路走不通，去找毛泽东！

　　龙云脱险后上了五华山，但失去军事主力的五华山仿佛孤岛，双方僵持不下，最后还是龙的干亲家、蒋介石的舅子宋子文出面调停，允诺龙云的生命安全，劝他接受改组，赴重庆任中央军事参议院院长一职。于是“十月事件”3天后，龙云与宋子文同机飞往重庆。

　　按龙云自己的回忆，在重庆与蒋介石见面时，他一见就指责蒋说，“我在你的领导下服务很久了，自问对你、对国家、对地方都没有什么对不起的。改组一个地方政府，调换职务，这原是很普通的事情，但是不采用正常方式，而用这种非常手段，未免过分，这样做，恐对国人留下不良影响。”

　　蒋介石难堪地回答说：“我的指示不是这样的，这是杜聿明搞错了，要处罚！”

　　当时正值国共两党谈判期间，龙云很注意中共的主张及两党谈判的情况。因为眼伤，他每天都要找人从头到尾把《新华日报》读给他听。每次从《新华日报》上得知对蒋有什么批评，他总是非常兴奋，连声叫好。龙云见着要好的熟人，总是问：“看了《新华日报》没有？”又说：“你们必须多看新华社的消息，新华社的报道可信，不像中央社是个造谣社。”一谈到时局问题，龙云经常说：“此路走不通，去找毛泽东！”这两句话成了他到重庆以后的口头禅。

　　龙云希望入越滇军起来反蒋，为他报仇，但卢汉颇有难处。龙云获悉滇军将到东北打内战，卢汉要回云南当光杆主席，非常生气，骂卢汉“卖主求荣”、“忘恩负义”。此时，龙云与民主党派的联系加强了，甚至到了半公开的程度。周恩来在这段时间也曾与他相见，为他分析中外形势，指点他，“不能呆在重庆，应该设法脱离蒋介石的魔爪，到香港或外地去，才能在政治上起作用，生命才有保障”。

　　飞虎将军带人远走高飞

　　1946年3月，国民党政府还都南京，龙云也被迫迁到南京，被软禁起来，他被安排在中央路156号的洋房居住，受蒋介石严密监视。除总务厅长裴存藩随时跟随龙云外，在龙云住宅和军参院附近，都安插了特务组，窥视龙云院内的动静。特务们还在龙宅大门对面搭了几间临时房屋，表面上卖茶点、冷饮，还有“修理汽车”的店铺，里面随时停放着几辆小汽车，以备急需。每当龙云外出，特务们即乘车跟踪。周恩来在离开南京的前一晚夜访龙云，第二天蒋介石就知道了。

　　内战不利的蒋介石，希望借助龙云的军事策划能力，但龙云直率地说，“我只会搞国防计划，不会搞内战计划。”过几天，蒋介石又把龙云找去，赤裸裸地问：“能不能同共产党打？”龙云干脆说：请委员长问问“三心”，如“三心”皆曰可战，就可以打；如“三心”中有一心曰不可战，那就打不得了。蒋介石问他“三心”是什么意思。龙云说，“一问军心，二问民心，三问良心！”蒋介石听后十分不悦。

　　龙云总是想寻找机会，逃离南京，无奈总被监视。直到1948年12月，被软禁3年的龙云才辗转逃到香港。

　　龙云安抵香港后好几天，蒋介石才知道龙云逃脱的消息，盛怒之下，赏给宪兵司令张镇一耳光，连声大骂：“饭桶，饭桶！”据说张镇下去后，把几个专门监视龙云的“饭桶”枪毙了。这几个“饭桶”临死时大喊冤枉，他们说龙云还在卧室里，并未逃走。原来龙云逃出南京的当天，还传说他当天请客，举行宴会。他们根本不知道龙云是怎样溜出去的。

　　龙云自己在回忆录里揭了秘，原来是飞虎将军陈纳德从中帮忙：

　　我派我的秘书到上海找陈纳德密商，希望他派飞机来南京，我跟陈纳德私人关系还处得好，他的公司是商业性质，自然唯利是图，我跟他有旧交，又出巨款租他的飞机，我想他不会告密。他曾问我的秘书：“蒋是否有公开命令不许龙院长离南京；如有这种命令，就有困难。”我的秘书说：“没有发过公开的命令。”他说这就好办了，以后蒋如追问，我就有词可措了。

　　……

　　此时正值冬令，为了麻痹特务，我便大办过年的东西，杀猪宰羊，腌肉，购买大量煤炭，作春节之用。特务看到这些情形，认为年前不会出事，监视也就比较松懈了。我改乘一辆吉普车，直到约定的地点。不几分钟，一个外国人(姓名不详)乘车来接我，同到军用机场，机场门卫挥旗三次阻拦，后见汽车是陈纳德的，车内又有外国人，即免予检查放行。

　　在知道龙云已经人去楼空以后，蒋介石的应对方法，几乎跟当年袁世凯应对出逃的蔡锷如出一辙：他让中央社公开发布消息，说，“准龙云在港休假三月。”他派毛人凤到香港毒杀龙云，最后也落了空。

　　最后一着将军棋

　　到港以后的龙云，在一段深居简出的生活之后，很快将精力放到策动云南起义上。他曾托人转告卢汉，“蒋介石节节败退，会退到西南，最后退到云南顽抗，是可以预料的。最后仍然是失败，退到台湾或逃往外国，这也是肯定的。这样一来，云南成了最后战场，大家和老百姓的困难不可设想。并且等待人家来解放，大家的罪恶账是算不清的。唯一的办法只有起义，才能自救，救云南老百姓。想来卢永衡(卢汉)到了今天可以清醒了。你回去告诉他应该积极准备起义。才能自救和救云南。若他同意，你们无论在朝在野，要拥护起他干。在外面找共产党的组织关系和各党派联系，我(龙云)负完全责任。起义时间愈早愈好，总以解放军未渡长江之前为好，太迟了搞成马后炮，政治意义就谈不上了。”

　　其实，卢汉此时确已在酝酿，准备响应起义，不过由于云南此时处于国民党中央军和蒋介石特务的包围之中，因此他不能不采取比较慎重的态度。卢汉暗中派人与周恩来秘密接洽，商谈起义事宜，但表面仍无法声张。人在香港的龙云对此并不知情，对昔日兄弟卢汉意见很大。

　　1949年8月14日，龙云在香港接见记者，阐述了自己的政治主张，并公开宣布“云南起义！”。香港各报立即以大字标题刊登了“龙云策动云南正式起义”的消息。这条消息冲击了卢汉，也震动了蒋介石。卢汉忧心忡忡地说，“老主席发表谈话倒不费力，可给我们穿夹脚鞋了。”这为卢汉暗中筹备起义增加了许多压力。

　　1949年12月9日晚10时，在西南边陲，四万多滇军官兵突然倒戈，逮捕了国民党西南行政长官张群、李弥、余程万等高级将领，通电宣告起义，史称“一二·九”和平起义。

　　滇军起义，后院着火，犹如晴天霹雳，彻底粉碎了节节败退的国民党在西南地区建立基地的机会。起义次日，下榻在成都陆军学校的蒋介石，在经历了一整夜无眠的煎熬之后，无可奈何地长叹一声：只有回台湾去过年了。蒋介石匆忙逃往台湾，从此再未能踏上大陆一步。

　　长期绑在蒋系战车上的滇军，至此成了将死蒋介石的最后一步棋。但龙云对卢汉的不满依然存在，一是怪卢汉起义太迟，二是怪卢汉通电起义事先没有知会他。

　　直言惹祸的晚年

　　龙云对新政权的欣喜之情是真诚的。为了适应未来的新生活，他甚至咬紧牙关，在一个多月的时间就和几十年养成的鸦片烟瘾断绝了关系。当时他的朋友与旧部向他苦苦进言，提出了上、中、下三策：上策是远渡重洋，寄居美国；中策是中庸之道，仍留香港；下策才是北上回到祖国。但龙云不为所动，坚持回到了大陆。

　　龙云性格刚正耿直，1957年初的整风运动中，他曾在全国人大的云南组会议上做过一次发言，主要表达了三层意思：“第一，苏联是我们社会主义阵营的老大哥。可是，他们太欺负我们的党和国家了，借我们的债，要高利息，要限期归还。第二，云南解放以前，云南的农村已经遭到天灾人祸的破坏，解放后应该让人民休养生息。第三，我们凉山的彝族区域，还处在奴隶社会阶段，社会十分落后。应该循序渐进地把他们带进社会主义社会来。一来就搞阶级斗争，实行土地改革，我觉得为时尚早。”

　　他这直言不讳的发言一发完，老部下张冲就很担心地私下对他说：“哎，你发言为什么不事前找我商量一下，你对于当前的形势一点也不明白，现在正在运动开始的时候，怎么可以随便泼冷水呢？”又说：“话说得是对的，可是这些话你只合私下向党中央说，怎么可以在群众中间乱说呢？”卢汉在龙云发言回家后也说：“老主席太孟浪，他说的话虽然在情在理，但在这反右的风头上，怎么能说这些话呢？要挨，要挨！”

　　他们的担心一点没错，正因为这个发言，龙云被说成是“反苏”就是“反社会主义”，“挑拨民族关系”就是“反党”，他很快被扣上了“右派分子”的帽子，经历了各种不合理批判。没人知道晚年龙云内心的痛苦，这顶沉重的大帽子一直伴随着他到1962年去世，直到他去世的第二天才摘帽。

　　(感谢西南史专家谢本书教授及云南陆军讲武堂历史陈列馆提供的大力支持。本刊实习记者宋娜对本文亦有帮助。

　　本专题参考书目：《唐继尧评传》、《龙云传》、《讨袁名将蔡锷》、《民国劲旅滇军风云》、《谢本书史学研究回顾》、《迷茫的诸侯：民国时期的西南军阀》、《将军行——蔡锷传》、《西南军阀》、《黑红门：滇系军阀全传》、《蒋介石和西南地方实力派》、《军绅政权——近代中国的军阀时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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